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美学的兴起

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环境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对环境与人的审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环境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自然美学、环境伦理学和景观美学。环境美学旨在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它的兴起是对传统美学的突破。     

论生态美学思想及当代诠释

当今世界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问题,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与重构新的经济与文化形态,我国学者提出了生态美学思想。生态美学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广泛关联的一门学科,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而产生,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生态美学的研究,可以重构审美文化的价值形态,建构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体现生态美学对自然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人文视野中的绿色沉思--关于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一种点评视角

20世纪 90年代文化语境的特征之一是人文价值的滑坡 ,精神困境迫使作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这一时期的乡土题材小说着力拓展乡土文明的现代审美意义 ;而富有开拓性的荒野题材小说则努力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站在更宏广的审美视野中体察人类的生存状态     

关于生态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思考

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是以对“生态”的理解为前提的,我们认为“生态”不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单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生态和环境不同,环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术语,是主客分离的二元对立的产物;生态则更多地体现为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所以“生态”是指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在”的诗意的存在方式。生态美学是对人类生态审美观念反思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停留在环境污染、土地沙化等具体层面上,生态美学研究首先是关于自然美的存在状态或者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其次生态关学研究还应谊包括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化问题,让人们告别“祛魅“的世界,重新回到人类栖居的“诗意”的大地上。生态学虽然是从生物学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不能用环境科学、生物科学等的科学方法。同样,在生态芙学研究中我们也不能把认识论作为生态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因为生态不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概念,而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所以,在对生态美学的研究中,其研究方法应该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生态美学应该以本体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前提。     

试论生态美学的意识形态特质

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突破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政治实践方式,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的整体和谐思想又是对现代主体性美学内在逻辑的背弃与超越,指向人与自然、社会的审美生存之境,所以生态中心主义又是一种新型的生态审美观。因此,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核心精神建构而成的生态美学必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紧密契合。     

环境哲学的使命:为生态文化提供哲学基础

环境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是一种新的世界观。20世纪中叶,以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暴发为标志,工业文化开始走下坡路,而一种新的文化—生态文化成为逐渐上升的人类新文化。生态文化作为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它包括人类文化的制度层次、物质层次和精神层次的重大变革。这是21世纪人类建设新文化的选择,是人类发展的绿色道路。在绿色道路上,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建设新文化,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构建和谐社会,必然是环境哲学研究、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对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几点思考

生态美学是人类在现代性反思中思考人与自然的美学关系时提出的。中国的生态美学一方面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美学主潮,一方面是对中国当代的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超越,但生态美学在反拨主体性哲学、人类中心主义时也有众多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新时期乡土叙事的生态解读——以路遥、贾平凹的小说为中心

新时期乡土小说在主题表现与人文描写层面重新续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系。特别是作家路遥与贾平凹等人的创作,从精神生态与文化生态着手,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知青的生存焦虑与精神成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自然万物赐予人类生命的精神资源进行了肯定与赞美。新时期乡土小说所蕴涵的生态意识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如何发展现代农业文明起到极大的启示作用。     

传统认识论美学向当代存在论美学的跨越——薇拉·凯瑟的生态审美观刍议

薇拉.凯瑟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她以具有丰富生态内涵的美国西部边疆为背景,在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上精心营造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两性融溶共存的"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家园。本文从三个层次着重探究凯瑟作品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以期为正面临生态与生存危机的当代人类示范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的存在状态。     

我看20世纪中国美学及其发展趋势

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可以5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50年代之前,研究者并非把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科学,其主张侧重于美学研究应在改造社会人生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美学问题大讨论,使美学研究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形成一股热潮,并逐渐走向学理上的探讨和理论上的建设。当时,实践美学解决了美的根本性质问题。反思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美学与现实人生分离的"艺术哲学"的倾向,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把审美、艺术、人生三者统一起来进行研究,这是中西美学思想史以及20世纪美学研究发展过程所昭示的真理,它也预示着中国美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康德美学的当代意义

康德美学的主体性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在大众文化的喧嚣与躁动中,美学与艺术的主体位置严重滑落,审美-生活化或者生活-审美化正在将艺术主体放逐到边缘地带,听命于自然生命本能的召唤.为此我们应重新高扬主体性美学,恢复审美对人类心灵的铸造意义.     

