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序、跋看林纾的翻译思想

不审西文的林纾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小说,这些翻译小说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被冠以"林译小说"之誉。这些译作大部分都有译者所作的序、跋,它们最能够反映出译者的翻译思想。透过这些序、跋可以发现,林纾有着明确的翻译思想。具体地说,这些翻译思想包括"警醒国人、救国保种"、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呼吁改革和宣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

建国后，人们盲目接受权威人物的言论，对才子佳人小说的评价更是不公，甚至全盘否定，这是不科学的、不实际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才子佳人小说，小说史上将造成一大段空白，也不会产生文学巨著《红楼梦》。《红楼梦》继承和发展了包括才子佳人小说的“诸奇书”的思想艺术成就     

《聊斋志异》与唐代传奇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作家提高艺术修养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摹拟前人的优秀作品。蒲松龄也曾采用这个方法来体认和吸收唐代传奇的艺术经验。他的《续黄粱》、《莲花公主》、《织成》、《葛巾》、《武孝廉》在唐传奇中有其蓝本。鲁迅先生说蒲松龄“抚古”、拟唐人小说,强调了蒲松龄学习唐代传奇的事实,揭示了《聊斋志异》的主要艺术渊源。蒲松龄自己在《聊斋自志》中也把《聊斋志异》比作干宝的《搜神记》,在《感愤》诗中把它比作洪迈的《夷坚志》,当他郑重地为该书命名时,用的也是唐人语汇:“志异”二字出于沈既济的传奇杰作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大体始于清末的“小说界革命”,而完成于五四“文学革命”。这一转型于“小说界革命”期间启行的直接推动力有二,一是小说被用作梁启超倡导的“新民”之工具,其他文体因素的大举向小说渗透;二是西洋小说翻译由林纾首开风气,新的小说表现技法的用于中国小说。这一转型在五四时期最终完成,时代条件之外,则在于“文学革命”突破了“小说界革命’的两个基本局限：一是纠正了文学的唯功利倾向,既赋予文学以启蒙使命,又充分重视文学自身价值,重视形式变革的重要性;二是抛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框架,而向西方文学全面认同,在内容、形式兼取的同时,着重学习西方的现代思潮和现代思维方式。     

林纾与“林译小说”

我国近代翻译家林纾，以独特的翻译方式、多产的译作、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译坛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他的译本绝大部分都是最早的中译本。林译小说虽有删改、增补、误译等缺憾，但仍给晚清的文学观念带来了变化，为中国文学向外国文学的学习提供了一个窗口。林纾本人对于小说技巧的探索以及他的译作本身无疑对其同时代及以后的“五四”新文学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梦中的喜剧 现实的悲剧——读《聊斋志异·王子安》

筑墙的曾入高宗梦,钓鱼的也应非熊梦,受贫的是个凄凉梦,做官的是个荣华梦。笑煞人也末哥,笑煞人也末哥。梦中又说人间梦。这是元人周仲彬的散曲[正宫·叨叨令],说明梦有不同。清代小说大家蒲松龄,写了一个穷读书人王子安,做的就是“凄凉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过不少篇批判科举制的杰作,其中的《王子安》却别具一格。他将人物的梦境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来写,很象现代“意识流”小说,如果改编成电视小品,也颇为可观。小说的主人公“东昌名士”王子安,在科举屡战屡败之后,又勃发了争胜夺魁的雄心壮志。他参加乡试归来,自信颇高,“期望甚切”。在临近发榜时,开怀畅饮,自慰自贺,只待着春雷一声,平步青云。于是,在醉梦中便出现了种种幻景。小说写道:     

论中国现代小说形成发展中的三个环扣——“五四”文学思潮流变研究之一

历史固然是由各种偶然的人物和事件组成,但都受其内部规律支配并具有螺旋形前进的发展趋势。晚清,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冲击着中国文艺思想时,“小说界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随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小说观又一次进行了革命。如何说明这两次革命的内部规律以及它们的发展趋势,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从“公性情”到“人的文学”——现代小说文学观念的形成晚清“小说界革命”究竟给中国现代小说贡献了什么,现今学术界的答案是:把小说列为文学正宗的地位和把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确实,作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的《论小说     

西学东渐中的西方社会学

西方社会学思想在西学东渐中传人中国。近代中国人所说的“西学”，包括“西方社会学”，但并不包括产生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社会学。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是中国人直接从西文翻译的第一本西方社会学著作，但章太炎通过日文间接翻译的介绍斯宾塞等人社会思潮的《社会学》比他早一个年头出版。严复的留学和译作都是西学东渐的表现和成绩。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中国人更是自觉地把“西方社会”与马克思社会学区别开来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因为这两者代表了不同阶级，是不同思想体系，不可混同。     

