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民国时期苏北灾荒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使得苏北地区的灾荒未有稍息,水灾、旱灾、蝗灾、兵灾、匪灾等交替发生。“十年九灾”的频仍灾荒给苏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晚清（1840—1911）关中水灾研究

文章通过全面调查历史文献,针对现有研究未能给予关中水灾以充分重视的缺憾,采用统计分析法对晚清关中地区水灾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晚清时期关中水灾频仍,呈周期性分布,且有不断加剧之势;水灾区域分布很不平衡,渭南地区最甚;然1852—1876水灾平缓年间,水灾旱灾交替出现,其交替期最初为十年左右,后转变为两年左右。究其原因,19世纪以来的西北地区气温进入寒冷时期是水灾出现的自然原因,而政治格局的动荡使水灾呈现更为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与华北其他地区一样水灾多发。经过对详细统计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归纳出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的时空分布特点,以为今天的河流治理提供些许借鉴。研究发现,卫河流域水灾总体上清后期多于清前期,并表现出随时间推移而多发的趋势。具体而言,在时间上呈现出几个水灾发生较密集的时间段,且嘉庆以后水灾日益严重,几乎无年不灾,这与清朝社会由盛转衰有一定的关联性。在空间上,卫河流域各县水灾发生次数以滑县以下为最,但严重水灾的发生次数则以浚县以上的中上游为主,说明上游水灾更易造成严重的损失与后果,此特点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明清时期海南岛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海南岛南渡江中下游流域是水旱灾害多发地区。定安、万州分别为水灾、旱灾频发区。时间上看,秋季频发水灾,春季频发旱灾;咸丰、光绪时期是水灾多发期,咸丰时期还是旱灾多发期。明清中央政府建粮仓、兴建水利设施防灾抗灾;地方官员或上奏朝廷赈灾,或号召富户、士绅等以钱物赈灾,或向上天祈雨消灾;民间百姓或逃往山中采食,或出海谋生,或通过信仰妈祖以求获得救赎。     

福音与救济:晚清新教传教士与山东黄河水灾论略

自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后,黄河泛滥成灾,沿河民众深受其害,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在其论著中对黄河及水灾情况也多有记载,称之为"中国之痛";面对地方政府救济不力的局面,传教士出于普世博爱之心,深入灾区,分工合作,调查灾情,呼吁捐款,散发赈银;黄河水灾屡治不止,李佳白、法思远等传教士还对根治黄河水灾,提出了筑堤束水、开通直流、疏浚河床等建议。不可否认,传教士参与黄河水灾救济带有强烈的传播福音的功利动机,但却在部分地区最大限度救济了灾民,其治黄建议也具有一定可行性。     

宋代洞庭湖区水灾与人口、垦荒的关系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 ,一方面在农业生产关系上以契约租佃制取代了从前的人身依附制 ,另一方面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宋代对南方的开发十分迅速 ,使南方垦田面积大增 ,经济获得长足发展 ,但同时 ,过度的开垦也导致了水土流失严重 ,水灾频繁。本文试就宋代洞庭湖区人口增多、大量垦荒与水灾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一洞庭湖区的经济虽有唐宋的迅速发展 ,但总的说来 ,仍是一个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稀疏的地区 ,不过水土保持较好 ,森林密布 ,水灾次数较少。宋代以后 ,水灾次数明显增加 (见图表 )隋唐至宋洞庭湖区…     

探索抗灾、脱贫、发展乡镇文化之路──序言三篇

探索抗灾、脱贫、发展乡镇文化之路──序言三篇王梦奎（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大水灾》序我国幅员辽阔，气象复杂。从我们的始祖在这块土地上栖息繁衍至今，自然灾害史不绝书。为害最大的，是水灾和旱灾，特别是水灾。一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史，也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同...     

明代潮州的水灾与国家及社会应对

明清两朝处于历史时期的小冰期,受其影响明代灾害频发,处于东南沿海的潮州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发生水灾的频率很高,是潮州社会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种类。水灾发生时会导致堤坝溃决、人口溺亡、官署民居倒塌、农田被淹等损害,严重干扰了当地社会的正常运作。面对频发的水灾,明代中央政府与潮州地方社会的应对态度有别,从中反映出中央王朝、地方官员与地方士绅等在承担与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互动与消长。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晚清山东的黄河水灾

晚清时期,黄河下游的山东频受黄河水灾,特别是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黄河水灾频仍.黄河水灾导致晚清山东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社会矛盾激化,沿黄地区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下降,居住习俗深受影响,并出现河神信仰盛行的现象.     

甲骨文所见的“水灾”及其相关问题

立足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主要探讨其中的"水灾"问题,并结合考古发现、传世典籍,对华夏文明早期相关的"水灾"材料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对史前及夏商时期的自然灾害研究有所裨益。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     

辽代的自然灾害及其赈恤措施

辽代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四大类:一是水灾,包括洪灾、涝灾、雹灾、雪灾等;二是地震灾害;三是旱灾;四是虫灾。 (一)辽代的水灾类灾害。水灾类诸灾在辽代发生最为频繁,所造成的损失也最大。辽代的洪灾居水灾类灾害之首,史书中多有记述。如,辽太宗会同九年(946年),“秋,苦雨,川泽涨溢,自瓦桥已北,水势无限”,洪水漫淹了大量的田园庄舍。“瓦桥”,即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当时为辽与后晋的边界。“瓦桥”以北,泛指辽的南京地区,即今京、津与河北中、北部地区。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年)十月,“辽瀛(今河北河间县),莫     

重灾打击下的安徽农业生产——以20世纪30年代3次大灾害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安徽先后出现过1931年大水灾、1934年大旱灾和1938年大水灾等重大自然灾害,这3次重大自然灾害对安徽经济社会以及百姓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影响,尤其对农业生产影响更大,农业生产逐步衰退,耕地大面积受损,农业产量大大减少,养殖业也受到很大冲击。     

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先秦时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为减少水灾的发生及危害,当时已意识到要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森林,从而达到防灾救灾的目的.在灾后采取祈天禳灾、散粟赈民、以工代赈、调粟平籴等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关于六朝建康气候、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

本文从爬梳、排比史料出发,对六朝建康的气候、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作了初步研究。气候方面,认为六朝时期建康的气候不但较现代寒冷,而且连续干旱、阴雨和下雹等气候异常的年份也较多。自然灾害方面,对人类社会危害较大的主要有旱灾、水灾、火灾和疾疫。文中阐述了各种灾害发生的原因、时间及其后果。生态方面,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可知其时建康水面广阔、植被茂密、动物繁多,生态环境十分优越。     

民国时期河北水灾频发的原因探析

河北地处华北,按其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而言,应以旱灾为主.但是民国38年间,河北的水灾竟超过旱灾,打破了传统"南涝北旱"的说法,成为对河北危害最大的灾种.文章通过对民国38年河北水灾情况进行简单梳理分析发现:民国时期河北水灾的发生多是由于连降大雨、河流溃堤决口造成,这除了与河北的地形条件、季风气候特点、河流的分布状况等自然因素有一定关系外,主要还与民国时期政府不重水利、战乱年代对水利设施和森林植被严重破坏等社会因素有重要关系.所以,预防灾害并非难事,只要国家稳定,注重水利建设和自然环境保护,很多灾害是可以避免的.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