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的范围内容、层次结构与制度灵魂角色

2018年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成立,标志中国现代、普惠性儿童福利时代来临。本文以国家福利责任和社会福利制度理论视角,界定儿童福利观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制度灵魂角色,论述儿童观、现代儿童观、儿童福利观、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家庭福利观之间的关系,描述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儿童福利制度范围内容、层次结构,探讨现代儿童福利、家庭福利观与现代儿童福利、家庭福利制度建设之间的内在制度逻辑。中国特色、现代、普惠、广义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和关键之举是：重构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家庭福利观,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福利责任主体是国家;现代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主要制度途径是国家为本的政治责任与政治机制;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服务制度体系建设的优先领域与战略重点是以现代家庭福利服务为基础的现代儿童福利服务制度。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特色儿童福利概念框架与儿童福利制度框架建构

2010年既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又是中国儿童福利元年与家庭福利元年,标志中国儿童福利运动,尤其是儿童世纪和儿童福利时代的来临,儿童福利概念成为核心概念。儿童福利概念内涵外延、界定取向、社会理解与社会建构成前提性基础理论与重大政策议题。本文首次概括中国儿童福利概念界定个体化、专业学科、模仿西方、职能部门化和行政管理化五种传统取向,率先提出学术理论研究、纵横交织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建构界定等方法,构建了儿童福利概念框架。儿童福利概念框架决定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以现代性儿童福利概念框架为基础,笔者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与服务体系,强调国家儿童福利责任主体与责任范围内容。最后,笔者简要讨论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对世界和平发展、中国全球战略、国家形象建构、国家最高利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多重长远和战略意义,强调国家是儿童福利制度框架建设的责任主体,指出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制度最基础与最核心的部分,儿童福利制度建设是国家最大和最优先的政治问题,当务之急是形成"社会福利共识"。     

中国残障福利政策模式的战略转型与"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

本文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史角度,依据社会福利理论,主要运用文献回顾方法,以西方国家残障福利制度历史经验为参照,首次系统回顾、总结中国残障福利制度发展规律.笔者认为2010年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残疾人福利是社会福利制度与福利时代的重要内容.中国残障福利制度与服务体系分为两大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尚未成为"独立性"政策议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人道主义式道德化"福利模式,制度化与法制化残障福利制度初见端倪.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宏观社会处境下,道德化福利模式战略转型迫在眉睫,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本文首次提出"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范围内容,指明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最后笔者根据现代杜会福利制度发展变迁普遍规律与历史经验,充分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针对残障福利工作战略转型,建立"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的状况,提出若干宏观战略思考与政策建议,描绘"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建设路线图与方向,明确阐述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和残障福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主体角色与国家行动议程.     

基于参与式福利理念的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之启示简

在全球化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参与式福利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福利理念,主张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以该理念为指导,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变福利济贫为教育培训,解决弱势群体能力贫困,提高其发展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减少福利依赖;注重公民“心理利益”的培育,提高民众幸福感、成就感与满足感,变工作与生活负担、风险为机会与福利;提供机会提高民众在福利政策中的参与性,以提升中国的社会质量,共同促进福利改革;重视家庭、开发并扶持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多元福利内容的提供,加快感性实践与感性选择下的福利社会化发展,从而建设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公民多元福利需求的特色福利体系。     

美国、英国和日本残疾人福利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代表了不同的福利制度类型。美国是自由主义型的典型代表,在个人主义和新教伦理思潮的影响下,建立了以提高残疾人独立生活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英国则是西欧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在集体主义和社会权利思潮的影响下,建立了以提升残疾人生活水平为目标且内容广泛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日本是东亚福利制度的代表,在家庭主义的影响下,建立了以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为目标的有限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三种残疾人福利模式各具特色,对中国残疾人福利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国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社会保障统筹研究——以刺尔滨鄂伦春族为例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在社会保障建设中,面临着民族统筹与城乡统筹并举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少数民族社会优惠政策存在着难以及时取消的过渡困境和难以促进发展的发展困境,需要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民族统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社会优惠政策不利于农村少数民族的城乡流动、权益保护,及其对传统保障方式转变的应对,需要进一步进行城乡统筹。统筹应该以福利优越、稳定与发展并重、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等为主要原则。统筹的福利项目应该比照城镇进行设置,既有无需个人贡献、用于稳定的项目,也有以个人努力为基础、用于促进发展的项目。统筹的组织和管理应立足民委,要进行统筹的理论准备与宣传。统筹的推进还需分期分批,以人口较少的小民族为起点,拓展至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     

女性主义福利视野下的中国福利制度研究

中国福利制度建设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因袭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观念,我国女性福利频受侵害,福利制度建设也步履维艰.从女性主义福利理论视角透视女性福利与福利制度现状,提出建构中国福利制度的路径:消除社会性别盲点,优化福利制度顶层设计;增进反性别歧视意识,完善劳动女性福利制度以及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保障女性家务劳动合法权益,这些对完善中国福利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新社会风险: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自1990年代以来,"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认为,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服务业崛起、妇女就业增多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大量新的社会风险,对以传统社会风险为主要考虑的战后福利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新社会风险视角是对以降低福利支出、缩小国家作用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和"福利紧缩"政治的超越,它对转换社会政策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关注新社会风险的起源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     

