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之间：王茂荫重商思想探析

王茂荫的重商思想集中蕴含在他的货币改革方案中。他主张严格限制纸币的发行数量,主张纸币兑换,重视商人和钱店在行钞中的作用等,这些都是他重商思想的体现所在。请筹通商以民安业,反对抑勒商民,反对设厘金制度以扰剥商民,特别关照和维护徽商利益等,为其重商思想的主要方面。王茂荫重商思想的形成与其家庭出身、本人经商经历和徽州本土的商业氛围有密切的关系。王茂荫维护商人利益与维护封建国家利益二者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王茂荫的重商思想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维护商人利益的实际作用方面却是有限的。     

中国农业产业化及其政策实施机制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迈出了农业经济制度创新最成功的一步,作为这一制度创新和实践主体的广大农民也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利益回报,这种经济地位赋注了中国农民不断创造和寻求出路的热情与冲动,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农业产业化应运而生。     

《管子》究竟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与胡寄窗先生商榷

胡寄窗先生在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对先秦经济思想所作的论述,有某些见解值得进一步讨论,而《管子》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的说法,便是其中之一。胡先生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4期又发表了“《管子》代表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一文,进一步作了论述。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与胡先生商榷。胡先生认为《管子》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代表新兴商人阶级的利益”,“代表的是新兴商人阶级的观点”。他提出的主要理由是:1.“从他们主要以商品货币关系为论述的核心一点看来,代表的是新兴商人阶级的观     

林超

林超，浙江温岭人，是黄山浙商中一块掷地有声的品牌，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一个关注农民致富的商人。20多年前。他来到歙县创业后又辗转合肥，成长为一名资深的建筑商人。就在他的建筑事业蓬勃发展、如日中天之际，他却出人意料地悄然淡出，转而把目光投向歙县上丰花果山农家乐旅游及歙县名城文物景点的开发。林超说，黄山是我的第二故乡，开发农家乐旅游有利于农村资源的整合，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促进农民增收。     

明代中晚期士商关系反思

明代士人群体因异化可以分为贾儒、一般士人与正统士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商人群体因异化也可以分为机诈商人、义士化商人以及高士化商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正统士人崇尚道德,故敬重高士化商人,并不完全否定义士化商人,但贬斥机诈商人.贾儒以利为取舍标准,故对所有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商人都不吝给予赞誉.夹在中间层的一般士人对于商人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们与正统士人一样,敬重高士化商人,贬斥机诈商人,对于那些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义士化商人,则抱着既接受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论明代厦门湾周边港市的发展

明代漳州的月港与泉州的安平港相继成为对外通商的大港,它们分别代表了漳州商人与采州商人的利益,二者商人集团利益的相融,导致厦门港的崛起.本文考证厦门湾三个港口相继崛起的过程.     

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功能

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功能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首要功能,也是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基本经济制度制定和实施的最基本价值所在、合理性所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有利于形成社会生产发展的利益驱力,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搞好宏观调控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有利于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没有良好的经济功能,基本经济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就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和现实依据。能否适应生产力要求,能否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能否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衡量基本经济制度优劣好坏的根本标准。     

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

春秋时期的商人仍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春秋时期的商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这一切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的变化所决定的。此外,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春秋时期商人的发展形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井田制度的破坏。     

商人是非论--商业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

对于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商学界进行了不少的探讨,但都是从横截面的社会再生产诸环节或国民经济总体来研究。对于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视角看商业在制度变迁中作用,却极少涉及。从近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来看,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从封建社会走向市场经济变革的起点。中国历史上的“奸商”说,产生于长期、严重“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业的不发达。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年代,必须对商业、商人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予以充分肯定,通过大力发展商业、培育新商人,来促进中国的制度变迁。     

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流失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数量的增加,土地被流转、强制流转、农民利益流失、权益受损情况屡有发生。本文认为,在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当前利益和远期利益受到侵害。主观上,农民维权能力不强,无法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客观上,基层组织的强势地位以及不当干预导致了农民利益流失。在此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给予农民完整承包权、建立保护农民长期利益的补偿机制等相应对策。     

