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传播视域下的奥运会与国家认同建构

以仪式传播、认同理论为基础,以奥运会为研究对象,关注奥运仪式在促进国家认同形成中的建构国家话语和国家“共同体想象”功能、凝聚国家情感功能。同时指出了奥运仪式传播建构的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探析

政治仪式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呈现政治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历逢国庆节,中国共产党会积极组织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代表们通过参加接见宴请、观礼阅兵、献礼献旗、走访参观等形式多样的国庆仪式,推动了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运用政治符号和象征理论解读这一政治仪式,可以清晰的看出国庆仪式催化了少数民族代表在心理、情感、思想等层面的剧烈转变,这为推动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巩固新生政权、实现政治动员、达成政治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全面开展,亦成为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话语与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是国家行为体在与他国互动基础上,根据自身独特属性对自我的定位和呈现,具有多重性、动态性和建构性。而话语所具有的实践性和建构性本质功能,使其在国家形象的构筑过程中发挥着关键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大多数普通受体也主要是通过话语的描述和构筑,来获得一个国家行为体的相关信息,进而形成相应的认知与相应的国家形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其实是一个话语过程。     

习近平外交话语中的隐喻及政治“现实”建构功能

隐喻是人类共性的基本思维方式与认知手段。它不仅能够传达使用主体的观点、信仰、立场、态度、评价和情感等,也深含富有成效的隐性劝导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乃至重塑交际受体的认知。外交话语中,隐喻的得体使用,不仅有助于交际主体国家生动、形象的表情达意,也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现实”建构功能,即国家间“群内成员关系”的建构和国家形象与立场的建构。习近平外交话语中的隐喻体现了这一政治建构功能。     

国外媒体高度关注国庆庆祝活动

不单是中国人,国际社会也对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在他们眼里,无论阅兵仪式还是展示中国发展成就的庆祝活动,都值得大书特书。     

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的媒介仪式观研究

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的成功,在于通过大众媒介对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传播符号进行了呈现,用媒介仪式建构了国家权威、国家形象、历史记忆这三大意义,从而传达社会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整合的凝结剂作用,教导与规范社会生活。     

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理论探源——以冷战后中国形象的西方解读为视角

后冷战时代纷繁芜杂的动态性现实使国家之间形象认知的冲突性表现得极为明显,有必要运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核心变量探讨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其中,权力是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最本质因素;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制度共同构成了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结构性外部环境;一些国际制度的统一性与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往往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问题,最终影响他者的国家形象观。观念与重复性互动有时更易于阻止他者对一个国家的形象认知发生积极的变化;由于"敌人"的建构具有多重功能而成为某些国家的一种战略选择。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使得国家之间彼此的形象认知很难趋同。国家形象认知的冲突性与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关系。     

他者视角下新闻话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的塑造分为自塑和他塑,既包括自我认知、宣传的形象,也包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折射出的他者形象。在中国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和提升他者视角下国家形象的建构。新闻话语可通过公众的认知建构他国的国家形象。从他者角度,可以分析和判断国家形象建构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措施。本文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以泰国主流英文报刊《曼谷邮报》2020—2021年的300篇新闻报道为例,自建新闻话语语料库,分析泰国主流英文媒体视角下构建的国家形象,同时也发现一些不利因素,并找出其产生的原因,提出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改变报道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建议,旨在促进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     

国家形象的概念隐喻塑造研究

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托语言的表达,而概念隐喻可以在形象建构中发挥特殊功效.作为思维构建的重要手段,概念隐喻在表达简洁、形象突显、认知创新、语言鲜活等四个方面对形象塑造发挥作用;国家形象具有民族性、稳定性、两面性、多维性和变化性等五个方面的主要特点.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语言的表述和建构,概念隐喻也是其重要建构手段.通过整理和分析所收集的涉及指称国家名称的大量新闻报道的语料发现,当前在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话语建构中,概念隐喻在认知层面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动物化和人格化、固化性和临时性、民族性以及意识形态性.     

