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谜为赋的形成及其影响

根据现有的材料,谜语进入文学领域的通道,应该是汉代的咏物赋.从追述谜语的起源入手,分析了它被汉赋兼并和吸收的过程,并形成了以谜为赋的写作手法,使汉赋在文学的审美艺术和语言技巧上跃进了怂一大步.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西晋辞赋创作的特点

西晋是辞赋创作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的辞赋无论是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作家人数上都是堪称空前的。在继承前代辞赋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因袭中创新、超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主要表现为咏物赋的众多,抒情类作品转为对个体情感的发泄,初步的山水赋形成,同时出现了生活化、世俗化、小品化的倾向,在辞赋的行文结构上也有了一定的完善。本文就西晋辞赋的这些特点进行详细论述。     

刘基的讽谕文对前人作品的继承与新变

元末的讽谕文作者中,刘基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的文风未如其他多数文人那样寄情于调笑之中,而是保持着尖刻、辛辣的语言风格和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讽刺手法,与其他生活于元末的作家相比,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毫不留情的批判笔调.可以说,刘基作品的风格更近于较为传统的讽谕文,“载道”的作用很突出,与吴中文人调笑、滑稽的以文为戏手法有较明显的区别.     

解析柳永赋化词

柳永为宋词大家,其着笔慢词,善用赋法,对后世词曲的创作影响深远。柳永"以赋为词",与苏轼"以诗为词"一样,于词贡献甚大。柳永变小令为慢词长调,启迪和影响了一代词风。柳永擅"以赋为词",分别汲取"大赋"、"小赋"和"骈赋"之法,兼采众长、融合并用,在词的文体特质、抒情手段和语言魅力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方式,开创一代词风。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论中唐新乐府诗的讽谕特质

中唐元和年间,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创作的“新题乐府”和“新乐府”诗,开创了“新乐府运动”。由于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使得“新乐府诗”有着强烈的讽谕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政教”传统的继承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艺术的欠缺性等方面。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试论中西讽谕理论的差异

"讽谕说"是西方诗歌的重要理论,中国诗人一开始就将这一理论贯穿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从中西讽谕的运用来看,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只能是中西诗人对诗歌认识的殊途同归。中西讽谕理论的内涵也存在明显差别:中国讽谕理论以温柔敦厚为核心,西方则只是解读诗意的一个层面;中国诗歌的讽谕意义主要通过比兴的手段获取,西方则是通过神话故事;中国讽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西方则是为了解释《圣经》。这种对比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助于在对比中把握这一理论的各自内涵。     

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学思想

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论散见于著述中,长久不被人知。他以神韵诗学为理论基础,构建崇尚婉约含蓄的"格韵词说";词体认识上,区分诗词的不同文体特征,并对小令长调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均体现了他词论的独特视角。词人品评时更能体现词论的价值,一方面针对浙西词派之弊,系统品评了词坛名宿,表达了对南宋词的厌恶和对《花间》婉约词统的推崇;另一方面在咸丰年间继续推动纳兰词的批评,构成了清代纳兰词批评史中重要一环。这些丰富的内涵对我们了解咸丰词坛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谈讽谕文体的审美与教学

讽谕文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创造生动的形象而旨在明理 ;虽叙事述人而意在人事之外 ;虽非抒情之作而笔端倾注着浓烈的情感 ,它是三者的合金 ,是教学中值得深入研究的文体     

吴兆骞辞赋概观

吴兆骞的身世遭际及其诗赋在当世及后世都充满了悲悒色彩。他的诗歌迥绝一时;他的赋作虽然只有八篇,却也是饱含身世之感,内蕴深厚,充分表现了他的才气与笔力。     

《长恨歌》“劝讽说”的实质及与讽谕各说的比较

劝讽主题说论证了《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的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真情 ,《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这一进展是劝讽说与讽谕各说的根本区别 ,其意义在于突破了《长恨歌》主题研究最大两说爱情说与讽谕说的尖锐对立 ,确立了《长恨歌》选择的“动之以情”的表达方式 ,可以有效解释《长恨歌》文本特征、结构的统一性、白居易自述“风情”、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对重要史实的艺术处理等主要问题。     

辞赋:咏物兴起的契机

辞赋铺陈体物的创作体制,决定了它的创立与兴起必然带动咏物的兴起;情事杂沓是辞赋铺陈体物的创作体制创立的内在动力,而从泛咏到专咏则是体物的必然趋势;咏物兴起于屈宋辞赋,具有其文学地缘性意义,是楚国的风物使然.辞赋这一文体的出现,是咏物勃兴的一大契机.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子虚赋》、《上林赋》：大一统思想的文学阐释

《子虚赋》、《上林赋》以文学的形式,客观地阐释了汉代鼎盛时期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必然。主要表现在赋中的"巨丽之美"的描绘和讽谕的意图,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异曲同工。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