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视野看胡适与傅斯年对日策略的异同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主战”虽是横亘在二人之间的一道心理鸿沟,但“和”与“战”各有其理由,并非像名词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对待国联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问题上,胡适出于世界主义和国际公义的考量,主张接受;傅斯年则秉持民族主义立场,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摇摆.随着日本侵略规模的扩大,国联调解的失败,胡适谋求通过接受国际调停来使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也付之东流.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处活动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控告违背国联盟约,侵占中国领土。国联在受理中日争端的17个月里,确曾做了大量工作,举行过多次会议,作出过数次决议,并派遣李顿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在国联大会通过的最终报告书里,彻底否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恶果－伪满洲国。国联由于内外诸多因素,虽没有从根本制止日本侵略,但在国际舆论和法律及道义上对日本构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迫使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在这场外交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     

评骆克《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

1898年6月9日,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有关香港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香港新界99年。《专条》签订后,英国政府为了接管和统治新界的需要,急派时任港英政府辅政司的骆克赶赴新界进行调查。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后,骆克写成《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于1898年10月呈送英国政府。鉴于本《报告书》的历史重要性,加以迄今学术界对之尚少专门研究,本文特就《报告书》的由来、内容及《报告书》作者本人,作一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析。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欺世之作--简评台2004年版《国防报告书》

台湾 2 0 0 4年版《国防报告书》刻意抬高台湾战略地位 ,鼓吹“反恐制变” ,再次提出所谓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 ,欺骗国际社会和台湾民众。本文重点就上述问题 ,揭露台湾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以武拒统”的本质     

20世纪初日本的东北亚商贸调查研究——以《清韩俄贸易视察报告书》为中心

20世纪初,为争夺“满鲜”殖民权,日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为给日俄战争及战后的经济扩张做情报储备,日本军政官民对东北亚地区进行了各种调查活动。1903年5月到8月,日本函馆商业会议所接受农商务省的委托,前往中国及朝鲜半岛做商贸调查,并据此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清韩俄贸易视察报告书》。报告书表达了日商对殖民“满洲”的希冀,其提出的增开新航线、扶持海外日商、经营大连取代营口等建议,对日本制定日俄战后东北亚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说《关雎》

<正> 一、《关雎》是贵族婚礼的赞歌吗? 《关雎》居《诗经》第一篇,过去认为是“四始”之首,是很重要的一篇,但它是一首什么性质的诗,历来说法却不一。前见《文学评论》八○年二期上有《关雎章臆断》一文,把过去的说法归纳为“讽刺诗说”、“赞美诗说”、“爱情诗说”,并—一作了分析批判。文中有些观点是对的,例如认为《关雎》不是民间诗及对“窈窕”的解释,都很好;不过他的最后结论,认为《关雎》是“贵族婚礼的赞歌”,这就大有可商。     

唐律中的“累犯”

法制史学者原则上一致地认为,《唐律》有“累犯”的规定。但具体分析时,又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同志认为,《唐律·名例四》的“再犯”和《贼盗》律的“三犯盗”就是关于“累犯”的规定;也有的同志认为,“再犯”不是“累犯”,只有“三犯盗”才是“累犯”。孰是孰非?本文试作探讨。 一、再犯是累犯的前身 《中国法制史》一书认为:“唐律中的累犯,是指三次以上的犯罪行为。”只有《贼盗》律的     

从新版《国防报告书》看台湾军事战略的调整

2000年8月,台湾正式公布的新版《国防报告书》对原有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进一步突出了战略上的威慑性和进攻性。这一变化将对祖国和平统一前景产生不利影响。本文试从分析新版《国防报告书》入手,重点探讨台湾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军事思想的变化。     

也论墨家“杀盗非杀人”的命题

“杀盗非杀人也”这一命题,是墨家的光辉逻辑著作《墨辩·小取》中提出的,对这一命题人们历来争议较多。不少人受《荀子·正名篇》的影响,认为这个命题是诡辩,是“惑以用名以乱名”。也就是说这个命题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也有人认为:这一命题是墨家为了宣扬“兼爱”的政治主张,而忽略了逻辑;另外,也有不少人为这一命题作了辩解。认为《小取》中提出的这一命题是从“获事其亲,非事人也”等例,根据《小取》“以类取,以类与”的原则和“援”式合乎逻辑地推出“杀盗非杀人也”的结论的,因而认为这一命题不是诡辩。(参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选》462—470页)     

“夫子哂之”小议

<正> 关于《论语·先进》“夫子哂之”古今有各种解释:刘宝楠《论语正义》引《曲礼》“笑不至矧”,郑玄注:“齿本曰矧,大笑则见”。康有为《论语注》直接释为“大笑”。包咸注:“笑之”。新《辞源》有“微笑、讥笑、”两种解释。杨伯峻《论语词典·哂》释为“微笑”。这四种解释究竟哪一种对,我认为都值得推敲。我认为“夫子哂之”,既不是带褒义的“微笑”,也不是纯属贬义的“讥笑”。而是“微微冷笑一下”,略带贬义指责,又有关怀之意。试说明如下:     

