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随着国家的出现产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便是经济法。把握经济法的起源及定义以便于厘清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得到了各界的认同。通过对经济关系中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和社会分配四要素进行调节,经济法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内在缺陷,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治化发展,并且为国家干预的法治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经济法均衡发展理念的省思及超越

经济法作为一门以解决发展问题为功能、以促进社会发展为依归的"发展法学",实现整体、公平和持续发展是其应有之义。处于现代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非均衡性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大显性特征,经济法作为"经济调节之法""促进均衡发展之法"自应作出积极回应。从应然逻辑而言,既要在促进均衡目标导向之下发挥政府适度干预的市场外部均衡手段,又要在尊重市场价值规律基础上优先市场差异主体自主发展的市场内生均衡手段。基于此,解决我国整体非均衡发展难题必须从政府对市场主体的规制保护、政府与市场作用之均衡调和以及政府内部纵横关系的再均衡三方面展开,以此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的均衡发展局面。     

数字经济兴起下经济法的变与不变

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对传统市场结构造成了较大冲击.随着信息和数据的日益精准和丰富全面,个体之间的差异特征被日益显现和不断强调,经济法的传统均值主义规制在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为此,经济法的治理模式需要将信息技术和法律规则相结合以实现精准化的转变.同时,也应注意到数字经济没有改变市场经济本质,不会撼动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对资源配置的有效作用,经济法基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法律规制"的规制逻辑也没有改变.     

经济法的现代性刍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

经济法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历史和时间纬度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失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法律部门;第二,现代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对政府干预的约束与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现代经济法的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以实现社会公益与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与平衡.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的显著特征.全面认识经济法的特征和功能,论证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经济法克服“政府失灵”的有限性

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非政府失灵,严格说来,政府失灵问题决非经济法所能解决,否则会更加桎梏经济法的发展、完善进程,而不是相反。经济法确实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准则,但也不能笼统地把经济法定性为“干预政府之法”。看清经济法的性质,乃是构建完善经济法治建设事半功倍之良策。     

政府经济学与经济法学关系研究

政府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市场失灵,其研究对象是政府如何干预国民经济。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的经济关系的法规,也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政府经济学与经济法或经济法学有共同的研究起点———市场失灵,政府对市场失灵的规制,即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则构成了政府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共同的研究对象。政府经济学与经济法学关系密切,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的一面,二者相互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经济法概念和调整对象的再思考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重新确立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经济法作为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保证政府干预的正当和适度的法律形式，从性质上看属于"二次调整"的法律，是对民商法规范的经济关系的再次调整和矫正的法律。     

经济法的生态化转向研究

经济法的本质是用法律形式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经济法既要确认市场的作用,又要规范政府的干预,还要发挥社会的作用,经济法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权。经济法也是生产力。经济法是效益本位,经济是质,法是形。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法面临生态化转向的趋势。     

从经济法的产生基础看其价值取向

从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来看,经济法是基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失灵、以私权为本位的市民社会的局限和私法调节功能的先天不足,而通过政府干预经济、国家之公权介入市民社会之私权、公法融入私法,彼此间交互作用而产生的。透过对市场与政府、市民社会与国家、私法与公法这三对矛盾的分析,展示出经济法自诞生之时就以平衡个体私利与社会公益为己任,这注定了经济法的追求社会正义与社会效益平衡统一的价值取向。这一探究对我国的经济法发展及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经济法视野下政府失灵的克服

市场失灵为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同时我们也发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非总是积极有效的。政府的有限理性加之其具有经济人的特质因此极易陷入干预失灵的泥潭。正是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才建构了经济法的逻辑基点。本文以政府失灵为主题,首先从政府失灵在我国的主要表现为切入点,然后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从经济法的角度提出规范措施,旨在使政府干预在经济法的规制下实现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良性互动。     

论体制转轨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深化改革和健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有进有退,以退为主。市场不健全不等于“市场失败”,市场不健全需要政府以自己的退出来换取市场的正常发育和迅速发展。同时,政府的传统做法也不等于政府依法行政,政府对于“市场失败”的弥补必须通过依法行政。在法治不健全和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情况下,经济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并非都是由“市场失败”造成的,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法律不能有效地制约政府的权力,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无法做到恰当和适度,从而导致“政府失败”。要解决这些问题,市场运作和政府干预就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还在于建立和健全法治,从根本上改变“权大于法”的局面。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领域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放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背景下来理解,更有助于把握其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要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在干预经济、干预市场时必须依法进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实现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及其建设

政府的政治干预和积极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和手段。政府要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就必须彻底解决政府部门小团体利益的问题,正确认识政府和社会的角色关系,建设政府和社会沟通机制,使政府成为法治-权威政府、公正-公共政府、透明-民主-责任政府。     

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政府作用最优力度分析——基于变换的Bass模型

基于一定理论假设将Bass模型中技术扩散的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分别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对应起来,并着眼于政府作用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建立起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函数关系,以此来对Bass模型进行变换,使其能刻画政府作用对产业共性技术扩散速度和时间路径的影响。基于变换的Bass模型,以最大化技术扩散速度为目标构建最优化问题以求得政府作用最优力度,由最优化问题可知政府作用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越大,最优政府作用力度就应该越小。还基于相关数据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并且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研究认为:由于存在政府干预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在促进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需要把握最优的干预力度即政府作用最优力度,在量化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求解出来的政府作用最优力度系数可为政府有效和适当干预技术扩散提供理论上的一个尺量。     

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分析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论述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必须有一定的范围而且应以间接手段为主     

政府在公路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研究

针对公路建设过程中政府定位不准确,职能发挥不当的问题,明确政府的职能作用,合理定 位政府角色,准确处理政府与建设市场的关系,同时提出政府职能作用合理发挥应采取的措施。     

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济法纲要价值解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了全新政治理念,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制定经济法纲要,是规范政府新经济管理职能,依法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规范政府配置资源行为的基本要求。经济法纲要,最大法律价值在于确认和保障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性地位等。经济法纲要,是法治市场的重要法律依据,它将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府公信力:价值、指标体系及其实现途径——兼论我国诚信政府建设

政府公信力就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公共治理的合法性根源,是维系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通常地,可以把政府行为的法治程度、政府政策的规范程度、政府的民主化程度、政府官员的道德感和廉洁程度、政府工作的公开程度作为衡量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指标.当前,我国可以通过加强政府的法治建设、推行政务公开、引导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提升政府绩效等方面入手提升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