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

司马懿凭借自身的政治才能、家族的力量以及朝廷大臣的支持,通过高平陵政变,建立起霸府,控制曹魏政权;经过司马师、司马昭的发展,终于由司马炎以晋代魏。司马氏霸府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司马氏霸府依靠架空朝廷、曹魏朝廷官僚霸府化、军政一体化等措施来发挥权力中心的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探讨

霸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特殊的机构和政治现象,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霸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出现,导致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有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的削弱;幕府机构和公府机构的高度膨胀;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     

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

汉魏之际的政治剧变对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君权式微、京师被毁 ,使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能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无法正常运作 ,原有禁卫武官的职能难以实现。汉末的政治剧变为曹操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 ,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 ,在州牧领兵体制下曹操幕府在军事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并形成了以统领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霸府禁卫体制 ,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此。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 ,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新生的领、护军制度与汉代制度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护军之制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 ,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幕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 ,校尉之制乃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 (有中军校尉 )之制的承袭     

从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看司马师的功业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执政,他任用和拔擢人才,使曹魏旧臣不断地转投于司马氏的门下,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霸府,为司马氏集团日后转化为西晋王朝打下基础.司马师执政初期,根基尚不稳,威望亦远不如乃父.但其“沉毅多大略”,在东关惨败之后,司马师安抚诸将,引咎自责,很快稳定了朝中局势.接着其击败吴太傅诸葛恪,剪除异己李丰、张缉等拥曹派势力,又废魏主曹芳,立曹髦,迅速平定淮南毌丘俭之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权力.在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中司马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试论汉魏之际幕府制度的变迁

幕府制度在汉末魏初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幕府结构看,将军号的滥授使得依将军号而开府者的数量大量增加,"开府"这样一个用以表示被授予者可以参照三公府的制度来设置僚属的称号也出现了。同时,幕府中大量新的职位被创制出来。其中参军一职经历了由非正式到正式、由地位较低到地位较高的发展过程,日后构成了幕府的主体。其二,从幕府性质看,首先,幕府转变为承担谋议、监察等多项事务的机构;其次,幕府在官员仕途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经过幕职而迁转的官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最后,幕府中的僚属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标示其个人身份的意义,与其具体职责发生了一定的分离。     

论唐前期节度使僚佐的辟召与迁转——以科举学历拥有者为中心的考察

唐前期是节度使府制度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科举学历的拥有者大多是应府主的辟召而入幕的,很少主动谋求幕职,而其入幕后普遍会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府主虽然可以自行征辟僚属,但仍需通过报请的方式获得朝廷的认可。此期已经出现了为使府僚佐加朝衔、宪衔以标示其个人品位的方式,但尚未形成正式的制度。除了少数人因特殊机缘而获得较好的升迁机遇以外,大多数使府僚佐离开幕府后的迁转情况并不好。这主要是由于节度使的使职差遣性质,使得其没有被纳入帝国的职官体系与官阶序列,因而士人担任幕职的经历也就无法成为迁转的依据。     

面向21世纪的跨国公司运作机理分析

跨国公司面向 2 1世纪的运作机理 ,可以从其运作理论、运作模式、运作方式、运作职能、运作程序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其运作模式包括垂直型国际生产、水平型国际生产、一体化国际生产模式三种。运作方式则主要采取了母子结构、母公司独立设置国际部机构、全球化结构三种。跨国公司的运作职能 ,体现在计划、组织、控制三类职能上。而其运作程序 ,主要由 7个步骤构成 ,即管理哲学、任务、业务评价→环境分析→全球战略→应变计划→子公司计划、预算→控制系统→计划修订实施。     

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及特征分析

风险投资在其运作方面,有其独自的规律和特征。作者对风险投资"三个主体"四个阶段"三种退出方式"的运作机制及其特征进行分析。认为从风险投资的过程来看,风险投资是不断循环运行;从风险投资运作主体来看,具有投资者、中介机构、风险企业三个主体;就风险投资项目运作过程,可分为选择、协议、辅育、退出四个阶段;对风险投资运作退出的三种方式进行了分析。最后讨论了风险投资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风险投资多元化退出的运作方式。     

清代新疆的军府建置

在有清一代的军府建置中,伊犁将军颇具典型性.本文对伊犁将军设置的原因、组织系统、职掌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作为封建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伊犁将军府虽带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性质,但它的设置巩固了清朝的一统大业,增强了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凝聚力.     

