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梁启超

王国维与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分别以现代形态的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观念和学科体系.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与王国维颇多学理上的趋同.两位学者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梁肩超追求政治生涯的辉煌,王国维则怡然自得于学者的本分.王国维去世后,梁启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推举王国维的人品和学问,并初步从学理上总结其治学特点,强化了王国维的大师地位.两位大师的杰出学术成就及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进化论与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

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进化论思想的洋为中用上．梁启超、王国维产生了分歧。梁启超奉行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用进化论宣传生存竞争的道理,希望借此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学无中西,借鉴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进化论问题上,梁、王二人虽有分歧,但他们的观点均具有现代性。     

悲观和乐观

有一对兄弟,老大叫汤姆,老二叫杰克。汤姆性格积极乐观,而老二杰克的性格则消极自卑。他们的爸爸曾做了一个试验,他让杰克独自待在一间装满玩具的房间里,让汤姆待在一间堆满牛粪的屋子里。过了一会儿,他去查看,发现性格悲观的杰克正做在玩     

逆境中的乐观与悲观——1927年鲁迅与茅盾心态之比较

运用比较的方法,对照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与鲁迅的心态,可以看出鲁迅能在逆境中表现出乐观与从容的原因在于鲁迅在本质上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人生阅历且已习惯独战的思想家,既能为追求真理对自己的思想作深刻的反思和明快的否定,又对社会现实和革命前途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敢于“反抗绝望”和“作绝望的抗战”。这是鲁迅的过人之处,也正是当时的茅盾所缺乏的。两位文豪的情感心态与他们的政治心态也有密切关系。     

＂守望家园＂与＂俯瞰苍生＂--梁启超、王国维小说视角比较

＂国家＂、＂民族＂是梁启超＂新小说＂目光所及的终点,梁启超以＂守望家园＂的视角来审视小说,将小说作为劝善惩恶的工具,这种视角让小说担负了太多不属于小说的重任并最终压垮了小说。＂守望家园＂的视角显示了梁启超的现代性,只是这个现代性是启蒙现代性。王国维的文学观摆脱了＂一时＂、＂一地＂、＂一国＂的束缚,而具有了＂天下＂的广阔视野。＂俯瞰苍生＂的视角使王国维得以高屋建瓴地洞察人生与小说,不给小说负载道德说教与社会救赎的重任,使得小说全面、真实地创造世界。＂俯瞰苍生＂的视角无疑具有反抗传统的现代性特质。从＂劝善惩恶＂到展示真实世界,显示了小说评论与创作的现代性历程。     

现代中国作家论的萌生——论王国维与梁启超的作家论

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论其实是在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确立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先驱者。首先,从历史语境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其次,他们都融合了中西思想观念,确立专门角度,讲究科学方法,已经具备了现代批评的质素;最后,他们的作家论既是对中国古代作家论的继承与超越,也对"五四"时代的作家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时间压力与乐观-悲观倾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

购买决策是消费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通过计算机模拟情境探讨了乐观-悲观倾向者在高低时间压力情境下的购买决策。方差分析发现,在高时间压力情境中,无论乐观还是悲观倾向者,均产生了更多的购买行为;乐观倾向者比悲观倾向者产生更多的购买行为;时间压力与乐观-悲观倾向不存在交互作用。优势分析发现,时间压力贡献了已解释方差的29.66%,乐观-悲观倾向贡献了35.17%。     

对"崇高"的祛魅与审美意识的多元化 ——清末民初梁启超、王国维审美观的再度调整

20世纪初,梁启超和王国维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中推崇"优美"而相对忽视"崇高"的倾向进行了纠正,标举"崇高"的审美理想,将其置于"优美"之上.导致二人这一审美意识选择的具体原因虽有差异,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及其所造成的认识局限则是共同的.随后两人都对自己的认识偏颇进行了反省和校正,实现了审美意识的再度转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审美观而言开始自觉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盲从,认识到"崇高"与"优美"的辩证关系,对二者平等视之.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反思现代性为立足点,在对传统文学进行重新阐释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葆有的多元的审美追求,这对于当时的主流话语具有纠偏作用.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审美意识的再度转变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心理学视野下的乐观研究

乐观是个体对未来的期望,对个体当下的行为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乐观研究的相关概念、形成及培养、测量方法和研究领域进行介绍,提出乐观研究中国化和乐观的作用机制的问题。     

