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推恩说的深度悖论

孟子的“推恩”说试图从特殊性的血缘亲情出发,实现普遍性的仁者爱人,由此把儒家理论架构的两大支柱———“孝”与“仁”内在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孟子同时又提出了“爱有差等”的原则,明确赋予血缘亲情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就导致他的推恩说陷入深度悖论,在传统儒家的理论架构内无法成立。     

非儒和斥墨中的儒墨之同

墨子“非儒”,但所谓“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只是讥讽儒家在践履中不能真正贯彻这一原则,反因私爱而废尊卑。墨子所设定的和兼爱相对立的是巫马子唯“我”之爱的差等之爱,这与儒家所倡导的差等之爱截然不同。同样,孟子虽然批评墨子的兼爱导致无父,是为禽兽,但孟子的着眼点不在于兼爱的爱一切人的层面,而是基于卫护儒家学派的地位和孔子道统的卫道之辩。儒墨俱道仁义,同倡爱人,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博爱精神。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民本”和“官本”:中国古代的政治学

人们常说,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此话诚然不错。我们的祖先没有谁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曾写出一部专门的《政治学》著作。不过,翻开《尚书》《国语》《左传》《论语》《孟子》《史记》等中国古代典籍,却到处可以发现对于政治学信念和原则的阐述。在这些阐述中,可以明显看到“民本”与“官本”两条线索,梳理这些线索,分析它们与近代政治观念的异同,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国情,探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乃是十分必要的。 （一） 国家主权问题,是现代政治学的首要内容。它要回答的问题是：谁是国家的主人或所有者？这个在本世纪初以来被…     

论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道德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道德是普遍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都肯定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性。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肯定仁义是人类生活的普遍原则。但孟子也承认不同学派对于仁义有不同意见,如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杨墨两家就与儒家的观点     

试论孟子的“推恩”思想

围绕着“仁爱”在实质层面的展开,孟子将“推恩”思想作为其哲学理论建构的不可或缺的着力点。“推恩”突出以“亲亲”之仁为出发点和前提,力图通过由“吾”到“人”以及“天下”的“推”的过程,最终达至“亲”、“人”、“物”三者各得其所“爱”的价值目标,而此三“爱”又构成孟子视闽中“仁爱”的整全形态,其中渗透并体现着孟子所一贯秉持的“中道”精神。     

孟子仁政思想的诠释

孟子一方面强调主观面的道德实践,有推扩四端之心,求放心等论点,另一方面对于客观面的政教规模,也相当重视。 孟子仁心与政刑并重,或者说,孟子将“仁心善德”与规矩义的“政刑”进行调和。他的调节方法,不是二元式的并立,或主次式的排比。孟子以仁心为本、以政刑相成。若以体用论的方式来看待,则是以仁心为体,以政刑为用。 孟子对于仁心寄予更多的重视,可以由他与梁惠王的对话里得解。孟子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１］孟子其实是希望梁惠王能“施仁”,而不只是效法援用过往先王的“仁政”规模而已,…     

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孟子五说

本文从人性善说、仁政说、民贵君轻说、王道霸道说、浩然之气说五个方面，介绍了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以及个人道德等思想理论，阐明了孟子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说明为什么孟子以继孔子之业为自己的终生职志，为什么后者是儒家正统的继承者，为什么儒家思想在孟子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从而使世人从多方面了解孟子的理论思想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从中有助于今人汲取其“大丈夫精神”，提高其“真、善、美”的道德境界。     

论儒家人生哲学中的“孟之道”

孟子通过对人性善、性命关系理论的系统发挥 ,将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创造性地引入人性 ,并确立了“性”、“命”合一的原则 ,从而为《中庸》以高度概括的方式阐释儒家人生哲学的理论逻辑奠定了基础。此为孟子对儒家人生哲学理论建构的独特贡献 ,也是我们理解所谓“孔孟之道”中“孟”的意义的基本依据     

忍与不忍——儒家德性伦理的一个诠释向度

忍与不忍是两种相关的心理现象。忍可分为四种:修养之忍、车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其中的修养之忍(忍己)与不忍人是一体之两面,但前者是独善其身,后者则能兼济天下,属德性伦理的范畴。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加以强调,讲求的爱是对弱者的怜爱而非对崇敬者的热爱。孟子的“不忍”之说是其心性论的核心,而宋明儒者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说,则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两者均显示了“不忍”在儒家价值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忍”的道德修养与功夫之学是德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是人性的光辉体现,展现出儒家的道德责任与仁爱的生命情怀。     

韩婴孟学思想探析——再论《韩诗外传》与孟荀的关系问题

西汉韩婴之《韩诗外传》杂采先秦之经子传说以说《诗》,其中援引最多的当数《荀子》,以致前人多认为《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实则就《韩诗外传》一书来看,韩婴固然在诸多方面受荀子影响,但也吸收了孟子的很多观点,表现出一定的尊孟意识,韩婴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其兼综孟荀的倾向。在权变观、并田制等观点上则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外传》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而删非思孟之文;引《荀子·儒效篇》而删去“法后王”一段均是出于其尊孟意识,亦是其自身思想倾向之合理要求一     

试论孟子的“民本经济”思想

孟子的经济思想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最具代表性,他主张的民本经济思想中,对于“民”的重要地位的肯定,更能体现孟子及儒家思想中的社会和谐发展、人本位的思想理念。研究孟子的“民本经济”思想,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唐君毅新儒家思想

唐君毅认为“人文”一词是中国固有 ,非泊来品。孔子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孔子人文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孟子重仁 ,而荀子则重礼制。魏晋儒学“轻名教而重自然” ,宋明以存天理去人欲而达到其超人文境界。所谓儒教 ,乃道德宗教或人文宗教 ,完全不同于其他宗教     

论孟子的英雄气概

孟子作为儒家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孟子本人更是用实践证明了儒学的精神内涵。从孟子的一些事迹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桀骜不驯、正气凛然的性格，更能看出其正直、勇敢、不畏强权、睥睨天下的大丈夫情怀，也展现了孟子肩负使命、救民于时的英雄形象。对孟子英雄气概的追述将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凛然正气，有助于提高国人健全的人格修养。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孟子的性命之辨及其内圣走向

有见于主体在外王实践中的相对局限性,孟子通过辨析“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复杂关联,完成了对性命之辫的宏观划界工作。与此相比,孟子以知命／立命为内涵的“哲学整合工作”就更为关键。原因在于,惟有以内圣统摄外王,活生生的道德实践主体最终才能以主观能动性内在地超越相对局限性。     

善的形上学追问--孟子善恶观的道德解析

善是什么?善何以可能?善的终极根据是什么?通过对善的不断追问,孟子为善建构了形上学的根据。“可欲之谓善”是孟子德性论的道德立场的体现。孟子通过对善的伦理追问、人性追问和天道追问,为善建构了一个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各种人伦规范正是可欲之善的现实存在;性善论是善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天道观则是善的超越根据。孟子以性善说人性,以天道说性善的思维理路,成为儒家后学道德形上学建构理论资源。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康有为认定孟子得孔子大道,并且光大了孔子学说,具体表现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弘扬仁和不忍人之心,提倡民主政治,传承大同之教等等。按照他的说法,孟子思想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使《孟子》成为领悟孔子之道的入门书和必经之路。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其孔教观一脉相承,是以孔子的名义进行的,实质上则是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