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运用诗歌教育人民

陶行知(1891—1946)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大众诗人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教育领域中不断地批判和创新是他一生最大的业绩;“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他进行教育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而大众化的诗歌则是他教育人民的手段。为了有效地教育人民,他直到临终前夕(1946年7月24日)还整理诗稿到深夜。     

论徐志摩诗歌思想倾向的演变

<正> 新诗运动六十年,徐志摩无疑地留下了自己的履痕,茅盾曾评价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是中国布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确实,在新诗史上,徐志摩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诗人。 综观徐志摩的全部诗歌,无外乎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以及爱情的咏叹与风景描写。但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我们却看到了条明显的,对于诗人来说是不甚光彩的痕迹。即:作品的思想性愈到后来愈灰暗。诗人诗歌的思想倾向,有着完整的演变过程。     

试论朱湘译诗的观点与特色

朱湘(1904-1933)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走向诗坛的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不断进步,由自然诗人逐渐过渡到面对人生的社会诗人。他勇于探索新诗的形式,曾对我国早期新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新诗是一方未垦的膏壤,然而却有丰美收成的希望。尽管他的一生短暂、坎坷,充满凄苦与幽愤,他却始终孜孜不倦地在这块膏壤上深耕细作,创作和翻译了大量诗歌,在我国新诗史上留下了他的业绩。 诗人热爱祖国,生无媚骨而刚直不阿。     

徐志摩诗歌的爱、自由、美主题探究

徐志摩是新月派重要诗人,在诗歌的形式方面,他和闻一多一起提倡新诗的格律,为我国新诗的健康成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徐志摩一生追求单纯的信仰:爱、美、自由。因此,爱、美、自由也成了他诗歌中反复咏唱的主题,这是他诗歌内容和其他诗人的区别之所在。通过结合徐志摩的具体诗歌,探讨爱、美、自由主题意象在他诗歌中的具体表现。     

苍山洱海 绚丽多姿——论白族诗人晓雪的诗

晓雪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白族诗人。在我国少数民族诗歌花圃中,他的诗是一簇独具风姿的鲜花,给社会主义祖国的诗苑,增添了璀璨夺目的光彩。 从五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三十年来,晓雪创作了四百多首诗歌,出版了三本诗集和四本文学评论集。不久前,《晓雪诗选》荣获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1983—1984)优秀新诗     

论朱自清的新诗

朱自清是现代著名散文家,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但长期以来,人们很少谈他的诗歌,他也未给自己编过一本诗集,这真是件憾事。 朱自清的新诗作品并不丰饶,而且多数作于青年时期,但他一生与新诗有不解之缘。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创作第一首题画诗《睡吧,小小的人》开始,他先后在《新潮》、《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小说月报》、《诗》等报刊发表了六七十首诗作。一九二一年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次年创办中国第一本诗刊《诗》,由朱自清和刘延陵、俞平伯,叶圣陶主办。一九二二年,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文学丛书之一《雪朝》,内收八位诗人作品,公推朱自清首席。后又编成诗、散文合集《踪迹》。此后,他潜心新诗理论研究,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诗论。《新诗杂话》一书是他研究成果的集萃。与此同时,他仍不断受诗兴趋遣,写出一些新诗。     

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体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现代汉诗的探索及其必然性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现代诗歌与现代汉语的关系及出路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在“挑战”面前从容应对与积极反思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在生命律动中捕捉诗美——关于“新诗主体性”问题的一点思考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陶行知诗歌创作初探

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语),陶行知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近百万字的论著;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诗人”(郭沫若语),陶行知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近千首诗歌。长期以来,陶行知的教育论著,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对其诗歌却很少有人问津,没有引起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新诗发展史研究者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应有的疏略。为此,本文试就陶行知诗歌创作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些探讨,求教于大方。     

论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格律论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他的诗被誉为"融古化欧",承上启下,影响深远。他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诗论家。论文拟从中国文化和文学建设的视角,用卞之琳的翻译理论和新诗格律论反观他的翻译与创作实践,探讨诗歌节奏的意义,探测卞诗、卞译给我们的启示。     

关于郭沫若诗歌主张与实践的几点认识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然而郭沫若这个名字首先被人知晓还得归功于他的诗歌。他最先是以诗人的面目赢得“知名度”的。 郭沫若从1919年开始写新诗,1921年诗集《女神》出版,成了当时震撼文坛的一件大事,从而奠定了郭沫着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的开拓地位。几十年来,他在新诗、历史     

新诗主体论笔谈(之三)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 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 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 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 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试论“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诗歌

(一)在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坛上,汪静之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他是较早作新诗的诗人之一,从一九一八年开始汪静之就学作新诗,一九二一年开始,在《新青年》、《新湖》、《小说月报》等主要杂志上发表新诗,一九二二年,汪静之与应修人,潘莫华、冯雪峰一起组织了我国新文学中最早的诗歌团体——“湖畔诗社”。湖畔诗社的诗人们“以淳朴的爱情诗开始走上文坛,他们的作品流露了青年的坦率的感情,对自由婚     

略论蒲风的詩歌创作

蒲风(一九一一——一九四三年)是我国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的骨干成员和代表诗人。他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从思想内容看,他自觉地运用诗歌这个武器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反映了农民的痛苦和反抗,发出了人民大众反蒋抗日的呼声,描绘了军事上的“围剿”与反“围剿”,表现了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斗争的深入,开拓了诗歌反映生活的新领域;第二,他有意识地提倡诗歌大众化,促进诗歌与群众结合,为新诗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这两点是蒲风对中国现代诗歌史提供的新东西,应当充分肯定。     

论彭燕郊“潜在写作”期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

彭燕郊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诗人,他的创作跨越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从抗战时期一直延伸至今。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诗歌界和学术界对他关注不多,他的诗歌艺术探索,特别是后期诗歌由于疏离政治话语和主流思想而没有引起评论界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图把彭燕郊“潜在写作”期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纳入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新诗从单一到多元发展的大框架中,论述其诗歌所绽放的思想光辉和独特的艺术品质及其在中国诗坛所占有的历史地位。     

试论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及其抒情特色

中国新诗的发展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说这六十多年的历史足以汇成中国新诗的大海的话,那么,每一个独特的诗人就是一条河流。它们以各自的形态流动着,滋润了生活的大地;同时又从不同的入海口,汇入新诗的海洋,为新诗的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何其芳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诗人,他始终寻找着“我的河流”,“低低地唱起自己的歌。”“在我的河流”里航行,唱着“自己的歌”,是诗人何其芳最显著的特点。当清晨,当星夜,他独自凭倚在长长的白石桥上,踯躅在槐荫下,或者瞑坐在幽暗的小窗前,他是敏感而细腻的,“常有些微妙的感觉突然浮起又隐去”,他不惯于从生活本身,从外部世界去得到艺术的发现,而是“倾听着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何其芳的诗歌是那些“微妙的感觉”、“心灵的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