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

《金瓶梅》是文人创作还是艺人集体创怍,这是当前关于《金瓶悔》成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将《金瓶梅》成书的素材来源考证清楚。为此笔者已写有《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金瓶梅>抄引戏曲考探》等论文,本文则就《金瓶悔》抄引话本小说问题作一考探,并对《金瓶梅》的成书问题发表些浅见。     

陈继儒与《金瓶梅》的作者

从《金瓶梅》的传播接受、《金瓶梅》的成书方式、董其昌与陈继儒二人的交游厚密关系、《金瓶梅》的创作风格等可以推断,《金瓶梅》的作者是陈继儒从吴越间延招来荟蕞成书的＂穷儒老宿＂。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试评魏子云先生对《金瓶梅》语言的看法

人们对《金瓶梅》的语言(下面均简称“金语”)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特别在讨论《金瓶梅》的作者是哪里人时,“金语”更成了各家争论的焦点,意见颇不一致。台湾学人魏子云先生是研究《金瓶梅》的名家。他对《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思想艺术”和“作者是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石昌渝、尹恭弘两先生在《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前言中说:“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和作者的考证,魏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诸如《文选》之实际编者为刘孝绰说(刘孝绰为萧统编纂《文选》最重要的助手说)、《文选》成书仓促说、《文选》编纂过程分"两阶段"说、《文选》各体之文有划一的标准说等等,多为"选学"界之主流观点。然而,分别用"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等方法究之,均难以成立。其所以如此,多缘研究方法之未密。     

《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

探讨《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一、《金瓶梅词话》当成书于万历年间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过去长期流传的是“嘉靖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当为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此则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屠本畯与屠隆是同里同宗,但屠本畯于万历二十九年罢官归里时,屠隆     

考辨《金瓶梅》作者成书纵论《金瓶梅》思想价值——黄霖金学研究综论

黄霖的《金瓶梅》研究"外学"与"内学"兼善,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金瓶梅》作者成书研究,二是《金瓶梅》社会价值研究。黄霖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金瓶梅考论》和《金瓶梅讲演录》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黄霖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是独具代表性的"一家之言",他提出的《金瓶梅》"反腐败经典说"也极具启示意义。     

《金瓶梅考论》出版

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黄霖同志是目前较具有影响的《金瓶梅》研究者。他对《金瓶梅》的研究自成体系,卓为一家。除了已出版的《金瓶梅漫话》和《金瓶梅研究资料》等著作外,他还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研究论文。最近,辽宁人民出版社把部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结集成《金瓶梅考论》一书于日前出版。其内容大致为(一),小说思想和艺术的总论;(二),人物论;(三),成书问题的考证;(四),作者为“屠隆说”;     

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解读--《讲疏》的文本结构与治学方法研究之一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讲疏》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此前,他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此文先阐述其《创作论》的创作契机,再解读其《讲疏》文本结构的三个环节,后解读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治学方法。王元化《讲疏》的治学方法是由考证推理方法论、说明研究方法论和分析综合方法论等三种方法论整合而成的。这对我们的科学研究仍然有启迪效应。     

《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

朱星同志的《金瓶梅考证》(以下简称《考证》)重申《金瓶梅》是个人创作的旧说;他的新发现是“明万历庚戌年在吴中的初刻本确无淫秽语,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以前有人猜测此书作者是王世贞,《考证》则进一步加以肯定.     

《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跋

我的《金瓶梅》研究，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先后查访到清初《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家族的族谱四种，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这一专题研究。我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在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以后，曾结集成两部专著：一是《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该书利用新发现的张竹坡著作、传记与宗族文献，考证理清了几种不同年代的张竹坡家谱，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色空”阐释——从“子虚之死”到“贾瑞之死”说起

《金瓶梅》关于"色空"观念的阐释,对《红楼梦》有着很大影响。两者均通过与世人密切相关的"钱财""情色"书写,阐证"万物为幻""一切皆空"的思想,旨在劝诫世人莫要放纵自己的欲望,沉迷于浮华的表象。《红楼梦》在汲取《金瓶梅》思想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这可以通过"子虚之死"与"贾瑞之死"——两处死亡叙事得到印证。     