福利三角框架下的高等教育福利制度研究

从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历程看,作为福利多元主义的福利三角理论是西方福利理论发展的最新形态,记载了西方国家福利理论从剩余型福利理论到制度型福利理论再到发展型社会福利理论演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利三角理论框架中教育和培训成了福利制度设计的核心环节,也成为了解决西方福利国家困境的关键一环。分析福利三角理论框架下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福利制度对发展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福利制度有重要启迪意义。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风险表征及其化解策略

制度设计的主观动机与现实运行的客观效果不能达成一致,进而出现功能偏差并导致种种不确定的意外后果即会形成制度风险。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经历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型及全球化的剧烈变迁,当三重境遇形成合力作用于尚未彻底定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会表现出三种难以与社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制度风险:流动性障碍风险、公平性缺失风险、财务不可持续性风险。因此,必须树立正确风险观,积极应对制度风险,倡导"积极福利"、"多元治理"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理念。     

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支持——以西南地区为例

西南地区生态资源丰富,现有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多民族文化特征独具特色.近年来,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显著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优秀传统文化观、生态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目前,西南地区已初步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依赖.然而要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问题建设协同推进,制度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形成新的路径依赖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西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制度环境(宏观制度体系)、制度实施(微观制度体系)两个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参与式福利理念的提出与构建

参与式福利理念是在全球化的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理念下把福利看成是一种资源和能力,注重公民及社会组织在福利体系建设中的参与性行动,以构筑＂政府、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其他个体＂的帮助网络来推动福利社会化建设;并强调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以解决能力贫困,促进公民能力的全面提升;还强化了公民的福利责任,主张变福利依赖为积极创造福利,变消极福利为积极、能动的福利。参与式福利理念的运作机制强调的是优势视角下的增权;助推福利社会化的发展;解放性实践与对话沟通;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     

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资本理论研究

通过走访7个典型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调查了50多个社区,研究发现,制度资本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高效包容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同时,还发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建设中的投融资体制以及企业制度等五方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影响;文章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场以人为中心,涉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全面转型,包含着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高效包容、制度经营与制度资本更新。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同时文章还从制度创新角度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合理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云南省构建特困民族社会保障制度的特殊视角

云南的特困民族包括居住在边境一线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和“直过”民族,在这部分人群中已经实行包括实施救灾救济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农村特困救助工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和部分特殊保障措施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当地民族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地区现在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还在扩大,为体现社会公平、达到共同富裕、加快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优先对这些地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将传统的保障制度和现代保障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利益博弈与政府缺位--以H省D市旅游汽车市场为例

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各种利益主体利益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的逐利行为广泛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章结合个案,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在现有制度下,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个利益主体如何围绕各自的利益进行复杂的相互博弈。这里既有企业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无奈,也有政府部门的权力寻租和规避责任的消极作为。由于显性博弈与隐性博弈相交织,使D市旅游汽车市场处于无序的非正常状态,给各个利益主体带来大量资源上的浪费和福利损失,暴露出政府在制度、监管、责任、服务和理念多方面的缺位。为了使这种利益博弈规范化和有序化,并达到动态平衡,有必要调整现有制度设计,并弥补政府的多方面缺位。     

制度变迁中的党、国家与社会:一个案例探析

本文以浙江嘉善县实施近5年的县、镇、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体系建设为案例,展示了一个由地方政府推动的、诸多部门配合的、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的诸多社会管理难题、以提供更便利的公共服务为内容的制度变迁或创新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阐明地方政府在推行制度变迁过程中有哪些关键机制在发挥作用,以及循着这些发现去进一步探究现有政治体制的动力机制。     

制度变迁理论下我国最优税收立法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税收立法的进程是不同相关主体之间由于目标函数的冲突和不一致而进行的多方博弈和策略互动的过程。我国最优税收立法的核心依据是建立在税收法定主义基础上的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从税收立法的进程看,税权设置不合理、税率设置缺乏基本法和法定主义以及税收征管缺乏有效监督与审查是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我国的税收工作未能在衡平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有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在加快税收法定主义和税收基本法构建的前提下,合理设置税权、科学设定税率、加强税收的监管应该是当前构建我国最优税收立法体系的关键所在。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冲突与感性选择

国有企业改革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典型的制度转型。由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变化速度、可移植性、功能和机制上的差异,二者之间相容性与不相容性同时存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制度冲突（不相容性）导致的张力必然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反过来个体行为也会影响到制度冲突。     

论人的发展与制度创新

人的发展源于内在生理需求的动力,这个动力通过人的实践劳动,经过制度化路径,使人发展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人的发展的开放性又使已形成的制度发生变化,促进制度创新。因此,人的发展与制度创新是辩证的统一。它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从现实的辩证的高度来把握人的发展,促进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