也谈如何理解货币流通量规律——与夏慧玲同志商榷

夏慧玲同志在题为《相对剩余价值和货币流通量规律之我见》(以下简称《夏文》,《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一文中,对姚正学同志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的题为《对货币流通量规律补充公式的质疑》(以下简称《姚文》)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看后,在某些问题上颇受启发,但同时感到《夏文》的基本观点似难成立。     

论服务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兼与智效和等同志商榷

服务有无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是国内外关于生产劳动理论讨论中争论的焦点之一。直接为物质生产所需要的服务(如货运)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劳动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对此,学术界分歧不大(但对这部分服务之所以有价值的论证,有些是不科学的)。直接为消费者所需要的服务(如教育、医疗等)有无价值,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对此存在深刻分歧。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这类服务具有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也具有价值,生产这类服务的劳动具有创造商品价值的能力。     

商品运输不应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发生变化——与江冰同志商榷

江冰同志在《学习马克思关于交通运输问题的论述——〈资本论〉读书札记》一文中说:“就物本身来看,运输工人的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并没确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例如,把商品从中国运到英国等等,在物本身谁也看不出运输时花费的劳动所留下的痕迹(除非确人想起这东西不是英国货)’。[单引号内为马克思语]但不能因此说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也依然如故,毫无变化。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所说的使用价值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它     

商品使用价值是社会属性吗?——与刘家声同志商榷

读了《兰州大学学报》今年第二期发表的刘家声同志《商品使用价值是个历史范畴》一文,很受启发。对于文中所论述的商品使用价值是个历史范畴问题,我们表示赞同。但对于文中论述的商品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问题,我们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以求教于刘家声同志。     

关于通货失衡的两点不同看法——与魏杰同志商榷

拜读魏杰同志《通货失衡的两个理论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一文后,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不能赞同,在此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伍子”的两种解说——与陈立仲同志商榷

屈原《九章》“伍子逢殃兮”中的“伍子”,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直到今天的注本,无不把它释作“伍子胥”,我们认为是正确的,理由有三: (一) “伍子”出现的语言环境是“接舆髡首兮,桑扈赢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全段是诗人就亲身受谗被逐而不用的现实遭遇,联系整个历史上用人方面的悲剧,既自解自慰,又表达中正不阿的决心。“伍子”与“比干”相提并论,“比干”是忠臣,“伍子”也必与之同调,犹如“接舆”与“桑扈”同调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与洪远朋同志商榷

洪远朋同志在《复旦学报》1981年第一期发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吗?》一文中,主要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二十七章的一段话:"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下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资本论》第三卷,第497～498页),并据此得出     

论如何理解均势含义

均势概念的由来历史悠久,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得到广泛的讨论和应用,随着一战后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均势这一概念逐渐被赋予了更广泛、更深层次和更系统的理论解读,均势的内涵也因此趋于精细化、复杂化、模糊化,导致对均势内涵的理解至今尚未存在一个认定的解释标准。本文从梳理均势的渊源和均势的内涵着手,首先厘清均势概念的由来,随之阐述均势在国际关系(政治)中所被赋予的丰富内涵,并从国际体系的、国家的和二者中间的三个层次角度塑造一个理解均势内涵的基本模式,试图以此规范对均势含义的理解。     

应当怎样理解“前因后果”——与陈昌曙同志商榷

<正> 前因后果,即原因在前,结果在后,这是因果联系的一个特点。对此,陈昌曙同志的《前因后果说质疑》一文(见1981年4月23日《光明日报》。以下简称陈文)提出了异议。陈文认为,“前因后果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有困难的。”有哪些困难呢?陈文讲了三点。我想仅就这三点谈点不同的看法。第一、陈文认为,“因果关系是表示相互作用的范畴。既是事物之间的作用,总有相互间的某种‘接触’。如果只讲引起者(原因)与被引起者(结果)分为一前一后,不讲二者的接触,怎么谈得到相互作用?……承认因果关系表示相互作用,又不承认作用的发生要以作用者和被作用者同时存在为条件,是讲不通的。”这里,首先应指出,这段话前后偷换了论题。先说是“事物之间的作用”,因果关系是表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范畴,紧接着又说,引起者(原因)与被引起者(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悄悄地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偷换为因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了。把因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看成是一回事,由此才导出所谓“承认因果关系表示相互作用,又不承认作用的发生要以作用者和被作用者同时存在为条件,是     