西汉时期的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

西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活跃与农民的破产流亡,都是比较显著的社会现象。当时的商贾大者往往财至万金,成为社会上“蹄财役贫”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农民的破产流亡现象在文、景时期就已存在,西汉中期以后,更往往以数十万、数百万的规模出现。对于这两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认识呢?传统的看法认为,商人的兼并,是造成西汉时期农民破产流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把它与官僚、地主对农民的兼并相提并论。还有人认为,“流民的出现,是当时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只要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人奴隶主就必然要兼并农民,农民失掉土地就必然流亡”。因此“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情况越来越严重,成为政治上社会上的大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把商人对农民的兼并,看成是造成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了。这种看法是否符合西汉的历史实际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西汉的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之间的关系呢?下面谈谈我个人的粗浅的看法。     

《管子》代表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答叶世昌同志

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2期“管子的经济思想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一文中,叶世昌同志认为“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是两回事,所以不完全同意我对《管子》作者所代表的阶级的分析,并指出“只能说《管子》经济思想反映了商人阶级的观点(也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观点)而不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如果《管子》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在《管子》中就不应该“有许多直接抑制富商大贾的办法”。     

元代西域人的商业活动

西域商人早在蒙古初兴时就与其建立了一定的商务关系。蒙古西征后,更多的西域商人利用日益开放的陆海道东来中土,从事商业贸易。由于他们的兴衰与蒙古贵族的利益直接相关,故而受到统治者的保护,并使其多具官商性质。西域商人亦因此在元代课税扑买、斡脱经营、市舶贸易等商业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完善经济民主监督机制——以财政预算为例

“经济民主”是指将“人民主权”（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创新时期,各项制度的设计要服从和表达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通过发扬经济民主,在各项经济制度安排的前期充分征求人民的意见,在各项制度的运行中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     

李渔的人生哲学与话本创作

李渔宣称"行乐第一",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的人生哲学直接影响小说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操纵小说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李渔认为"行乐之地,首数房中",他一生广置姬妾,笔下人物大多妻妾成群。其性爱观念主要考虑男人的利益,婚恋小说要求女人无条件地顺从男人。李渔对居室、园亭颇有研究,一生三次修建别业。他把自己置造园亭的绝技与雅好移植到了人物身上,并已明确意识到人物身份、性格与居住环境的关系。李渔出生于商人家庭,具有良好的商业意识与经营能力,晚年转型为文化商人。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靠忠厚起家,凭仁慈发迹,赚钱后享受生活,仗义疏财,决不当守财奴。     

海事私法统一的法律思考

海事私法的统一方式主要有条约和商人法两条途径,条约途径是最重要的,但条约因其自身原因,其制定、批准和生效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各国在参与制定条约和批准条约过程中,从自身利益出发,导致条约的制定与生效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而商人法以其自身的优势,给各国和国际社会以启示:务约的制定不能全然交由政府处理,公权力的介入往往导致条约忽略商人对"自然正义"的追求,侧重追求各国利益的调和.面临这样的现实,海事私法的统一既要调和各国利益的冲突,又要从商人法中汲取营养,在承认各国差异的客观基础上构建动态的统一.     

当代中国利益表达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在阶层分化、利益分化日益明显的现实社会中,我国的利益表达出现了一系列矛盾,主要表现在利益表达主体表达意识缺乏和利益表达的客观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利益表达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表达内容的多样性与利益表达渠道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等等。面对这些矛盾,为使各利益表达主体享有充分表达利益的机会和权利,建立一个由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法律制度所构成的健全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已成为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的必然。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近代胶东商人研究

近代以来,胶东商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地方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来自于农民阶层的商人群体成为近代胶东商人的主要来源构成,并发展成为商人群体的中坚力量。近代胶东商人投资领域和经营观念的转变,使近代胶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具备现代化生产的部分特征。商人组织形式的变化,则体现了近代胶东商人力量的联合及其向公共领域的渗透,使得近代胶东社会具备了市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在商人力量的推动下,胶东地方社会亦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     

劳动安全与技能养成: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技能养成分为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体制两种方式,它们的内容本质上属于劳动安全问题.潜藏于劳动安全背后的是劳资双方不同的利益取向,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协调性市行场经济制度安排了两种不同的平衡各方利益需求的方式,从不同面向形塑了劳动过程中不同的利益政治行为,由政治斗争达成的不同妥协安排导致了技能养成方式的差异.劳动安全作为中间变量,从理论上将经济治理的制度类型与技能养成之间的相关性勾连起来.     

石田梅岩的商人伦理思想

日本哲学家石田梅岩是德川时代(1600-1867)的商人哲学家,梅岩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他提出了商人道思想,论述了商人存在的意义,这在日本经济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