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传播中的期刊

"两个口号"的论争与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而这又受制于论争参与者的价值观念与期刊对俄苏文学和文论译介的互动。1934年至1936年,国民党系统的期刊译介俄苏文艺,一般以作品为主,且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主题相关。同人期刊译介俄罗斯文学名家名作,也积极译介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艺动态。左翼的期刊译介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苏联文艺政策的文章。它表明中国的文艺界进一步向苏联的文艺思想看齐,因而"两个口号"论争的理性色彩也进一步加强,但同时也使论争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现象无法完全克服。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

厨川白村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具有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1928年至1934年文学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传播中的期刊

"左联"时期的文学论争与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都与期刊的译介有密切关系.1928年至1934年间,左翼期刊积极译介苏联文学作品和无产阶级文论,同人期刊也较全面地译介苏联文学并能及时地介绍苏联文坛消息,期刊与读者均能理性地看待苏联文学,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和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影响的扩大,也是这一时期论争的理论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但由于这时的期刊依然存在片面地追随苏联文艺的倾向,因而这一时期"左联"方面依然没能克服盲从和"左"的现象.     

景、情与诗教:艾青在陕北的文艺活动

艾青在陕北的写景抒情诗作,以及他与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搜集并热情称赞的窗花,体现了文艺通过对自然性和社会性元素相融并生的呈现而获得的抒情特征.将之与延安对作家和艺术家社会位置的革命性改造放在一起看,这些作品体现的是可以被称为诗教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通路.这条通路与1940年代"民主与诗"的激情及其匮乏形成对照,也昭示了对某种现代性的诗歌和诗人的刻板形象具有辩驳力量的文艺.     

表现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

由于对"人"的重新肯定和张扬,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具有浓郁的"表现性"色彩.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民族写意艺术精神同表现主义戏剧的表现性特质相互修正、交汇融合,内化于戏剧艺术创作之中.表现主义在当代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戏剧实体,它往往只是作为依附性的亚结构融化于现实主义戏剧之中.表现主义戏剧对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深刻的表现性艺术气质.在直觉想象与观念呈现的戏剧思维中,同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相比,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少了些抽象化和观念性特点,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象化方式.当代中国一些实验性话剧中,戏剧结构的基本构架被打破,而代之以一种表现主义戏剧中常见的意识流似的心理结构;同西方表现主义戏剧一样,镜头化的叙事方式使当代中国实验性话剧获得了一种对人物心理揭示的独特表现视角,给予观众以巨大的心灵震撼.     

多重契合:现代主义与表现主义

现代主义是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各种文艺思潮的概括,表现主义也是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席卷整个欧洲和北美,涉及到文学、美术、音乐等多个领域的一场文艺运动.二者在许多方面有契合之处,主要体现为:一、在精神实质上,二者都以深重的危机感和变革意识为鲜明特征;二、在艺术手法上,二者都主要采用了"表现法".     

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以契诃夫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为例

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舞台呈现是构成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迟于对其的研究,但一经译介后即引发了广泛的影响;契诃夫戏剧作品的"非戏剧化"倾向对中国现代戏剧及其舞台呈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当代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舞台呈现则表现出演绎化、多元化的特征。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一角度考查"契诃夫经验"对于研究外国文学经典传播具有借鉴的作用。     

影响、反响与回响——《巴尔扎克在中国》评介

<巴尔扎克在中国>一书以优秀学术专著的水准勾勒了百年来巴尔扎克在中国的行走足迹,梳理了学界对他的译介、研究及其对中国文人、学人的影响与渗透,侧重于对其传播途径与学术交流"研究的研究"、"反响的反响"以及"影响的回响".该书的优点体现在: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结构清晰,方法得当;行文流畅,干净漂亮.     

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与文艺功能论

实行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制度对文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国的封建社会与宗法制有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而宗法制之对行使君主专制的政治权力,在"家国同构"中起极大的作用.政治型文化必然带来对文艺的政治功利要求,对文艺首重政教功能论可谓遍布所有体裁、样式的作品中,而且纯文艺不发达,也导致了文艺家独立人格的丧失.宗法制的"纳上下于道德",形成了伦理中心主义,使道德教谕成为文艺的内容和批评标准,文艺不重个性,而重在群体的、共性的道德与感情.     