“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综述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中国正逐步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国家形象”也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每一个中国人必然遭遇的现实问题,因而国家形象建构的相关研究也有了愈加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近五年来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相关文献,对目前我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战略意义、宏观理论突破以及具体案例的实际操作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对现阶段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理论及现实情况作出粗略整理,以了解这一课题目前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国家的身份属性与身份退化

国家是人的集合,因此也具有某种身份。处于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国家不仅具有身份属性,而且具有体系身份和国家间相互多边或双边的双重身份。国家身份的总和可以抽象上升为国家形象,国家的体系身份与相互身份的变化影响国家形象的变化。国家身份的退化本质上是身份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国家功能的无效性和过时性。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政治功能的演变与发展

本文从议程设置、外交决策、国家形象等方面探讨了国际新闻的政治功能.作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是政府、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对象和工具,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之一,也有助于外交决策的透明化和国家形象的提升.     

网络文本内容挖掘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及差异

在若干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的国际社交媒体中采集、过滤、选取具有高传播热度的帖子进行内容挖掘和定量分析,考察国际社交媒体热点传播内容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和差异。中国文化的国际社交媒体传播在文化形象构成、文化内容视野、国际文化关系等方面具有“传统化形象”“日常化元素”“交互性语境”等丰富的呈现特质,不同的社交媒体热点内容也有其不同的侧重。我国需从日常挖掘、地方塑造、立体建构等多层面,加强和改进新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大阅兵：历史记忆与时代诉求（1949-2015）

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行的历次大阅兵的系统梳理,以期从阅兵的历史记忆中发现时代的诉求。新中国成立后举行了14次国庆大阅兵,每一次阅兵凝聚的历史记忆都呈现着国家发展的时代印迹。社会个体的记忆被集体的记忆所收编,大阅兵作为国家意志表征的符号展演,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社会个体表面上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在深层次上亦是内在的自主性蜕变。大阅兵作为一种规制常态,唯有1984年国庆阅兵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属于破例：两次阅兵都发生在时代交替的节点上,前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破浪前行的重要时刻,而后者则处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常态”发展阶段的重要转折期。     

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语言看国家形象塑造

媒体语言不仅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国家形象塑造也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通过词汇、句类、语义三方面策略塑造了一个奋进、团结、光明、崭新、具有亲和力的新中国形象.媒体语言的运用关乎国家形象建构,为更好地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媒体语言在塑造国家形象时要与时俱进.     

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观察

误读,是对文本所反映对象的误解、曲解,是传播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国际传播中,传媒通过对他国源源不断的报道,建构他国的国家形象。受众对于他国形象的认知基本上依赖本国传媒,因此,当传媒对他国的形象建构存在偏差时,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受众误读。国际传播中他国形象的误读现象司空     

仪式和庆典中的族群身份表达——以保安族为例

仪式既是民间社会建构和维持各种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建构和维系社会团结和共同体凝聚力的手段。族群性的实现,也同样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仪式。正是通过一系列仪式,人们表达和维持社会认同,不仅使群体联系得以世代相传,而且也使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得以随着具体的社会环境而调整。从保安族在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各种仪式里的民族表达中,可以透视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某种社会心理处境。     

全球化视域下国际频道出镜记者研究

大众传媒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为广泛的影响范围。西方发达国家将电视节目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载体向全球传播。这些输出内容,在丰富第三世界国家媒体内容的同时,也将电视节目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并参与建构了国际话语体系。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介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容,正在被具有去中心化、全民化等特点的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传播工作和国际话语能力建设。各种各样新兴媒介的出现使相对固化的国际话语结构产生了变化。新媒体所具有的特点让我们看到了打破旧有秩序和规则,提高国家形象,重新建构开放平等的全球话语的可能。     

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合法性分析——以2003年美伊战争为例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遵守包含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种动力,这使得国家对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支持具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两方面的含义。国家对工具合法性的追求比较简单明了,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遵守层次较高,其观察和分析也较为隐晦。然而,价值合法性是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本质所在,也是达成国家权力合法性形象的重要途径,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不满。本文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法意识形态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战争后美国权力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本文认为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和违背价值合法性的结果。     

国家形象战略研究综述

国家形象存在着自我本位与他者本位两重维度,兼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因此国外媒体同样参加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考虑到国际传播中西方媒体占据主流地位的不均衡态势,可以在国家形象研究中引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视角来分析媒体话语,破解被西方媒体建构的中国形象之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制,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或改善措施,优化国家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