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的交融与亚文化团体的存续

中国人向来重视婚礼与丧礼,并有在婚礼与丧礼上使用音乐的悠久历史传统。豫剧原名河南梆子,因为河南省简称豫。1949年后,河南梆子被定名为豫剧。在河南省,豫剧是雅俗共赏的艺术,并且被广泛应用于婚丧庆典。基督教一向重视唱诗,看重用诗歌赞美上帝。鉴于此,基督教与中华民族文化在当代交融的产物——唱豫剧参与乡村基督徒婚丧礼仪的基督教会唱诗班得以产生。唱诗可以被归类为礼仪;中国人的婚丧仪式属于重大的礼仪。然而,乡村基督教的这种婚丧礼仪是一种排他性的融合,它揭示了基督教对中国传统礼仪,乃至隐藏在中国传统礼仪之后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排斥与挑战。因此,探讨基督教团体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适存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鲁西乡村文明的衰落与基督教传播

乡村文明是自然、历史、文化、生活的和谐存在,是乡村群众价值体系、道德原则赖以维系的纽带。在城镇化发展背景之下,鲁西乡村处于"边缘化"发展状态,村落不断消失,乡村价值体系崩溃,乡村信仰共同体解体,乡村文明难以承继。乡村群众的信仰"空白"亟须填补。近现代社会传统宗教的衰弱给了基督教传播的可能,而当代乡村文明的衰落和信仰危机的出现,给基督教提供了发展机遇。基督教宣传从乡村群众心理、精神和现实需求出发,迎合了部分群众的内心需求,导致部分乡民从民间信仰转向了基督教信仰,且信教群众数量不断增多。"美丽乡村"建设需要让乡村文明焕发其独特魅力,需要与广大乡村群众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     

基督教灵歌中的家庭问题

本文以两次对山东省金乡县基督教发展状况所进行的调查中搜集到的“灵歌”为素材，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反映在“灵歌”中的基督教对待家庭问题的态度，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进行比较，探讨了“灵歌”对于中国乡村社会中家庭生活的影响。     

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传教政策的转变

随着近代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逐渐进入近代中国。但因与各地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格格不入，各地教案频发，最终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转变了以往的发展策略，注重科教文卫等社会福利事业，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促进了其在中国的发展。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要扎根中国必须进行转型，转型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基督教的转型成功消除了民众的误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

基督教在现代中韩两国具有不同的命运。相比较而言，基督教传道事业在现代韩国更成功些，其原因除了韩国独特的社会客观环境与时代动因外，是基督教内在的革新传统与普世主义精神，以及它诞生时的原生态特征，在现代韩国找到了更好的归宿。此外，中韩两国基督教本色化的问题，也是探求中韩两国基督教现代命运差异的深层原因。     

基督徒的文化认同与乡土文化变迁的模式 ———从理念与符号的视角来探讨豫西李村基督徒在葬礼上的冲突与调适

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就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交锋、冲突、融合的过程。以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仅停留在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之宏观研究，没有对文化进行进一步细化，限制了研究的深度。从理念与符号的观点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都有各自的理念与符号，两者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应该得到更深层次的开掘。 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基督教徒不仅借助基督教理念来质疑传统文化，他们往往还用基督教理念来附会来解释一些现象，甚至赋予乡土文化以新的意义。在传统的理念失落之时，假如基督教的这一理念得到更广的传播，入们只知道这一理念，那么乡土文化的内涵也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尽管符号可能还一样，但理念已经被置换了，这是乡土文化变化的规律之一，只是这次用来置换的是基督教的理念。     

从丁光训神学思想看当代中国基督徒信仰的特色——《丁光训文集》研读札记

丁光训是当代中国基督教的主要发言人和神学家。他结合新中国的国情 ,重新思考了基督教传统教义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他对上帝和基督的根本特性做了新的界定 ,对神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做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诠释。他的思想反映了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新道路和基督徒思想信仰的新变化     

叶芝诗歌中的凯尔特朦胧与基督教文化

作为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叶芝将爱尔兰民俗和神话作为自己的诗歌创造题材,致力于恢复凯尔特文化传统。与此同时,他在创造中采用了基督教文化元素,将爱尔兰凯尔特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融合在一起。叶芝诗歌中兼具凯尔特传统与基督教元素,此外,他坚持用英语写作,体现了他诗歌中凯尔特文化与英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依赖与对抗。他在保持与本民族的联系同时,借鉴了其他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精髓,使其诗歌具有了不朽的生命力。     

苦难与改教 : 河南三地乡村民众 改信基督教的社会根源探析

社会转型期,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状况下,原子式个人必须独自承担社会风险与苦难.苦难,是河南乡村民众人生的危机和生命转折,成为他们反思自我、发现宗教之功能与意义的主要契机.由于佛道衰微及基督徒传教的主动性强,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接触基督教进而改信基督教的可能性较大.但面对社会苦难,乡村基督教所能提供的只是赋予苦难以意义,并互相帮助以减轻个体所遭受的苦难.面对造成社会苦难的原因,基督教所能解决的是极其微小的部分.换言之,政府有更大的空间与社会资源来帮助乡村民众应对社会苦难.     