体育美学：一种生命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

体育的审美是以人为对象,把体育看着是一种生命现象,一种以力量来直接体现人的本质的生命现象。体育美学就是欲对这种现象进地一种文化哲学解释的理论。本文仅就体育的文化本质。"人化的自然"与体育美学的关系及其体育审美的主体和客体的区别问题进论述,把体育的美放在人的本质以及人同身体的自然的关系背景中去思考。     

论“自然人”化：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整合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流形态,实践美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要丰富和发展实践美学,应从其内部着手,整合＂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两个核心概念,生成＂‘自然人＇化＂观,创新实践美学理论内涵,增强实践美学的生命力。     

论庄子"逍遥游"的人生美学

庄子美学是"逍遥游"的美学,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逍遥游"兼有人生、审美的双重意义,成为庄子人生哲学与美学的共同归宿点.在道家学派中,庄子比任何人都更集中、更突出地关注和思考了人生问题,并且把"道"和人生紧紧连在一起,把道的境界看做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美学是从心灵体验出发,追问永恒长存的生命意义,把个体有限的生命纳入到宇宙大生命之中,从而实现美的超越,从有限进入到无限,最终使人生永恒化、艺术化,使审美本体化、人生化.     

生态审美视域中"征服主题"的文化辨析——《白鲸》《老人与海》《年月日》的文本比较

征服自然是人类的古老命题,在现代生态审美视域中,征服主题在中西文化语境与历史语境中有着迥异的审美特征,这种差异性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特质以及人类自然观的演变历程。现代生态观的确立与建构正是在此基础上的提升与超越。将征服主题放置在生态审美的宏观视域中加以文本分析,对于现代生态审美的建构是有积极意义的。     

人本生态美学的几个回归和深化

生态美学或生态论美学的提出,其要义首先是美学自身的思想基础和学理内含的调整以至重建。人本生态美学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以人类生态存在的视野,在人本和生态两者之间实现目的和基础的统一。在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生态美的实际功能和对实践的生态性质等问题上,它要求向自然本体回归从而实现学理上的深化。这种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相适应的美学,也为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和交融提供了可靠的学理基础。     

李泽厚实践美学对主体性的思索

李泽厚关于建立主体性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全面地提出人的问题,他提出主体性问题的思想动机和理论主题始终是个体的人和感性,这也是李泽厚提出主体性问题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意义。李泽厚主体性实践美学对人的问题的特别关注,充分显现了其美学的现代性特质,使其在中国现代美学中占有突出地位。     

尼采悲剧哲学的生存可能性

尼采以希腊的悲剧精神读解人生、诠释生命,把人的生存置于崇高的艺术审美境界之中,昭示了悲剧哲学审美的生存可能性.尼采赋予艺术以形而上的性质,认为艺术与哲学同根;审美的生存方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给现实人的存在提供合理的生存价值取向.只有在艺术审美的生存方式中人与世界的存在才是合理的相互交融.     

从自然审美到生态审美：关系的确证

自然审美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生态化的统一。自然审美在对人与自然共在关系的确证中，表现了自然的美与人的美的自由契合。生态审美是自然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体验的依存、互渗和参与。生态自然审美是以自然审美为中介的生命共在活动，它更趋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关系，并表现人与自然间的天然醇化，用以启示生命的生态化存在。当自然审美和生态审美被艺术性地转换后，它们同时也就得到了艺术审美的提升，成为艺术生态自然审美。     

刑法的美学性质

如果从人文关怀与人性理念看,刑法蕴含着人类的审美意识;刑法凝聚着人类的审美追求;刑法遵循着“美的规律”。三者的结合决定了刑法的美学性质,致使刑法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审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