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之为帝论

在先秦儒家对舜之为帝故事的解读中,蕴涵着对超越人性、人情的极端道德的崇尚,蕴涵着"圣人为王"的理念。儒家"言必称尧舜",目的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其结果却是引发了道德的异化和人格的畸形。     

试论颜元的圣人观及其历史意义

颜元一反宋儒完全以人伦道德立论的圣人观,将它重新回复到先秦儒家涵盖"道德、智慧、事功"的本来面目,进而更开出了一条简易平近的成圣之路,即不再是空讲本体证悟,索求内在道德的无尽追寻,而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日用人生间,人各就其质性所近、心志所愿、才力所能而专精一技一艺;或是素位而行,尽其本分;或是改过迁善、道德践履。这不但没有使人疏于圣人之道的追求,反而更加鼓起了人自觉努力以成就尧舜圣道的实践精神与力量。     

“安于义命”:二程的性命哲学及其道德旨趣

作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二程继承了儒家的天命论和道德追求,在天、理、命、性为一的前提下,强调"命在义中",将践履仁义道德说成是人的天赋之命和人生追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义处命"和"安于义命",二程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待命之分和践履工夫。     

略论汉代和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汉代和宋明儒家学者董仲舒、扬雄、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统一思想的探析,认为强调知行统一,将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中国伦理学的一个优长。自先秦至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论对当今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启示意义。     

宋代儒家道德诗学的研究路径

宋代新儒家躬身践履圣王留下的文化观念系统,其伦理道德和生命之美相互内化,唤起了文艺活动中的道德意识、忧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追寻成圣之道,形成了儒家道德诗学观念.为推进儒家道德诗学研究的深入,以历史变迁和中心人物为经纬,以民族融合和文化转型为背景,以文化诗学、价值哲学和伦理美学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观照中国传统的践履精神,以宋学思想的变化特征为观察点,以宋代儒家在文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为主要论述对象,以人物的理论和实践之结合程度为评判准则,采用互文法,以中心人物联结起人物群体,从而呈现其内在肌理和整体风貌,并思考其生成的逻辑、理论内核及相关问题.     

老子的“圣人”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圣人思想,中国古代各家都有所涉及,而对于各家来说,“圣人”所蕴含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认同“圣人”是完美的理想的人格。在《老子》一书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圣人”一词,并且也能发现老子的“圣人”与儒家、墨家等之“圣人”的不同之处,但对于老子来说,“圣人”同样是他所认可的完美人格。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论《学记》教学目的之三重践履

《学记》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教学理论的论文。其教学以“立人”为目的，并具体展开为“乐学”“乐群”之情感的培养，“立志”“强立”之意志的塑造，“穷理”“尽性”之道德的完善等不同层面的三重践履。在逻辑上将儒家所追求的的人格完善规定为情感、意志与理性的全面发展。使教学在本质上成为一种德性的生活。     

孔子文学思想的践履品格

孔子文学思想中的“文”的概念多是指文献以及发展为六经的六艺.对于孔子文学思想的践履品格,可以从个体与群体两方面看:个体方面常把艺术当作主体道德生命践履的工具;在群体方面则要求艺术要培养一种具有社会性的艺术型人格.     

韩非的“矛盾之说”是对立统一思想

<正> 一在中国辩证思想发展史上,韩非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第一次从社会现实生活中抽象出了“矛盾之说”,把先秦辩证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韩非子·难一》篇中,韩非驳难孔丘时提出,孔丘一面赞美尧是明察善治的圣人,一面又以舜纠正尧在位时“耕、渔与陶”三方面弊病为理由,称颂舜也是很有德化的圣人,把有过失的尧和纠正了尧的过失的舜同时美化为“圣人”,这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的。韩非评论说:“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     