莱布尼茨论中国思想

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说,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的阐释展示了不同历史传统与语境下的两种思想具有交流对话的一致基础。莱布尼茨在其中西文化交流观的基础上,利用西方哲学史、基督教发展史及其个人思想,对中国思想中的＂理＂、＂气＂、＂太极＂等基本概念的阐释,是为了证明中国思想与基督教具有相容性,从而为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提供理论支持。     

论基督教的“爱”和儒家的“仁”的几点不同

很多学者在论述儒家是“学”,还是“教”的问题时,把儒学的仁和基督教的爱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有很多的相似点,以证明儒家是“教”。可是,我们发现了儒学和基督教许多的不同。本文仅从仁和爱、超越观和忠孝观三个方面,考察儒学和基督教,仁和爱的不同。     

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

中国文学中对乌托邦的叙述始终无法摆脱陶渊明的桃花源传统,从废名的《桥》到阎连科的《受活》都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特征,建构的是以桃花源为摹本的乡土乌托邦。本文即以阎连科的《受活》为中心探讨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传统及其在2l世纪最终幻灭的过程。《受活》在文本叙述形式以及乌托邦理念两个层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尤其对由残疾人组成的人间天堂的描述更具特异性。“残疾”的题旨因此成为小说中乌托邦理念的重要维度。而《受活》最终则表现出反乌托邦的特征,小说揭示出中国本土的世外桃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践以及商品经济的消费乌托邦诸种形态的纷纷幻灭,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及当代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阙如状态。     

儒家政治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的传承与演变

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孕育了新加坡社会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虽然自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无论是新加坡延续至今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还是20世纪末新加坡倡导的“亚洲式民主”的理想,我们都可以从中窥出,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在对新加坡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正在发生向现代性的转变。     

乡村旅游“破旧立新”开发理念的批判

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进程中表现出的"破旧立新"理念存在误区。应加以分析和批判。乡村旅游开发对客源市场的核心吸引元素是"三乡二土"特色,发展乡村旅游深层次开发的新思路应当是特色观念上的"守旧创新",以使乡村旅游开发走向科学而健康的道路。     

基督教视域下的邪教组织特征

宗教和邪教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形式上类似宗教和实质上的邪恶,是邪教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本质规定。论题以基督教为例,阐述了基督教眼中的＂异教＂和＂邪教＂,具体分析了邪教对基督教的教理教义和教规礼仪进行歪曲和篡改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从形式和本质上梳理了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提出防范邪教必须加强对宗教的研究。     

农耕文明的变迁与中国法治之路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耕文明根深蒂固 ,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东方特质 :伦理性、政治性、权利义务不平衡、封闭性。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立法模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浓厚的农耕文明传统使中国法治建设并不怎么成功。农村问题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 ,因此 ,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顺应农村城市化、乡镇企业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进程 ,充分考虑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 ,中国法治方可告成     

后冷战时期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文化根源

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中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三大方面:其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宗教文化观的对立;其二,西方语境下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偏见;其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体系下伊斯兰世界以政治伊斯兰为主要形式的反美主义。由于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无法消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对西方自然法学历史嬗变的评述

西方自然法理论孕育于古希腊文明的母体,经历中世纪基督教的洗礼和近代工业文明的“除魅“,并在现代迎来复兴。自然法反映了西方法律思想成长的脉动并蕴含着西方社会一系列重要的法价值观。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法哲学家们所阐发的自然法,驻足于人类的理性和信仰之间,并将蕴含于其中的正义、法治等价值理念升华到崇高的境界。     

新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乡土复兴

自晚清始,乡村建设问题一直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晚清的精英们对乡村社会的建设与改良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因各种原因,结果不尽如人意。在物质建设丰富繁荣的同时,如果失去了文化自觉和传统精神,社会转型时期的新乡村建设难免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背景下,重提乡村建设,让精英回归,承继传统、弘扬文化,是一个可探讨的选择。     

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建构

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步转型，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呈现日趋弱化迹象，严重影响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种新形势下，有效整合本土资源，构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就显得十分迫切。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延续性的尊重，更是顺应乡村社会变迁，在制度上对传统解纷机制的一次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