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

汉魏六朝辞赋的叙事性和虚构性,决定了其与同时代志怪的必然关联。这种关联主要以意象、情节和题材为典型,表现为辞赋作品描绘神祗鬼怪、虚构人神同游、幻想神仙意趣、伪托人鬼交通等。而上述表现,特别是以神女为中心意象的传统主题及其表达模式的文学嬗变,客观上证明：其一,汉魏六朝辞赋是早期辞赋在新时代的拓展;其二,汉魏六朝辞赋在吸收志怪叙事特定信息的同时,又对志怪叙事产生积极作用,以致影响着文言小说的时代走向。     

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论六朝志怪中的异犬狗怪描写

六朝志怪中的异犬狗怪故事从描写类型看主要分义犬、异犬、妖狗三种模式.六朝志怪的异犬狗怪故事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蕴涵,而且也具有丰富的阅读审美启示.把狗作为文学的描写主角,六朝志怪在文学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地位,这对文学题材领域的拓展是有贡献的.     

汉魏六朝礼与佛教的中国化

礼不是儒家的独创,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特征。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法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融合。“违礼损化”成为反对方攻击佛教的首要理由。佛教学者通过援礼入佛,以礼护法,在佛教哲学、伦理思想、宗教说教、戒律仪规等方面对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不惜改变原始教义来弥合佛教与传统礼教的差异,体现出对“礼”的依附与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即礼制化的过程。     

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

<正> 中国短篇小说到唐代始进入成熟期。和六朝志怪相比,唐传奇篇幅加长了,描写细腻了,作品中出现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内容也由写鬼神世界转为表现人间生活。特别是唐传奇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这是和志怪大不相同的。从小说艺术的发展进程来看,志怪是唐传奇的直接源头,所以鲁迅先生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但从“粗陈梗概”的志怪到“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传奇,中间不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质变。在六朝数百年间,志怪小说本身也有一个演变、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其中较优秀的作品已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某些作品的艺术手法已和传奇相当接近,因此才有可能     

六朝志怪小说叙事艺术新论

六朝志怪小说虽然是"丛残小语"式的叙事文本,但其在叙事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在第一人称叙事、语式和语态错位的见证人叙事以及重复叙事等方面,已经开始显示出了其自有的特色与魅力.     

汉魏六朝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志怪小说为中心

道教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道教一方面不断吸收民间宗教思想,另一方面又尽量将自己与民间信仰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一边吸收一边排斥的过程中道教逐渐成熟,成为了中国的正统宗教.早期道教的成长过程在志怪小说中多有反映.本文以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为主要材料,结合道教经典与历史文献研究早期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

“习俗催生艺术,艺术改造习俗”,文学艺术与民俗结有不解之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魏六朝赋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包括节日民俗、婚育民俗、信仰民俗和礼仪民俗等。挖掘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对研究一些民俗的起源、本义及其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小说

在中国小说史上,明末清初是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最后的高峰期。《聊斋志异》以其辉煌的思想艺术成就,使之大为增色。这部杰作问世,固然有其现实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同时,岁月悠久、异彩纷呈的小说史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其中,六朝志怪小说的作用是突出的。所以,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蒲松龄特别提到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对他的深刻影响。一从一定角度看,《聊斋志异》是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蒲松龄在书成之后回顾写作过程说:“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     

佛教因果观与六朝至初唐志怪小说

中国志怪类小说脱胎于古代神话,到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与此同时,于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逐渐摆脱了道教的附庸地位,开始正式在中国社会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而佛教观念中最基本的因果观,随着佛教的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小说中,即是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佛教因果观不仅为六朝以后的志怪小说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其思想还深入到了小说的叙事逻辑结构之中。     

汉魏六朝书论中的自然审美观

汉魏六朝书论已形成系统的自然审美观。“书乾坤之阴阳”奠定书法艺术的自然本体论基础;“因物构思”“任情恣性”从主客两方面揭示书法创造的自然追求;“比拟自然”彰显书法艺术的自然风格;“血肉筋骨”等审美范畴的提出,标志着书法艺术自然化审美标准的形成。这种系统化的自然审美观对中国书法乃至整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审美思想

我国的古小说源于先秦两汉时期的神话传说、寓言杂史。在先秦两汉人的审美意识中,仅是“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外物篇》)即小说是琐屑的言论,不是理国治世之道。《汉书·艺文志》也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些琐碎杂乱、道听途说的俗闻俚语、杂史传说,艺术上稚嫩、浅陋,内容上带有浓厚的原始审美趣味和卜筮巫术色彩,其审美价值很难与当时已走向成熟、完美的叙事性诗歌、散文相比。至魏晋六朝,随着人们思想解放、宗教盛行的文化自觉时期的到来,我国     

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潜意识蕴含

魏晋六朝是志怪小说繁荣的时代,历来对其繁荣的原因多从社会因素、文体演变等方面加以探讨。本文认为志怪小说包蕴的潜意识,诸如对生死、情爱、安全等人类永恒话题的关注,是志怪小说作家创作的内驱力。而且志怪小说的潜意识蕴含是魏晋六朝“人的觉醒”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显示出志怪小说从神话探讨自然、探讨宇宙起源转向了人类自身,这不仅是必然出现的文学现象．也是人类认识自身历程中的一个进步。     

略论六朝志怪小说向唐传奇的演变

六朝志怪虽不脱"丛残小语",但在叙事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穷怪录》是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选本,其晚期优秀之作已呈现出向唐传奇过渡的明显迹象。在初唐到盛唐的百余年间,唐传奇从初创到成熟,并作为一种正式文体卓然确立,从而开启了我国古代小说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论经传神学对六朝志怪的影响

神秘主义是儒家建立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汉代经传中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六朝志怪提供了知识来源与价值支撑。通过梳理政治神学这条线索,可以看到汉代经传赋予古代"志怪"的叙事逻辑和政治价值。经学对六朝志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志怪袭用经传神学的故事和阐释灾异的路径;经传神学赋予"灾""异"重要的认识价值;经传神学塑造了古代小说道德劝善与"怪力乱神"的叙事模式。儒家的政治神学赋予各类怪异以政治和学术的价值,形成了志怪小说"称述异事""殊怪必举"的特点。后世学者如洪迈、纪昀等热衷于志怪小说,应在经史之学的知识传统中予以理解和阐释。     

汉魏六朝爱情诗简论

我国古代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诗,有恋歌、思妇、闺怨、嫁娶、婚别、弃妇、寄赠、悼亡等项,习惯上统称为爱情诗。汉魏六朝爱情诗,包括汉代与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作品、从汉至隋文人的创作。本文拟结合概况的介绍,谈谈它们主要异同之处,简要说明其对后世的影响。     

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中古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故事与外来文化摭谈

中古志怪小说中受佛教影响的故事书极多,佛教故事极为丰富。从类型看,主要有因果报应型故事、地狱游行型故事、神异幻术型故事、观音救难型故事等。它们带来了全新的因果观念、地狱世界、异人形象以及救济观念。这些故事,是中印民俗文化交流互汇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论六朝志怪小说婚恋故事的分离原则

六朝志怪小说婚恋故事的一个情节要素就是“分离原则”,即人与异类之间的婚恋关系大多以分离告终。这种情节模式的产生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原因,从发生学角度可以联想到上古高裸祭典的仪式性限制,从社会心理角度体现了乱世中人理想幻梦的破灭。此外,分离原则也与个体本能的安全需要以及神话传说中的禁忌母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