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

《金瓶梅》也许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令学者尴尬的一部作品.凭它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与哲学思辨色彩,凭它对人类、人性、生命悲剧的深层思考与把握历史命运的企图,凭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精湛的写实艺术,它完全有理由跻身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列,但《金瓶梅》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殊荣.《金瓶梅》“秽书”的恶名毕竟太响亮了,任何一个严肃的中国学者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对这个问题.五十多年前对《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划时代评价的郑振铎先生,谈到《金瓶梅》的意义,也只得斟词酌句地说:“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①(重点号为笔者按)谁都能看出郑振铎先生的真实用意,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郑振铎先生只好用“如果”这样的假设虚晃一枪,以达到充分肯定《金瓶梅》价值的目的.     

“王禅老祖”略考

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纵欲过度而病危,其妻吴月娘派人请来吴神仙诊病,吴神仙说西门庆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治疗,“天罡地煞皆无救,就是王禅也徒劳”。王禅何许人也?各类工具书、人名辞典均未将“王禅”立目,各类正史稗史也未见记载“王禅”的事迹。王利器先生的《金瓶梅词典》、毛德彪和朱俊亭二先生的《金瓶梅评注》均避而不释。台湾的“金学”专家魏子云先生的《金瓶梅词话注释》仅有一个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的解释:“王禅乃仙人与?未能详知。仅儿时听及‘王禅老祖’乃神医之说,不能详记矣!”经考索发现,王禅并不是神…     

“李渔评改《金瓶梅》”考辨——兼谈崇祯本系统的某些版本特征

“李渔评改《金瓶梅》”之说的三条论据均不能成立。首都图书馆藏绣像本插图第101幅后回道人题词为吕洞宾《渔父词》的两首,而非李渔之作,回道人是吕洞宾的别号,不是李渔的化名。两衡堂刊本《三国演义》李渔序为书商伪托,真假掺半,序中关于《金瓶梅》的评论不是李渔的文字。张竹坡评《金瓶梅》在兹堂本题“李笠翁先生著”,系书贾伪托。从李渔和《金瓶梅》的关系看,他没有留下更多评论《金瓶梅》的理论遗产,也不是《金瓶梅》改写者。     

《金瓶梅》中的“达达”考

<正>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古典名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小说写作的地理背景就在于鲁西——古东昌府一带,书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山东方言,这就为研究考证它的人提供了最重要的内证,它直接关系着成书与作者籍贯的考证判断。在所有方言中,亲属称谓方言更显的至关重要,《金瓶梅》中的“达达”一词就引起许多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朱星先生认为《金瓶梅》中有些方言词并非纯山东话,如“达达”吴中方言也有,常州人说“爹爹”(tia tia),宜兴人说(ta ta)即“达达”,可知常州人宜兴人所说的都是“爹爹”的转音。故而,对《金瓶梅》中山东方言的这种认识就成了他的论点——《金瓶梅》作者苏州人王世贞说的一个论据。     

卢楠三考——兼驳卢楠创作或参与创作了《金瓶梅》诸说

<正>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王汝梅先生力倡卢楠说:周钧韬先生亦提出“王世贞及其门人”说,并在特别点出的两位门人中首列卢楠。笔者所考,仅在二位专家所涉及的卢楠生平行实的范围内进行。《金瓶梅》作者可能是卢楠,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和素在满文《金瓶梅序》中首先提及的,但和素没有道出来由和依据,只说“不知确否”,所以尔后277年间无人问津。至1986年王汝梅先生才据其于《脂砚斋之前的〈金瓶梅〉批评》一文中提出《金瓶梅》“有可能是卢楠在王世贞支持与参预下,在民间流传的说唱词话材料基础上创     

《金瓶梅》书中的徽州方言注释

《金瓶梅》斯书问世以来，诸多大家均认为是以山东方言写就。因为《金瓶梅》斯书是从天都外臣序百回繁本《水浒传》第23回套出，有个既定的地理背景。既然《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在山东，用山东方言似乎顺理成章。前贤姚公灵犀就说：“既叙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说归说，他们都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只是大约摸估猜而已。正如孟宪章先生在《论金瓶梅语言模式与山东方言说》一文中说得好：“清代的‘蛮’也好，现代的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     