再论两种类型的矛盾观——兼与辛敬良同志商榷

我在《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一文(载1964年7月19日《人民日报》)中,曾提出两种类型的矛盾观,即把矛盾划分为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一性为主两种类型。拙作发表后,许多同志虽有过不同意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有正常的学术讨论的。去年第六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辛敬良同志的《同一性的本义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一文,对两种类型的矛盾观重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读了以后,觉得其中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想借此机会重申旧说,期望得到更多同志的批评指教。     

如何理解科学精神的含义

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发展、社会制度、科技政策的合理性、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从科学中提炼和凝结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体系,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优秀科学家是科学精神的化身。我国的科学技术要发展,需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     

对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起源的理解——兼与张育新同志商榷

对于艺术的起源问题,过去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艺术起源于劳动”,并认为这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近几年有人对此说提出质疑。《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发表了张育新同志的《普列汉诺夫怎样论述艺术的起源》。他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之说是片面的、有弊病的,并认为普列汉诺夫没有提出这个公式。《文摘报》一九八三年第八十一期以《艺术起源于劳动不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为题摘登了张育新同志的文章。如何理解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起源的论述,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与张育新同志商榷。     

应当如何思考无限性?——与赖金良同志商榷

<正> 赖金良同志在《关于有限和无限辩证关系的思考》(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6期。以下简称赖文)一文中,认为唯物辩证法关于有限和无限的一些主要命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片面之处”,并提出了他的新见解。对于他的一些新见解,我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共同商讨。     

论两种不同意义的商品使用价值——学习《资本论》扎记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它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反映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则反映商品的社会属性。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只反映商品的自然属性,不反映社会生产关系,因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长期以来,上述观点普遍地流行于政治经济学教学和有关读物之中,也被视为无可非议的真理。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加以推敲,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包含着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因为商品是受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制约的历史范畴,它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按照     

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两个问题——与廖其发同志商榷

在董仲舒的思想研究中,人性论是极有争议的一个课题.廖其发同志的《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在有分析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对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与其相关的教育思想,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给人以启发.但就笔者所见,文中有的论点,似有作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故依一孔之得,就如下两个问题请教于廖其发同志与各位方家.     

社会主义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兼与洪远朋老师商榷

本文把科学研究、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娱乐旅游、理发、沐浴等生活服务和批发另售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统称为服务部门。按照我国传统的理论,服务劳动历来被看作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种观点并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此,我们颇有疑义。我们认为,社会产品可以分为两类: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或者说有形产品和无形     

语境与会话含义理解

会话含义是语用学五大范畴之一,它与语境的关系极为密切:会话含义因语境明确而唯一;语境对会话含义的载体——话语的选择具有制约作用。在分析有关语境的一些基本理论以及语境与会话含义理解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语境对会话含义理解的作用以及对外语教学的一点启示。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腐朽性——与陈伟恕、尹伯成两同志商榷

《复旦学报》1981年第三期和第五期分别发表了陈伟恕和尹伯成两同志的文章,对帝国主义腐朽性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对深入理解帝国主义性质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人们对帝国主义腐朽性问题的认识集中在:为什么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如此迅速?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就得解决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陈伟恕和尹伯成两同志文章争论的焦点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关于金圣叹的两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对于金圣叹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张国光同志对于金圣叹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历来强加给金圣叹“反动文人”的帽子,应该摘去,强加给金圣叹的不实之词,应该推倒。这个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四人帮”曾经借评《水浒》之机,对金圣叹的历史遗产又做了一个横蛮的裁决,硬说金圣叹是一个“反动文人”,把金圣叹研究这个学术问题,变成一个“政治禁区”。张国光同志在十年动乱之后,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提出不少可贵的看法。我认为,这种精神和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对于金圣叹是否是一个朴素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是否是一个歌颂农民革命和革命政权的思想家,我同张国光同志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进一步商榷。     

关于肃慎两个基本问题的辨析——与薛虹同志商榷

■虹同志在《肃慎和西团山文化》一文中,以大量事实说明,西团山文化是肃慎的遗存,及这一文化的断年和与中原的联系等,读后,得益不少。但是,他对肃慎地域和肃慎与挹娄、勿吉关系的论述,与史实有出入。草写此文,与(?)虹同志商榷,求教于读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