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钱钟书与陈衍诗论之异同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三元说”“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以及诗歌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成为同光体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钱钟书与陈衍的诗歌理论,并指出了二人在诗论核心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马凯诗词的承流、近源与本体

古代诗人政治家是马凯诗词的远景,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则构成了其近源。马凯及其旧体诗词表明,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诗人政治家一直延续到当代。马凯作为经济学家,又从事旧体诗词创作,其旧体诗词也不当以普通文学作品看,而应纳入到“学人之诗”的范围。由于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学术理念与学科背景等不同,马凯诗词与元白新乐府、现代学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古代士大夫以儒家实用理性入诗,是产生现实主义诗歌的根源;马凯以现代实用理性入诗,其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现代学者以现代人文学术入诗,开辟了古典诗词的新境界,马凯旧体诗词以当代政治经济学入诗,是现代学人之诗的延伸与发展。与元白新乐府相比,是两种实用理性的不同;与现代学人之诗相比,是两种人文价值的不同。中国诗性智慧、现代经济学理与当代政治实践三者的和谐,既是其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作为诗人的贡献所在。     

现代学者旧体诗词创作与其学术之关系

在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一大批有影响的现代中国学者,除了从事本专业的学术研究之外,还写有数量不等的旧体诗词。这些旧体诗词的最大特点在于“以现代学术入传统诗词”,从而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旧体诗词创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现代学者的学术与其旧体诗词的相互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先有诗,后有学”模式,即在旧体诗中先有了某个“心理意象”,然后才逐渐展开为某个重要的学术方向;二是“先有学,后有诗”模式,即先有了某种知识结构与学理基础,才发而为充满现代学术与思想的诗篇;三是在“学”与“诗”之间“如盐入水”、融合无间,这代表着现代学者旧体诗词的最高境界。由于学术与诗的密切联系,还有“学术变,诗也变”的现象。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不同于一般的遗老遗少之作,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钱钟书与陈衍诗论之异同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三元说""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以及诗歌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成为同光体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钱钟书与陈衍的诗歌理论,并指出了二人在诗论核心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指误

刘士林先生的专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存在知识性的硬伤:将钱钟书赠冒效鲁诗认作“与发妻(杨绛)之唱和”;引用学人诗、文,错字多达130余处,此外还有许多学理方面的问题。本文指出其错误,列表校正大量错字。学术界应该纠正浮躁的风气,对质量不高的著作不宜盲目推崇。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灵魂的冒险--读孙玉石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孙玉石先生的新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他在新诗研究领域“灵魂冒险”的又一次成功探索。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以下简称《诗潮史论》）中，孙先生“灵魂的冒险”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即文化的、历史的、审美的三重视角。三重视角之间彼此独立而又动态联系。孙先生用摇曳多姿的笔调引导我们在现代派诗美丽的海里尽情遨游，在三维视角的互动中展现了现代派诗的丰富形态和复杂内涵，以历史态度和审美标准的辩证统一抵达了现代派诗的本质。首先看文化的视角。作者在前言中指出：“诗是一种带有普遍性…     

论陈三立诗

论陈三立诗□胡守仁陈三立诗宗江西诗派开山祖黄山谷。陈三立与郑孝胥并时而出，为清代诗坛两巨子，号同光体。三立服膺山谷，得其法乳，当时以宗匠目之。陈三立的诗渊源于山谷而不局限于山谷，即所谓学山谷而不为，学是手段，不为是目的。他论诗即持此义。他说：“吾摹乎...     

浙江外国诗研究述略

我省的外国诗研究始于20世纪初。80余年来,在此领域辛勤耕耘的学人众多,成绩卓著,不仅在学术上受到国内外瞩目,而且与本国诗歌事业紧密联系,互相促进。 外国诗这一研究方向是鲁迅开辟的。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中结合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发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号召,热情赞扬以拜伦为代表而“力足以振人”的摩罗诗派即欧洲浪漫主义第二浪潮的诗人群,而特别弘扬其启蒙思想与“立意在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从非我化到情感化--论宫体诗与宫怨诗抒情范式之差异

官体诗与官怨诗的抒情范式体现出明显的不同.情感内质、抒情身份、审美趣味、情感层次的差异奠定了两种范式的具体内涵.宫体诗因为主客体之间处于相对自足状态,可称之为非我化型,而官怨诗则因为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谐和融合的关系,可称之为情感化型.     

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诗之变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

李、杜之后,韩愈以其豪壮奇崛、艰奥生新的雄风驰骋于中唐诗坛,前人对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历来毁誉参半。“宋人于唐诗推尊子美、退之至矣”,但对韩愈以文为诗“犹不免有所疵议”。明人喜尚清疏空灵,甚至有人直斥韩愈“于诗本无所解”。乾嘉以后,肌理说、桐城派、同光体一派文人在维护封建道统和文统的同时,提倡一种学者之诗,崇尚生涩险奥的风格,韩诗才被奉为“圣境”,这派诗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为什么封建阶级在其灭亡之时要通过标举韩诗以挽救传统诗歌的没落呢?要想弄清这种美学观念变化的基本原因,就必须对学者之诗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进行深入的考察。     

无可说即是说也——中国哲学的深层思维向度

与西方哲学相比 ,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方面有一个显著特征 ,即重直觉参悟、经世致用 ,而逻辑推理与为求知而求知的方面则欠缺。其中直觉参悟实构成中国哲学的深层思维向度 ,它可分为正负 (或肯定式与否定式 )两个方面 ,本文拟探讨否定式思维向度的必然性及其理论意义。一、“说”之对象——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否定式思维方式在中国哲学中有很多具体表现 ,其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无可说即是说也”。“说”即是用语言描述 ,“无可说”即无法用语言描述。“无可说”之“无”严格地说应是“不”,“无可说”也即“不可说”。如果这里的“无”不是“不…     

日本访华学人纪行诗与近代文明论之关系

近代以降,东亚地区“华夷秩序”受到欧洲文明的冲击而至解体。日本访华学人以近代中国为“他者”镜鉴,并以纪行诗的文本叙事方式投射出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背离困境中舍“东”趋“西”的方向抉择。概言之,其受国民性格、传统、利益和使命的影响于纪行诗中通过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表述而将“自我”纳入文明,将“他者”从文明“除名”,表露出对儒教文明的疏离和对欧洲文明的追崇乃至自我主体建构的文明论转向,并促进形成其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     

戴震诗说研究

戴震诗说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宗旨为孔子的“思无邪”说,此宗旨源于戴震根深蒂固的尊经意识。二、方法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而知人论世为戴震说诗的主要方法。三、从与《孔子诗论》相较中可窥,戴震诗说与《孔子诗论》同异互见。四、评价戴震诗说之得失,并对其失作深层意义上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