乐观偏差与悲观偏差：青年学子在疫情中的两类风险认知偏差探析

风险感知偏差是指公众基于自己的直觉感受和感性认识而高估或低估某种风险发生概率的现象。高估健康风险不仅会引发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而且也会付出不必要的行为成本;而低估健康风险则不仅容易导致麻痹松懈和侥幸心理,而且也会错过最佳的应对时机。研究以新冠肺炎议题为例,对835名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青年学生在重大传染病疫情中存在着两类风险感知偏差:一类是就易感对象而言,这种认知偏差表现为个体容易低估自己遭遇新冠肺炎的概率而高估了同龄人感染新冠肺炎的概率,从而产生了乐观偏差。另一类是就疾病类型而言,个体错误估计了新冠肺炎与其他疾病在一般人口中的发生概率,进而产生了悲观偏差。同时研究还发现,无论是采用绝对风险测量法还是相对风险测量法,受访者对新冠肺炎在不同人群中的发病概率评估都存在着乐观偏差效应。而无论在何种情绪水平下,受访学生表现出的乐观偏差都没有显著差异。     

从王国维的思想看王国维之自沉

为探讨王国维自沉之谜，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分析了王国维的人生观念、生活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王国维自沉之原因在于：王国维认为天才越大，痛苦就越大，他的人生态度是悲观的，而对尘世的热情进一步导致了他异于常人的敏锐感受和强烈痛苦；他恪守着忠与义的人生信念，而家庭成员的过多离去使得他对死亡不再恐惧；时世的混乱与多变使得敏锐而忠义的王国维悲哀而无奈，他要保留自己的忠义与信念，更不愿意让别人侮辱他的忠义与信念，于是他选择了离去。     

梁启超、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梁启超与梁漱溟以儒生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衍生出对民族前途和文化走向的深情关怀。随着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应地改变,从政治上的诉求到文化上的救赎,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拯救苦难中国的最终归宿。对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可以更好厘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王国维与泡尔生

文章探讨了王国维早期思想发展与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Paulsen)的联系,分析了泡尔生在哲学观和有机论的历史观两方面对王国维早期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并揭示了在王国维接受和疏离叔本华哲学的过程中泡尔生所起的中介作用。     

对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思考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诸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 ,任何问题的出现 ,都不是单一要素所能独立完成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把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性力量 ,淡化了或忽视了其他深层社会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我们应该从技术的主体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需求和目的等方面来综合把握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问题     

关于科学技术作用的悲观论和乐观论之争

怎样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历来就有悲观论和乐观论之争。这一争论在20世纪后期变得更为尖锐，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对我们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梁启超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

梁启超与李大钊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二人不仅对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思考。梁启超和李大钊虽然都对社会主义十分向往,但他们二人的社会主义主张却存在很多的差异。这些差异既与他们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紧密相连,也与他们接纳社会主义的逻辑有很大关系。     

未来学中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论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产生

在未来学的发展过程中，乐观与悲观两派的论争，导致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产生。它的要旨是，在共同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实施既满足当代需要，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简论早期梁启超的自由观

早期的梁启超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之一个侧面,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作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高度关注,将两力相抗,势均力敌看作是自由之保证,呼吁增强国力,发挥个性,外以抵抗帝国主义,内以反对封建势力;又对自由与任意、自由之俗与自由之德进行了区分,强调了“文明自由”之价值。凡此种种论述皆富于极强的启发意义。当然,他过分强调以力抗衡的“积极自由”之作用,相对忽视宽容的“消极自由”之作用,在理论上容易产生不良的后果。他对心灵自由、精神自由的过分关注,亦流露出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从操纵论的角度看梁启超译《哀希腊》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将拜伦的诗歌《哀希腊》引入中国,他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在当时都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利用操纵论,对梁译《哀希腊》进行分析,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了宣扬爱国精神和反抗意识,梁启超有意识有目的地超越当时主流封建意识形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文化潜能,对《哀希腊》进行改写、操纵,说明了文学翻译是对原文有目的的创造性叛逆。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政治文化的转型,这是历史转折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巨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他的民权思想,对于开启民智曾起过良好的作用,启发了年轻一代,客观上有利于他们的思想由臣民意识向国民意识的转变,有利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的转型。时至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仍在继续。所以,重新解读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不仅使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