《金瓶梅》的时代性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金瓶梅词话》最早是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刻本,《金瓶梅》是人们习惯的简称。作者将书中三位妇女的名字(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各取一字订为书名。崇祯时代又有《新刻绣像金瓶梅》出现,研究者仍以《金瓶梅词话》为定本。据吴晗考证,《金瓶梅》成书约在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之间。     

论清代《金瓶梅》故事在民间戏曲传播中的两种演绎

《金瓶梅》故事的戏曲创作演绎与民间说唱演绎及其在清代的流播过程说明,如何解读《金瓶梅》是与时代的精神风貌、表现的艺术形式、文本创作者的修养层次、社会文化消费趋势等等紧密相关的。可以看到,人情事理的教喻性作品依旧要比男女情色的感官性作品留存得更为久远。作为一部以人性拷问为主题的长篇巨制,《金瓶梅》还将成为中国其他艺术门类创作灵感的来源地。关于它的"情理""美丑""善恶"及其价值、意义等等的评说与争辩,仍会是将来持续的、热度难退的学术话题。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与朱星先生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今年第二期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了朱星先生《〈金瓶梅〉考证》的第一部分:"《金瓶梅》的版本问题".文章的重心似乎是想考证:"《金瓶梅》原稿初刻,本无淫秽语","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因而成为蒙诟的主要口实."我们今天把它考证明白,把这些污点洗删了,也就可以公开阅读研究了."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作者的用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论据是显然不足的.关于《金瓶梅》的所谓"庚戌初刻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首先提出:"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并明明     

论《金瓶梅》的佛道书写与价值迷失

绣像本《金瓶梅》的佛道书写着重其商业性、世俗层面的渲染,而对"超越性"层面较少涉及,小说人物对佛道二教的态度也是无关道德的,这种倾向实际上折射出《金瓶梅》对道德价值的"疏离"。围绕人性欲望与生命存在的冲突与纠葛,《金瓶梅》展现了一派道德"疏离"后的众声喧哗,因果报应、命运天定、养生节欲等佛道观念在人物命运故事中被重新审视,也被赋予多重含义,表现了佛道世界及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多义性。小说的空幻结局昭示了小说家在道德"信仰"坍塌后的精神迷惘,它是晚明士人清醒认识人性之恶循环不已之后思想无所指归的时代表征,它的背后是儒家积极向上精神的丧失。《金瓶梅》道德"疏离"的背后是对道德更为深沉的呼唤。     

《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成书年代是公元前514年

迄今为止,《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尚无定论。根据历史事件的资料考证,推断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成书年代应是公元前514年。     

《新论》词语释义六则

桓谭为两汉之际著名哲学家、经学家及琴家,其《新论》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书中保存的不少重要词语,多为汉之新词或新义,亦不多见于其他文献,对于汉语词汇史及辞书编纂等均具重要意义。其中,"无事"当释为"无事迹"或"未记载其事迹";"作为"置于动词前,表示某种动作之进行,当释为"进行"时,或不译出;"别离"当释为"离间";"长道"当释为"长久之道";"同意"当释为"想法相同"、"思虑相同";"攻夺"当释为"剥夺"。以上意义均为《汉语大词典》所未收,可补其不足与疏漏。     

《金瓶梅词话》方言新证

关于《金瓶梅》的方言，向有鲁语说和吴话说。本文则以相当有力的证据，提出了晋语说，找出了山西雁北方言说。文章运用山西雁北方言可以明确破译《金瓶梅》中许多公认的语言难题。运用史料所记载的古代山西方言，与《金瓶梅》中方言土语相比较和印证。最具说服力的史料是本世纪初成书的《古今笔记精华》中方言部分，和清代光绪十八年成书的《山西通志》中方言部分。通过认真的比较，进一步证明了晋话说的可靠性，从而找到了开启《金瓶梅》语言之迹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