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史料笔记撰述的旨趣

宋人史料笔记一方面继承了唐人史料笔记的传统,同时受时代的影响而显示出自身的特色,这反映在撰述旨趣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古训的名义而记述新的"前言往行";二是学术史思想的萌生和发展;三是重视笔记撰述的"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的惩劝作用;四是补史官所阙的历史意识,显示出宋人史料笔记撰述旨趣的多样性和撰述内容的丰富性。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史料笔记之兴于唐而盛于宋的发展趋势。     

皮锡瑞《春秋》“借事明义”的根基与限度

《春秋》有事与义两端，汉代公羊家认为《春秋》讬王于鲁，可谓讬义于事，而郑玄提出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应当是“因事见义”。讬是假借义，因是根据义，二者一虚一实，形似而实异。皮锡瑞发扬汉代公羊学的假讬义，借助宋儒分离事与义的解释框架，同时综合常州公羊学和晚清公羊学，提出折衷性质的“借事明义”,一则整合公羊学内部的非常异义，二则取代渐生歧义的“王鲁说”。在皮锡瑞之后，“借事明义”几乎成为公羊学的入门法则，但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借事明义”的解释限度，重估晚清创造的春秋学传统。     

元修宋、辽、金三史再评价

对于包括元修三史在内的全部《二十四史》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封建统治阶级在评价这些史书时,首先着眼于义例、观点——即所谓“书法”;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史书之所以应当受到重视,在于它们的史料价值。关于修史者的立场、观点当然也需要研究,因为不如此就无法正确估计史实的可靠程度。本文主要是从宋、辽、金史研究工作的实际出发、谈谈对元修三史评价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     

曹禺剧作“引用”手段的运用

引用是重要的传统修辞手段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把引用叫作事类,他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意思是说,文章的事类是文章在达意抒情之外,援引事例来证明文义,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义。他还提到“举人事以征义”和“引成辞以明理”的说法。前者是说,引用事例来证明所要说的意义,后者是说,引用现成话来说明道理。这就说明了引用什么(材料)和为什么而引用(目的或作用)的问题。刘勰关于引用的这些说法具有普遍的意义,     

清代碑志义例:金石学与辞章学的交汇

清代金石学勃兴,义例分支亦随之蔚成大观。清代义例探求扩展了“金石三例”仅限于唐宋大家、名家的原有范围,分裂为骈文、古文、折中三派。金石学领域的关涉义例之作繁琐且有考史倾向,背离了“金石三例”开创的有裨文章的传统;辞章学维度的碑志义例研究与现世创作紧密相连,直接服务于创作,其探讨具有重要的文章学和文体学意义。     

史料学片论

历史学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史料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 ,两者关系互为依托。应当根据史料的社会属性 ,即史料的起源和价值来确定史料的分类。史料有八种类型。史料学的文献是指一切原始的文字资料。档案有三种 ,报刊资料有四个特点 ,回忆录有三种性质。口碑资料和乡例民俗是一种民间活资料 ,属于流质文献。八种史料有三点区别 ,又有三点相互交叉的性质。利用史料的水平 ,包括积累、发现、整理史料的必要素养。利用史料的八个要点 ,是史料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关于企业史料工作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企业史料工作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民族资本发展史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资本一直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所以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民族资本发展史,必须同时研究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发展史,而企业史料工作,也应该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典型企业和官僚资本典型企业的调查和研究;但两者的调研工作至今还是空白点。所以今后企业史料工作,有其广阔的道路,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科学研究任务。关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训诂方法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

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探求和诠释词义时可运用八种训诂方法：一、以形索义；二、因声求义；三、寻规律以求词义；四、明语法以求词义；五、由修辞以求词义；六、据史料以求词义；七、考异文以求词义；八、用逻辑以求词义。     

先秦口头传播与"事语"类史料的形成

在先秦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中,大量存在的人物言论和言事并行的故事类体裁以及普遍流行的征引语料(称之为"事语"),与当时最重要的口头传播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先秦文献中有大量资料可资证明。史官和士师是此类史料的主要传播主体。口耳相传的性质使"事语"类史料具有集体记忆和变异性的特征。广泛存在的口耳传事的传播机制为我们重新审视、认识先秦史料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