"情绪主观是文艺的始终"--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情绪主观是文艺的始终"是厨川白村主要的文艺思想,在他看来,文艺的进化就是以"情绪主观"为主流而向前发展的,这期间,尽管还有其他的流派出现于文艺发展的长河中,但那都是因了时代的需要,而临时出现的一股股的文艺支流,这种"被理智或科学或经验所支配的文艺"只是一种暂时的变态现象.当那个时代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新的时代所取缔的时候,那个文艺支流也就同时被取缔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情绪主观"的文艺主流.     

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以契诃夫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为例

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舞台呈现是构成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迟于对其的研究,但一经译介后即引发了广泛的影响;契诃夫戏剧作品的“非戏剧化”倾向对中国现代戏剧及其舞台呈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当代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舞台呈现则表现出演绎化、多元化的特征.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一角度考查“契诃夫经验”对于研究外国文学经典传播具有借鉴的作用.     

艾丽丝·门罗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出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在国内的译介出版始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其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历经了沉寂期、转折期和"门罗热"的繁荣时期,其特征由早期作品简单译介、作品和评论研究并重到小说集的集中出版及评论研究的百花齐放.对门罗在中国译介传播的研究,会对国内门罗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促进作用,从整体上呈现门罗研究的发展态势,推动门罗在中国的研究和译介出版.     

林语堂与表现主义美学

林语堂是将西方表现主义美学引入中国的重要使臣之一 ,然而在引进、传播的过程中 ,由于种种原因 ,他对表现主义美学的理解和译介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误读”。对此问题的研究 ,有助于更深刻、完整地了解林语堂的文艺思想观     

《红楼梦》翻译与民族文化传播

文学名著的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译介名著《红楼梦》时,中国译者杨宪益和英国译者霍克斯受各自文化的立场、地位和态度的影响,分别采用了韦努蒂所提出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使得其中的宗教、民俗、地域等中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命运。中国翻译工作者应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侧重于便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异化"策略。     

从陌生到熟悉：雷克思罗斯研究在中国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和“垮掉派”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和多元文化的倾向,但由于国内研究资料的匮乏,学者对雷克思罗斯及其诗歌的认识和研究还停留在边缘化阶段。文章在综述“垮掉派”文学流派的国内研究基础上,侧重介绍雷克思罗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概括其国内研究的特点和拓展方向,以期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雷氏诗歌的研究当中来。     

威廉·戈尔丁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历史与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一度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界关注的热点。自1981年戈尔丁被介绍到中国以来,戈尔丁在中国的译介已有三十余载,而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冕无疑是戈尔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的重要分水岭。通过系统梳理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追溯一些长期被忽略的文献材料,回顾戈尔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发现译介过程中的问题,有益于今后的戈尔丁研究。     

转型期中国大众文艺的世俗视角

与1980年代初开始的新时期文学作品往往从知识分子视角展开叙事不同,1990年代的大众文艺是以一种完全世俗化的、平民化的视角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在前者的叙述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信仰等得到了真挚的同情和由衷的歌颂、赞美,而在90年代大众文艺的世俗化讲述中,知识分子及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趣味、思想趣味却成为"被叙"和"被审"的对象.     

“左联”时期国际路线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

"左联"时期,中国进步文艺界执行的是国际路线,因而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追随苏联文艺界文论动向的整体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中国文艺界开始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文献的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论文献译介份额开始明显增加;高尔基的文论文献开始成为译介的重点,出现了"抢译高尔基"的现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开始成为另一译介引进的重点;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弗里契等人文论文献的译介逐渐边缘化。中国进步文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中的这一基本取向,使我国文论界较为迅速地输入了当时世界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建构的最新成果,接通了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界的沟通渠道。     

中国话剧的表现主义与奥尼尔的《琼斯皇》

西方戏剧的表现主义,早在“五四”时期就被介绍到中国。1920年,正当表现主义成剧住德国鼎盛期,我国就有宋春舫等人介绍评述了表现主义戏剧艺术。此后,斯特林体堡的《鬼魂奏鸣曲》、凯泽的《从清晨到午夜》等剧作也时有被翻译出版。但这些理论介绍与翻译都未曾对中国话剧创作产生明显影响,除了象郭沫若这样个别剧作家外,大多数剧作者都紧紧追随易卜生戏剧。只是由于《琼斯皇》一剧崛起剧坛,才引起东方剧     

论译介对中国现代白话诗的影响

"五四"及其稍后时期的翻译,既继承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传播新思想的传统,又具有实践性、系统性和创造性等新特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译介,对中国现代新诗在内容、题材、风格、形式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新诗呈现出形式新颖、流派纷呈、写法多样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