孟子关于“德慧”、“术知”之区分及二者相统一思想

孟子关于“德慧”、“术知”之区分及二者相统一思想马振铎孟子把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视作理性指导下的自觉活动。这一认识使能够令人达到道德自觉的＂智＂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在人的先天道德能力──善性，还是在后天道德践履之中，＂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水: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道德象征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人格的思想渊源。他们推崇圣贤道德 ,追求君子理想、博施济众、安邦定国、修己安人、惠而不费 ,奠定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人格的基准。圣贤君子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 ,也是其追求的最高理想。作为道德完美的典范 ,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是圣人。圣人是道德的理想者 ,不仅具有崇高的德行 ,而且把自己的德行践行到社会生活中去。对一般人而言 ,圣人的标准是很难达到的。这种理想人格的基本内容可以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即仁爱精神、重义精神、厚德精神、自强精神以及献身精神。本文重点以水性喻征…     

舜帝形象的文化蕴含与历史影响

舜帝形象历来较为复杂,从逻辑上讲,他至少具有三张面孔：一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二是神话传说中饱含幻想与想象的主人公;三是诸子百家所阐释的文化符号。自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对舜帝形象及舜帝事迹广有阐释．论及影响则以儒家为最。儒家的阐释呈现出以家为核、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绳、以利为归等价值倾向。由于舜的传说广为流传,舜的事迹被反复阐释,舜的故事成了民间故事反文人创作的母题．舜的形象成了众多文学形象的范本,舜的文化性格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形成,因此,深入推进舜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半神到人到神:儒家圣人观的演变

孔子时代的圣人半神半人。孟子与荀子的圣人是人,完美的人,可以为楷模和导师。汉儒将圣人观进一步深化与神话,圣人从人上升为神,成为神圣的权威,圣人之言成天经地义。这一从半神半人、人到神的历程体现了儒家的神圣化与制度化建设过程。它标志着儒家人格走向了宗教神圣,儒家由一个学派转换为宗教教派,儒家走向了宗教。     

论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及困境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他们贬抑个人私利,认为人生应该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同时儒家把这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先秦儒家力劝统治者讲求道义,抑制私欲,从而缓和与老百姓的利益对立,宋明理学家则主张“禁欲”,企望消融社会的矛盾冲突,这都是消极和不现实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干社会制度与道德。社会制度是对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公正的分配,而道德是人们对义务的自觉践履。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在这一层次上的道德是带有功利性的。但道德同时是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一种理想的层次,往往是超功利的。儒家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谈。义与利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基本的价值范畴。义与利之关系决定着一个社会根本的价值导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其中以儒家的义利观影响最为深远。但为什么它在现代陷入了困境？到底如何把握儒家义利观的实质？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怎样的义利观？这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性实践精神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实践”范畴的主要含义是“躬行践履”。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道德实践;二是以道德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实践。这种具有双重内涵的“实践”既是物质性活动,也是精神性活动。这一点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实践精神的内在性品格。     

《中庸》“柔远人”与先秦儒家夷夏观

“柔远人”作为《中庸》治天下国家“九经”之一，所彰显的是推己及人、兼容并包的实践智慧。它最深层次的机理在于对儒家人性论的参透，对仁爱思想的践履，从而为儒家“夷夏之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总体上，先秦儒家基本秉持“礼别夷夏”而非以血统、地缘为区隔的夷夏观。“柔远人”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族思想的内核，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与思想传统。     

先秦儒家人学思想探析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基于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系统阐发了以人的存在、本质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人学思想。他们通过论欲、论心、论群,揭示了人之现实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预设了以仁义德性为本质特征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指出了一条由他律到自律、道德主体自觉修习践履的发展路径。     

先秦儒家生死智慧浅论

儒家以理性主义的态度直面死亡,经由"仁"的"生生"填平了"生"与"死"之间的鸿沟,并用死后的声名远扬采激励人们生前努力于事业的开拓、道德人格的培育和践履,从而实现生命对死亡的超越.儒家这种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派生出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以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准则,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理想和规范.     

论王阳明的圣人观

佛、道和儒家思想对形成王阳明以"良知"为基础的"吾性自足"的圣人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圣人观的主要内容是:在道德认识论上,圣人是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知与行的统一;在道德行为上,圣人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价值载体;在道德修养上,圣人吾性自足,具备最本质的人性。王阳明的圣人观是对先儒圣人观的"自我超越",完成了儒家圣人观从"庙堂"到"人间"、从"书斋"到"民间"的伟大转变,实现了儒家圣人观的世俗化、大众化和民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