中国古代设置史馆始于北齐 ,大规模诏修史书起自唐初。以往论述古代设馆修史 ,多从批评角度着眼 ,这是很不客观、公允的。本文着重总结设馆修史的经验 ,主要论述 :(1)主修者在综理总揽、确定全书的记载内容 ,提高史书的价值 ;苦心擘画经营 ,从搜集史料做起 ;针对迁延多年的问题作出决定 ;精心修改史稿 ,使之成为体例协调的一代典册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2 )预修的史臣除分任撰修外 ,还在商议、制定体例 ,发挥专家之学 ,记载典章制度 ,以及抵制曲笔粉饰、力求写出信史等方面各效其能。(3)其教训和失误 ,则有权臣监修 ,乱加干预 ;成于众手 ,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造成歧误重复 ;回护不实、徇情由笔等项。当前 ,国家纂修《清史》的工程已经启动 ,总结历代设馆修史的功过得失 ,对于完成此项重大工程大有裨益     

文学史命名与写作中的历史思维反思

从文学史的命名到写作,文学史中的历史思维一直左右着文学思维,历史一直作为文学的线索思路,研究方法,切割依据甚至对应形式而存在,而对文学本身的感悟力,想象力,审美力却强调不足。文学史中文学感的缺失是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在当前洪子诚及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中仍然没有突破历史思维建立起真正的文学思维。文学史写作中应以人怎样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为总主题,以提高人的文学感悟力,想象力和审美力为总目标．以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为总方向,以生态的而非进化的观照为总思路来建构文学思维。     

以简驭繁 返本开新——潘新和《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浅析

潘新和的中国写作教育史、写作教育思想史研究,不仅具有写作学研究的拓荒意义,更具有学术研究导向意义。他在许多人忙于横向引入,忙于建构新体系的大背景下,站在现代写作学的制高点上审视梳理传统,以期返本开新。他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挟发出历史悠久、卷秩浩繁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史中“三对矛盾”,以简要清通的文字,疏通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内在脉络,勾勒其演化轨迹,收到了以简驭繁之效。作为第一部“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史”,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代教会历史模式的构建:以潮惠长老会为个案

传教话语模式不仅建构了近代中国教会成立前后的历史,而且确立了教会历史记录应当遵循的规则,进而深刻影响到此后教会历史的书写样式。西方差会来华传教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教会史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传教意义,这种意义从一开始已经渗入到教会历史记载和历史叙述之中。本土教会的历史叙述虽然不能完全跳出传教史的窠臼,但却可以赋予"本土教会"的重要性,从而建构不同的教会谱系,只是这一"本土"已是由西方差会定义的"本土",其自身的主体性尚待建立,以此类"本土"为视角的学术追求有可能面临基础虚空的危险。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对当代“女性文学史”写作格局的反思

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成潮流.现有的"女性文学史"版本从纵向来说.没有处理好立足于当下立场的女性"问题意识"与进入"历史现场"的文学史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说,没有处理好"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与文学特有的叙事形态的关系.因此,现有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格局需要重新设置.首先要调整写作立场,将"性别"问题与历史/文学史语境相结合,重新确立"女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其次要明确写作规范,将性别立场与文学的叙事特点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文本批评的作用.这样,性别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有效的交叉与互动,才能使得女性文学史真正确立起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20世纪初：中国女界新文体

20世纪初的中国女界新文体,是在"文界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在梁启超"新文体"主张与书写实践的示范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而自成其体的.以女界革命的文思入文,使之产生特有的应用魔力;从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打破古旧作文陈规,随心开放文体,使之收获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女子大手笔和难得一见的美文;采用与女子亲合的语言表述方式,使之对妇女大群"别有一种魔力".女界新文体俨然成为一座通达女子现代新文学书写的"魔力"之桥,它不仅作用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国家/妇女解放运动,也为"五四"时期、乃至以后的现代女性书写发展奠定了有力基础.     

试论司马迁的写作意识

司马迁是在有意识地写作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作品。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详细地总结了自己的写作过程和理论。《太史公自序》则从各方面记载了司马迁作为创作主体的详细情况，这不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文论史上都是不可忽视的珍贵资料。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史家眼里的文学还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一种道德规范、宇宙哲理，以及历史经验的学术写作活动，但这种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对于文学写作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或可窥见文学自觉的前奏。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