《黄帝内经》的唯物论思想

一、《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考《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说明西汉时代已有此书。但究竟成书于何时,尚无定论。《黄帝内经》为什么称“黄帝”呢?《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反映了秦汉时代“尊古贱今”的习俗,著书立说总要托名神农、黄帝。《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大概都是这类托古之作。晋代皇甫谧认为:《黄帝内经素问》“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甲乙经》序)明代方孝孺也认为:《黄帝内经》“出于战国,秦汉之     

《穆天子传》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研究

《穆天子传》（以下简称《穆传》）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重要地理著作。关于《穆传》的研究,已有不少论著,但对于该书所涉及的地名和地域范围的阐释,存在着极大的悬殊。对于《穆传》涉及的地域范围,或过于夸大,或过于偏小。前一种情况如丁谦和顾实等,认为《穆传》中的“奏（chong）山”为帕米尔高原,认为“穆天子”所到达的最西面的“西王母之邦”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很远。丁谦认为“西王母之邦”在亚述帝国①;而顾实则认为“西王母之邦”为伊朗德黑兰西北面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斯峰,认为《穆传》中的“瑶池”在德黑兰之南,认为“穆…     

为《淮南子》正名

<正> 《淮南子》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在古今中外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它是“杂家”;有人认为,它是刘安“攻击”汉武帝的“讽谏”书;还有人认为,它是“造复辟舆论的黑书”。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下面略述管见,以就教于时贤。一《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97年—前122年)率其宾客集体撰写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类。过去不少学者如章学诚等对此多次提出异议。指出它是“杂家不杂”。笔者认为,章氏之说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近来又有人认为《淮南子》“杂乱无章不可取”。甚至新近出版的不少较大部头的中国哲学史专著,也许因为它是“杂家”,所以对它一字不提,似乎否定了它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中的存在。这是极不妥当的。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论王船山的“中庸”观

<正> 中庸一词见于《论语·雍也》篇。相传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从此以后,历代学人对《中庸》的注解颇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朱熹的《中庸章句》。关于“中庸”的含义,现代学人对它的解释,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中间思想,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折中主义,还有人以为中庸是“庸庸碌碌”之意。庸庸碌碌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缺乏进取精神,更没有开拓胆量;也有人认为中庸之庸是“平庸”、“庸俗”之意。总之,中庸在人们的     

秦讳考辨

<正> 历代论避讳者,大都认为避讳制度起于周.成于秦,并且认为秦讳的具体内容是——[楚]:因秦庄襄王名子楚,故讳“楚”为‘荆”。[正]:因秦始皇名政(正),所以:(1)讳“正”为“征”,即改读平声。(2)讳“正”为“端”,改称“正月”为“端月”。千百年来,秦讳“楚”、“正”之说一直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肯定。如:汉高诱《吕氏春秋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宋王楙《野客丛书》、周密《齐     

简论《尚书》性质定位

在历史中,对《尚书》性质定位的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尚书》道事,一种认为《尚书》记言。前者发端于《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盛行于先秦与西汉;另外一种起源于《礼记·玉藻》,经过刘歆、郑玄等人的创造发展出了“言为《尚书》”的说法,盛行其后。“言为《尚书》”说法影响深远但又存在缺陷,因而在历史中引发了跨世纪的辩论,如清儒对唐人刘知几的驳斥、当代学者金景芳对汉学刘歆的批评。经过辨析,“言为《尚书》”实为方便说法,“道事”系列说法更符合《尚书》本质内容的定位。     

《庄子》“天钧”、“两行”说新识

“天钧”、“两行”出于《庄子·齐物论》,是《庄子》哲学认识论中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重要概念。在学术界,一些论者认为“天钧”是形容“道”的,或认为它是形容“道”的自然均平,或者说“天钧”把“天道”比喻成一个围绕中心旋转的轮子或磨盘;至于“两行”,则多以为是指“是非两行”,即“是”与“非”两者并行不悖。我认为,这几种解释都不尽合《庄子》原意。实际上,《庄子》所谓“天钧”虽然体现着“道”的本性,但并不是用来比喻“道”的,而是用来形容宇宙万物的循环运动和齐一之性的;而所谓“两行”则     

《还魂草》及其评论宣扬了什么思想

《安徽文学》发表了江流同志的中篇小说《还魂草》以后,在文艺界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种评论是反对和批判的,一种评论是肯定和赞扬的。批判的同志们认为:《还魂草》掩盖了社会的阶级矛盾,模糊了社会的面貌;《还魂草》所描写的主要人物——杨丽鹃的生活理想是卑傲的,不值得礼赞和歌颂的;《还魂草》有着人性论的错误倾向。赞扬《还魂草》的同志们却认为:《还魂草》的主题“富有积极意义”,它“揭示了新旧社会的本质不同”,“塑造了一系列的形象和鲜明的性格”     

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

关于郭店楚简《老子》文本,历来都有争议。本文通过考察郭店楚简《老子》的内容和文体特征,认为郭店《老子》文本显示《老子》一书原是经、传的混合体;郭店《老子》甲组属“经文”,乙、丙二组属“解说文”。根据先秦“解说文体”的特点,我们认为郭店楚简《老子》乙、丙二组中仍有部分“经文”,需要从“解说文”中剥离出来,还先秦《老子》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