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

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主要有以下4种用法第一,表示调发、调度;第二,官府出钱采购所需物品,有时也称为"调";第三,作为赋税的泛称,"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第四,表示苛捐杂税.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也仍然属于苛捐杂税.     

从流民南迁看唐朝的人口政策──兼谈唐廷对江南的开发

秦汉以降，直至唐初，长江流域“土旷人稀”，与黄河流域对比悬殊。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乃全国户数鼎盛时期，其时总户数为9069791户，黄河流域为6667391户，占全国总户数的7成强，长江流域为2140964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成弱①。户口之多寡，不独与生产力消长紧密相连，更与封建国家生存基础的赋税增减密切相关。户口居低，赋税来源少，国家财政窘迫，不得不引起统治者高度重视。唐立国之始，即采取措施，增殖发展人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发展人口的一系列措施，显示了向南发展、增殖的趋向性。这表明了唐代封建统治者开发江南的战略…     

北宋田赋管理制度之评析

“理财”在宋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宋时的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甚至繁荣程度空前,但是政府却一直财政拮据,入不敷出。“军国所资,咸出于租调”,北宋的田赋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半,所以政府对田赋的管理是财政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环。北宋政府对田赋的管理比较完备,具有复杂性、多变性等特点;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赋税来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必须关注区域性、土地增减以及赋税执行人等变动因素。     

中国历代人口和耕地走势的分析

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和耕地是首位的生产资源,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盛衰,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招徕户口,视为圣君贤相的德政;户口增减,成为黜徙地方官员的重要依据。可以说,人口和耕地增减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中国历代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变动情况,详见附表。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

自古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传统社会里,户籍和地籍是高度重叠、紧密相连、共生互动的。户籍是分配土地的依据,也是政府征收赋税和徭役的基础。当前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也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的。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户口变动的情况日益增多,比如农民流动导致的人户分离现象等等,从而使这些人与其原有     

上海中心城区新旧住宅区更替中的人口变动——以静安、普陀两区为例

以上海市相关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统计资料为依据,以同属中心城区的静安和普陀两区为例,就新旧住宅区更替过程中的人口变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上海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源于本市人户分离人口的购房迁入;新建住宅区容积率偏高,从而使得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继续升高;中心城区新旧住宅区更替过程中人口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置换、优化现象;新建住宅区居住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户均居住人口数高于旧宅区.据此认为,中心城区新旧住宅区的更替是推动该区域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更替也促进了该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的改善.     

从龙山县的经济状况看湖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趋势

我国农村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63页)这个不断增减的变动,就是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城镇化。湖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如何?以龙山县的调查为依据,作一粗浅探讨。     

隋末仓储与李密瓦岗军

历来叙述隋朝仓储的文章不少,评论李密瓦岗军的文章更多,但很少涉及两者关系.封建时代的仓储是封建赋税的集结,即向农民榨取的剩余产品的转化形式.隋王朝建立后,用均田制把农民重新编制在土地上,控制了大批直接受剥削者,这是封建赋税制度的基础.据推算隋炀帝大业五年,全国九○七万户、四六○○多万人中?,应有课户五四四万多户,课口六九○万至八二七万多人.按隋王朝规定,"丁男一床,租粟三石".因此,当时每年的租粟,大约在二○七○万石至二四八一万石之间.为了储藏这些物资,隋王朝除了原有粮仓外,相继建造了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永丰)仓、含嘉仓、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本文运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并结合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及部分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深入研究了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变迁,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剖析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结构特征,并就协调民族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看各民族人口城乡构成变动

我国各民族人口城乡构成变动是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文章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各民族人口城乡构成变动的趋势和原因,并展望了各民族人口城乡构成变动的前景。     

我国农村社区基本状况调查

我国农村社区基本状况调查国统人在１９９７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中，我们继续开展了农村社区基本情况调查。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调查了２８１９个村委会，１０８万户，４７７万人。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社区条件改善，人均纯收入增加，人口出生...     

建国后长江流域人口总量变动分析

一、人口总量变动概况长江流域总人口,在1949年末为19000多万,到1987年已发展到37700多万,38年间增长95.95%,平均每年增加486万人,平均年递增率为18.2‰.人口密度由1949年的每Km~2106.4人增加到1987年的每Km~2208.6人.人口总量变化情况见表1.二、人口总量变动的几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长江流域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增长速度猛烈上升,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猛增的势头才告减缓.人口变动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相悖而皆相宜——“舍地而税人”与“舍人而税田”

所谓“舍地而税人”,就是征收赋税,不税田亩而税人丁.所谓“舍人而税田”,就是征收赋税,不税人丁而税田亩.采取前者之制的是秦孝公时的大良造商鞅,采取后者之法的是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从表面上看,二者的做法是相悖的,而实际上则皆是相宜的.其故何在呢?     