《金瓶梅》的版本问题

一、《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见版本我们今天要谈金瓶梅的版本,自然要参考孙楷第先生所著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该书“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中所记金瓶梅版本很多,不单本国的,还有日本的。如: 《金瓶梅词话》一百回     

《别头巾文》不能证明《金瓶梅》作者是屠隆

黄霖同志发现《开卷一笑》即《山中一夕话》中有四篇署名为一衲道人,而一衲道人是屠隆的别号。这四篇是卷四的《醒迷论》、卷五的《别(祭)头巾文》《励世篇》及卷六的《秋蝉吟》。而《别头巾文》又见于《金瓶梅》第五十六回。此书卷一题“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卷三题“卓吾先生编次,一衲道人屠隆参阅”。他主要根据以上资料提出论文《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三期)。     

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它的早期流传,与我国当时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首领袁中郎、袁小修兄弟,具有密切的关系。袁中郎的《锦帆集.思白》,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最早透露了《金瓶梅》抄本传世的信息。但是,这两个信息出现在什么时间,目前国内外学者的考证结论几乎都是错误的。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美国学者韩南先生、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认为,是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笔者通过考证认为,是信写于万历二十三年秋。这就是说,《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而非万历二十四年。     

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

《金瓶梅词话》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是一部有名的“淫书”,如今要论它的政治性,岂非是故作惊人之笔? 否!事实上早在它流行之初,人们就指出了它的政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明确说它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有《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与董思自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而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     

明代文化背景下的《金瓶梅》创作及评论

《金瓶梅》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奇书。但无论是长期的封建政治文化专制,还是“五·四”以来新的文化时期,都没能把它摆在恰当的历史地位上。时至今日,虽然人们生活在新的,宽松的文化背景下,可在《金瓶梅》是否是“淫书”,《金瓶梅》作者是谁,《金瓶梅》产生年代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上仍然产生了许多令     

从丁耀亢到丁惟宁——评《〈金瓶梅〉奥秘探索》

张清吉先生在对丁耀亢所展开的全面研究中 ,以许多有力的论据为支撑 ,提出了《金瓶梅》一书的作者是丁惟宁之说。最近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张清吉先生的新著《〈金瓶梅〉奥秘探索》一书 ,对此说进行了集中阐述。张清吉先生在吸收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新的角度加以审视 ,又通过对家乘、方志、碑刻等民间的、地方的史料的收集考察 ,提出的《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 ,具有独特的新意和说服力。张清吉先生的《〈金瓶梅〉奥秘探索》和他的《醒世姻缘传新考》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是一样的。两书第一章都是从对研究的现状回顾谈起 ,分别对《醒世…     

潘金莲、武松新论

潘金莲这个妖丽的女性,始见于《水浒传》;再经《金瓶梅》的张扬,芳名不胫而走。对她的品评,见解亦千差万别。她以淫乱著称,和打虎英雄武松之间,也存在微妙关系。 现在,我们拟由爱情心理学角度,对潘金莲和武松的形象,作出迥异于昔人的蠡测。 一 潘金莲的艺术形象贯串有明一代。始于元明之际的《水浒传》（由施耐庵最后写定）,彻底完成于晚明万历朝署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在《水浒》这部长篇巨著里,潘金莲故事只占了三回（24—26回）;她是为了衬托武松的“天人”形象而出现的。《金瓶梅》由附庸《水浒》而蔚为大国,潘金莲亦从配角一跃成为与西门庆并驾齐驱的头号人物。《金瓶梅》的“金”便指此妪;由她领衔全书,即可知她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     

《金瓶梅》作者不是谢榛——与王连洲先生商榷

<正> 王连洲先生在《东岳论丛》1990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金瓶梅词话>作者兰陵笑笑生即谢榛考辨》,认为“《金瓶梅》是二人以上合作的书。它的主笔作家谢榛就是兰陵笑笑生,辅助作者是昆山郑若庸,写书的发起人与组织者是赵康王朱厚煜。”王文中的不少观点难以令人信服。现抒发一些我们的管见以便切磋。     