钟会反司马氏考论

魏景元年间,钟会、邓艾率兵分路伐蜀。邓艾灭蜀后不久因钟会等上书被收捕。钟会到成都后起兵反司马氏,但迅速失败。钟会走上反司马氏之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马昭周围有部分重要人士不信任甚至反对他,他也明白终不能真正得到司马昭信任,且功多之后对司马昭忧惧之心转盛,而其在蜀灭、邓艾被擒后重兵在握时又不甘心再受迫于司马昭。钟会举事若选择其他更适当时机——比如在邓艾入阴平、诸葛绪槛车征还后,即遣人联络姜维而举事——这样成功可能性会大些。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改革开放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在改革开放的巨大革新力的影响下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反映在家庭结构上 ,表现为家庭类型多样化 ,家庭规模小型化 ,家庭职能新发展 ,家庭关系与家庭观念新型化。改革开放对家庭生活的巨大分化与整合给家庭两性构成造成一系列困扰。家庭结构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与冲突 ,预示了新世纪家庭结构的新的发展方向。     

家庭结构与青少年社会化—兼论家庭结构分类的解释力

本研究从广东惠州市随机抽取3个学校17个班级作为样本，分别考察了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家庭、无工作／单职工／双职工家庭、完整／不完整家庭、核心／主干／联合家庭等家庭结构中青少年在自我评价、社会评价、独立性、学习成绩、性别观念、行为习惯、违规情况等方面的差异。研究显示，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分类对青少年社会化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无工作／单职工／双职工家庭的结构分类，而其它两个结构分类则显示出较弱的解释力。     

我国家族企业控制权内涵研究

争夺企业控制权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控制权收益。企业控制权由控制权的"核"与控制权外层组成,"核"决定于物质资本并规定了控制权外层的配置。家族企业是家族利益集团实现家族目标的工具,其控制权的"核"由家族掌握,并且在家族内部传承;控制权外层根据家族企业规模、家族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任程度呈现从完全掌握在家族手中到完全授权给职业经理人的动态分布。     

试论家庭消费文化的家庭教育机制

家庭消费文化是家庭成员在家庭消费生活中共同形成的消费心理、消费方式、消费行为的总和。家庭消费文化与家庭教育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家庭消费文化作为家庭教育内容世代沿袭,家庭消费文化是子代观察模仿亲代的社会化环境,家庭消费文化在亲子互动中规范子代的消费行为。     

农村核心家庭的现代适应与权变

家庭作为个体的归属单位在现代生活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核心家庭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都呈现出灵动的家庭结构与代际互动模式以应对不同的境况,形成以第三代为中心联动母家庭的新的共同体形态。这种以倒置的亲子关系为主轴辐射大家庭的共同体实践,是市场化、国家行政力量和传统文化多重机制重塑的结果,更是尊重个体权利、权衡不同成员需求的家本位思想的现代延续。     

家族企业权力传承的规划设计研究

家族企业权力传承既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的过程,同时也是家族财产、声誉和社会地位的传递,关系到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乃至生死存亡。在“予承父业”的主流模式下,家族企业谘须对权力传承所涉及的继任者选择、继任者培养、权力交接的最优时机设计以及老一代家族企业主的退出等问题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为推动传承规划的顺利执行,家族企业还应在确保传承规划设计的正式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建立有利于权力传承的协调机制,密切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反应并充分考虑到家族精神和企业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意义。     

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

相同文化背景所蕴含的伦理动因(亦即“同质的伦理动因”)在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作用中也存在着差异,尤以同处儒家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日家族企业在其伦理动因上的差异最为明显。而这个差异主要又是基于中日家族制度存在的区别和对儒家家族主义的不同解读所造成,使其儒家家族主义在作为中日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上,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在中国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在日本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从而对两国的家族企业繁衍带来不同的影响,前者往往“长不大”或“富不过三”,后者往往则反之。通过对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有助于我们对此现象的认识。     

家庭早期教育视野下的公民价值观培育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在家庭早期教育中家长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价值观培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价值观培育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对孩子进行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家长要形成正确的“三观”和坚持四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