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官场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肖仁福《位置》人物形象分析

肖仁福长篇小说《位置》塑造了沈天涯这一作为政府核心部门里的核心角色的官场文人形象。与同类官场小说不同,对于最终从权利中心走向权力边缘的沈天涯,肖仁福既无褒扬亦无批判,而只是通过对机关零距离的写实,来呈现沈天涯式的精神困境,并以此表达自己对转型期官场体制的反思和对官场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     

历史理性与人文情怀的双重张力--新时期官场文学略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官场文学通过社会转型时期官场权利生态的准确描摹和文人官员内心隐秘世界的深入探究,对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冷静的理性审视,表现出深刻的人文情怀,显示出历史理性和人文情怀的双重张力.     

王跃文官场小说中的官员话语书写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建构了一个属于官场的独特的话语系统,对官员话语进行了传神的书写。其官场小说中的官员话语呈现言不及意、官话连篇,言少意多、回味悠长,言意分离、暗藏机锋,话语欺骗四种形态。王跃文的官场小说逼近了官场真实状态,创造了官场小说新的人文深度,开启了官场小说的新境界。     

官场小说别样写——读刘伟长篇小说《拾级而上》

《拾级而上》是一部有特色的官场小说,围绕柳浩然的官场经历展示了当下官场现实的很多方面:塑造了一群知识型官员的群像,对为官之道和做人之本作了正面书写,平衡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为灰色的官场文学增添了亮色;知识型官员形象的正面描写为官场文学形象增加了光泽;自觉的文化阐释和诗词表达,为官场文学增进了书卷气。小说表现出以儒家文化律吏治国的思想倾向,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时代语境下官场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与身份认同——肖仁福官场小说论

肖仁福小说主要表现时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和身份认同问题,展现了这一特殊群体在自我定位和精神认同方面的内在矛盾。肖仁福从市场语境、体制束缚的角度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处境和文化观念,将他们面对来自传统观念、商业氛围和体制权力的压力进行了全面揭示,剖析了转型时期官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思想状态。     

以官为本的官员形象－－近十年小说官员形象分析

小说官员形象的“官本位”意识的描写源自历史的“官本位”文化和现实官场中强烈的权力本位主义欲望的影响。绝大多数小说官员形象或多或少都有官本位意识 ,区别官员好坏的标准 ,不在于他们是否追逐权力 ,而在于他们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 ,以及对权力进行利己性操作。小说官员形象的“官本位”意识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刻意追求权力 ;一是肆意地扩张权力     

论李济运的二重人格

作为官场知识分子,李济运是官员和知识分子二重身份的结合,具有二重人格。他一方面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特征,不乏社会道德良知和现实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他又认同官场混世哲学,妥协于官场腐败和官场潜规则。官场现实对人性的扭曲腐蚀是造成李济运二重人格的重要原因。     

“边际人”：多维文化世界里的挣扎——解读肖仁福小说的一种视角

肖仁福的小说坚持从边际人的视角出发,对处于新旧交替价值体系中的官场知识分子进行了集束性观照,将他们在社会剧变过程中的彷徨、失落和尴尬描绘得丰富而深刻。肖仁福小说中的"边际人"分为两类,一是表现从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向官场文化人格转变但又尚未完成过渡的形象,一是表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人物形象。     

大学何为?——论《大学校长》

老悟的《大学校长》突破了一般"反腐小说"、"官场小说"所惯有的暴露黑幕、道德训诫的模式,将人们对现实的忧患升华到对大学精神、知识分子使命等宏远命题的思虑中;小说对高校生态的描画能够真实贴切、拷问能够直抵要害,同时又张扬着担当的道德勇气,充盈着绵远的人文情怀,堪称一部反思大学教育的优秀长篇小说。     

论刘毅官场小说的哲学意识

刘毅的官场小说写作是从现实角度对人性所做的深层探究。他一反时下一些官场小说追求社会性、时效性和轰动效应的做法，以冷静的笔触，揭示了当代中国乡村基层官员的生活和命运，表现了对权力和金钱的崇拜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这种异化主要体现在性爱的手段化、性格的商品销售型，以及具有主体性的人变成了权力机器上的零件。导致人异化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欲望。     

试论清末官制改革(1901—1911)中的文官设置及其特点和影响

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文官设置包括对中央机构的调整和增设,以及对内阁的改组等。文官机构的调整和改革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重用皇亲勋旧,并在一定程度上取法西方,来达到权力制衡,并以渐进因循的方式进行官制机构改革。清末的设官分职是国家整个政治体制包括文官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和大调整,其规模、深度和广度为前代所无。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扩大了国家职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促进了当时政治体制的近代化过程。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孟浩然求仕新论

孟浩然终生都有着求仕的强烈愿望。他求仕的主要目的是忠明主,孝双亲,济苍生,求显赫以及留名于后世。他求仕所走过的主要途径有终南捷径求仕,科举求仕,干谒求仕,交友求仕和献诗求仕。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孟浩然终其一生也没能进入仕途。     

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他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为官史修纂储备史料,并以此为契机约束日益膨胀的皇权;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极力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使史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树立了典范。     

吏治与治吏——新时期中国政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思量

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际成功经验昭示：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就是治权,治权首在治人,治人难在治心。吏治清明的根本在于制度,必须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重塑新时期中国吏治与治吏,首在把握人治与法治、官治与民治、律治与心治关系的理路。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仕宦经历与苏轼思想的转变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由得意到失意的仕途变化中,他的思想也随之在改变.他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开始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步入仕途,当遭受打击后,借助于佛老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最终集儒道择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旷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他的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略论明代的僧官制度

明初确立的僧官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这套僧官制度,在僧官设职、铨选、职掌等方面,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僧官网络,并通过编制僧籍簿册,有效地管理了有明一代的佛教事务,使佛教一直成为明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得力工具。     

当前干部队伍官德建设研究

官德建设是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基础,官德体现执政党的执政宗旨,关乎党的执政风气,影响党的执政效能,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最为紧迫的是要搞好官德建设。官德建设,一靠自律,二靠纪律,三靠法律。新时期,我国可以通过端正用人导向、提高干部道德自律、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官德规范体系和健全权力制衡机制等措施来加强官德建设。     

论职务犯罪的预防

文章从“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反腐败工作方针入手,探讨了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前提。指出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开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法律的手段实现预防。     

政治文化与当代官场小说概论

政治文化对官场小说有着深刻的影响。当代反腐政治文化在题材和主题上规约着当代官场小说,表现为题材的新闻性和主题的反腐性。同时,传统政治文化包括"官本位"观念、道德自律和权术文化等,也对当代官场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使当代官场小说成为折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