《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评李时人《<金瓶梅>新论》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股不小的“《金瓶梅》热”,随之而来的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金瓶梅》研究的论文与论著,可谓成绩斐然。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的新著《〈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是其近年来《金瓶梅》研究的结晶,也代表了目前《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尤令人瞩目。《〈金瓶梅〉新论》突出的特点是“新”,这“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观念与方法的更新。《金瓶梅》是一部伟大而又复杂的小说,单纯用文学批评的标尺去衡量就难以把握其真正的价值,正如李时人同志在书中所说,“那种对《金瓶梅》采     

《金瓶梅》研究的新起点 ——"弄珠客思白"致丁惟宁书札辩证

发现于山东诸城的“弄珠客思白”致丁惟宁书札 ,是对《金瓶梅》研究的深化有着重要价值的文献 ,但却长期受到学界忽视。笔者认为 :此信的作者“弄珠客思白”与《金瓶梅》的序作者“东吴弄珠客” ,均是董思白 ;信中所谈到的“奇书”正是《金瓶梅》 ;《金瓶梅》抄本的最终源头在诸城丁家 ,丁惟宁是此书的续作者 ,而原作者乃其父丁纯。这封信的发现 ,为全面破解《金瓶梅》创作之谜提供了重要契机 ,堪称《金瓶梅》研究的新的起点。     

《金瓶梅》《笑笑录》之异问

一首小诗 ,把明代小说《金瓶梅》与清代笑话集《笑笑录》牵连在一起。《笑笑录》卷五载有《王姓诗》,诗曰 :　　三槐旧族实堪夸 ,听我从头说几家 :　　小二沿街敲鼓板 ,老八到处送琵琶。　　已无道士能降怪 ,剩有虔婆惯卖茶。　　地下若逢韩捣鬼 ,岂宜重问后庭花。　　严格地说 ,不如说诗是口口相传的顺口溜。诗前按语 ,谓是“旧诗”。惜未指明“旧”是何时 ,诗作者为谁。　　诗确是借《金瓶梅》之事 ,嘲王姓之人。嘲王姓谁某则无法指实。诗从嘲王角度 ,审视《金瓶梅》,启人新思路 :　　惯卖茶 ,一个“惯”字道出 :《水浒》《金瓶梅》中 ,王…     

《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吗?

一九五八年,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明清文学小组,曾对《中国文学发展史》有关《金瓶梅》的评价展开批判(注)。这本自成一家的文学史著作起初认为:“《金瓶梅》有它的艺术价值,但是一本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见同年三月一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中文系同学提出了:“《金瓶梅》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的反现实主义作品。”著者接受帮助,说这次运动使自己“明确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主要错误方向”,所以他在一九六三年七月新一版的修订本中便得出了“从总的精神来说,它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的结论。事过境迁。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实践,人们已经逐步从严峻的历史反复中冷静下来,开始对事物作出较为切实的评价。自然,《金瓶梅》的整理出版与分析研究也有可能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进行。现在,公开说它是一部反现实主义作品的说法还未见到,但持有它是不是一部自然主义小说的疑惑却还存在。对于这个以什么样的方法     

《金瓶梅》泛解

<正> 《金瓶梅》在明末已被列为“四大奇书”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当时已经问世的长篇小说之中,它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清初人又把《金瓶梅》标举为“第一奇书”,这就不管你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是和书中放肆的性描写有很大关系了。性问题不仅是研究《金瓶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是拦在你面前必须先将它制服的一个问题,否则你就过不去。指斥《金瓶梅》是“淫书”,应该说是师出有名的,虽然这个评价未免太皮相了一     

汪道昆创作《金瓶梅》考

《金瓶梅》作者是一个谜，现代史学家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认为：“假使我们可以把他牵就为王世贞，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把他归结到曾著有杂剧几种，和托名天都外臣编有《水浒传》的汪道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