翻译研究中的庞德／林纾现象

具体探讨庞德和林纾翻译个案独特的特点,将这种不懂翻译的原文、译作类似创作的翻译现象界定为庞德/林纾现象。从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理论入手,认为庞德与林纾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翻译,在此基础上对庞、林两人的翻译方法及其译作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他们的译作具有翻译方法和翻译媒介独特、译作影响巨大等共同的特点。进而提出应该正视翻译中的庞德/林纾现象,对两人的翻译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梳理,探索两人翻译的秘诀。     

怪人章太炎

章太炎行为怪异，被人称之“章疯子”，而章太炎却不恼怒，而且承认自己是“神经病”，公开宣称：“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神经病的才能做到。”其真性情着实可爱也让人佩服。     

山左山右两名士——徐昆与蒲松龄比较

一“后身”传说的意义“山左推君第一人”,①这是蒲松龄赠友人的诗句,其实用来评价他本人倒颇恰当。清初,山东出现了一批有成就有影响的文人和作家,而蒲松龄则以他极其精炼生动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独树文坛,成为清初的著名小说家。蒲氏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曾在同时代及后辈文人中产生了巨     

说文学作品中的“鬼”——兼评陈树荣的《鬼姐》

我国古代文学领域里,从魏晋之际把小说分为“志人”、“志怪”两大支后,降至唐人传奇,旁及元明戏剧,清代小说,其中“谈狐说鬼”或有狐鬼形象、情节出现的作品,为数可观。而脍灸人口的如《宋定伯卖鬼》、《倩女离魂》、《牡丹亭》等等,均有其独到之处。最为世人所公认并欣赏的,便是集谈狐说鬼之大成的《聊斋志异》。在此书作者蒲松龄笔下,写了不少成功的孤鬼形象,那种“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各出其情,状无所隐”(蒲立德《聊斋志异序》)的艺术成就,是此书具有历时不衰的引人魅力、久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这些事实说明,以狐鬼为题材,或住作品中有狐鬼形象或情节,是不会妨碍作品获得成功的。因为它们的作者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发展与审美嬗变

1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一向被斥为“闲书”,不被列为文学的“正宗”。直到19世纪末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推重“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才在理论上打破了封建文学观念的戒律。不过,小说主要充任的是资产阶级维新变革运动中“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利器,未能直接促成中国小说彻底革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五四”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使一向被歧视的小说获得了一种前     

生活细节的审美与休闲品味——李渔审美与休闲思想的当代启示

李渔学识渊博，一生著述甚丰，包括戏曲、小说、诗文、随笔等，在明清文坛堪称是一位妇孺皆知的大名士。他以曲家名世，可与孔尚任、洪异并列为清代戏曲的代表人物；所创作戏曲据载有“内外八种”和“前后八种”，共计十六种；这些戏曲结构精巧，关目灵动，适合舞台搬演，历来备受推崇。李渔的小说成就亦不容忽视，构思精巧，语言诙谐，反映社会生活面也较广，孙楷第先生称之“差不多都是戛戛独造，不拾他人牙慧之作”，“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     

问题小说派初探

如果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比作一曲气势磅薄的交响乐，那么，问题小说派则是这乐章的序曲．所谓问题小说，即是以小说的形式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凡“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它，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1]翻开人类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反响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或课或浅地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宽泛地说，凡是思想性和社会针对性强的小说，均可纳入“问题小徽．不过本文所论及的问题小说有其独特的含义．它是“五四”时代启蒙思潮的产儿，“是‘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和初步入世的青年学生的社会热情和人生思…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为章丘文士考

从文本的内证来看,《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不可能为丁耀亢、蒲松龄及贾凫西,从《醒世姻缘传》大量描写明水（今属山东章丘）的风情和狄希陈的儿子取名“狄开先”来看,西周生当为章丘人,比较崇拜李开先,而李开先为明代章丘名人。因此《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为“章丘文士”说有很大的道理。袁枚《新齐谐》有一则故事与《醒世姻缘传》完全相同,考察这些故事对探究小说的成书年代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翻译视域下的林纾现象——兼论林纾的翻译

晚清时期的翻译家林纾开创了外国小说评介的先河,但其译作不尽完美,受到了鲁迅、刘半农等人的批评,钱锺书也撰文指出林纾的翻译是讹译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后人对林纾的印象贬大于褒。使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来描述林译作品所呈现的特征,可引导人们对林纾进行合理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及客观的研究。通过对概念的系统论证和对现象产生根源的探究,指出了运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的意义。     

梁启超小说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阐释

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偏重小说社会功利性的现代理论诉求。其以“小说界革命”、“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为鲜明思想标志的“新小说”理论批评，使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的价值观念、本体观念、类型观念、叙事观念乃至小说文论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急遽转换，呈现出勿庸置疑的现代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