建国后长江流域人口总量变动分析

一、人口总量变动概况长江流域总人口,在1949年末为19000多万,到1987年已发展到37700多万,38年间增长95·95%,平均每年增加486万人,平均年递增率为18·2‰。人口密度由1949年的每Km~2106·4人增加到1987年的每Km~208·6人。人口总量变化情况见表1。二、人口总量变动的几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长江流域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增长速度猛烈上升,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猛增的势头才告减缓。人口变动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1949～1958年,人口增长第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共计净增人口5879万人,平均每     

试论广东省人口城镇化的变动趋势

广东省自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产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在这基础上,政府进行了以市带县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工作,增加了建制市和建制镇。因此,近年来,市、镇人口有了快速增长。本文就广东省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某些特点和变动趋势作些分析,并对未来人口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一、市、镇人口变动特征 1.市镇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城镇化水平有较大提高近几年来,广东省的市镇人口增长迅速。从1982年7月1日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至1985年底止,市镇人口从1104万人增至1877万人,三年半期间增长70％,平均每年递增16.37％。这是广东省解放以来市镇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例如,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     

价格波动情境下不同规模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差异——对缓解生猪价格大幅波动的思考

养猪场户应对价格波动的相机选择行为及其一致性程度是影响我国生猪供给及价格波动的关键。利用河北、辽宁和北京等北方三省市养猪场户的调研数据,采用列联表和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对价格波动情境下不同规模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养猪场户应对价格波动的相机选择行为以变动饲养规模和出栏时间为主,变动生产投入为辅;价格上涨时倾向扩大饲养规模、延迟出栏和增加生产投入,价格下跌时倾向缩小饲养规模、提前出栏和减少生产投入。（2）不同规模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存在差异,规模较大的养猪场户在价格波动时变动饲养规模、出栏时间和生产投入的行为倾向比规模较小的养猪场户低,尤其是变动生产投入和饲养规模的行为倾向显著偏低。（3）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在价格涨跌时不对称,价格下跌时不同规模养猪场户选择变动饲养规模的行为倾向及行为的一致性程度高于价格上涨时,而选择变动出栏时间和生产投入的行为倾向及行为的一致性程度低于价格上涨时。据此得到推进养殖规模化有助于平抑生猪价格大幅波动尤其是周期性波动幅度,但对周期性波幅的平抑效应在价格涨跌时不对称等启示。     

《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研究

明清户籍制度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清代的户口统计从依据编审册转到保甲册,是明清户籍制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对保甲与户籍制度、徽州地方社会等研究有重要价值.保甲册中多数人户载有同居人口,反映了人户构成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保甲册还记载了多样的生理行业和广泛的人口流动.     

“品式”和西晋《户调式》研究

西晋赋税不入"律"、"令",视作"常事",制订有"品式章程"。"式"即"样",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用作"比",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式"方面的规定,与"户品"等配套,作为划分户等、按等纳税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包括"户样"和"调样"两项内容。杜佑写《通典》,不知"品式"为何物,把西晋《户调式》中"占田"、"课田"规定误为土地制度,从"式"中抽出,放在其《田制》篇中,剩下的内容生硬缝缀,当作赋税的"令",归入《赋税》篇。《通考》沿袭杜佑的错误观点,仍视"占田"为国家授田,虽认为"课田"系"租税",按户缴纳,有一些进步,但无法解释"式"。现今治史者或是遵从杜佑的思路和方法,或是遵从马端临的思路和方法,也有进步,却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唐代人口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人口问题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所关注，这是因为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中，人口的多寡增减往往是一个王朝兴盛衰败的标志，也是创造社会财富最活跃的动力。研究唐代的人口数量及其地理分布，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一时期中的种种重大历史问题，而且可以使我们从其前后的人口数量和地理配置的变化中来寻找内在的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来解剖历史，服务于社会。一、唐代人口变化情况纵览有唐一代，享国二百八十余年，前后人口情况变动较大，就其总体情况而言，呈驼峰状。现参考岑仲勉先生《隋唐史·唐史》第四十节所考订的人口…     

吐蕃王朝赋税制度浅析——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为参考

赋税制度对于任何政府都是极为重要的,作为青藏高原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王朝的赋税制度是颇具特色的并且应该受到学者重视的.本文通过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记录的吐蕃王朝赋税方面的史料进行分析,对吐蕃王朝赋税制度的一些特征作出简单论述.同时,对吐蕃赋税制度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旨在为吐蕃王朝赋税制度的研究做出初步探讨,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