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法的正义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上,人们传统上倾向于重实体正义、轻程序正义,甚至认为实体正义决定程序正义。实际上,程序正义具有独立于实体正义的价值,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应该得到足够重视,但又不能把程序正义绝对化。     

论实体正义的困境

文章试图从司法裁判过程的不同阶段,说明在证明案件事实、明确规范事实、得出个案法律结论的活动中,实体正义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得出实现实体正义的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并指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一般关系和强化程序正义的必要性。     

法律正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石

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制度正义是构建社会正义的基础,而法律正义作为最根本的制度正义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基石.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律正义,应该依靠法律正义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依靠法律正义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践,依靠法律正义来引导和谐社会的发展.在和谐社会视域下,立法正义、守法正义、执法正义与司法正义成为实现法律正义的基本途径.     

许霆案引发的法理思考

许霆案是个普通的案件,却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霆案已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但是许霆案件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的法理值得我们每一个法律人去深思.司法正义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司法正义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许霆案一审判决量刑不符合实体正义,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序正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实体不公影响的仅仅为个案,程序不公则必将破坏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因此,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意义非凡.网络媒体异军突起成为司法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媒体监督应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法有局限性,应及时地修改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正确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期弥补法律和现实之间的裂痕.     

正义与和谐:宪法的价值基础

美国宪法将正义的理念冠于宪法之首,中国古代法文化以"和谐"为追求境界."正义"与"和谐"构成了现代立宪国家宪法的价值基础.宪法的价值的实现,景根本的是在立宪阶段构建起完整的正义观与大和谐观,然后在行宪和司完过程中实现正义,从而有力地推进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和谐、国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宪法的现代性的实质是在对东、西方的法文化进行辩证否定,并在整合正义与和谐这两种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宪法的理性化和道德化.     

效率:全球化时代冲突法的正义之维

依据经济学分析法学的"正义-效率"观,冲突法的效率价值可以作为正义的实现维度.然而,这种联系的实现可能受到冲突正义的要求以及作为实质正义含义的其他价值目标的约束.在法律选择阶段与准据法适用阶段,与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对应的效率实现维度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征.全球化时代为冲突法的效率标准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这一新的背景下,效率成为正义的实现维度所需的条件得以成就.     

多元正义理论的当代阐述——戴维·米勒多元正义理论述评

米勒的正义理论挑战了包括罗尔斯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坚持单一正义原则的各种学说,倡导一种"社会情境多元正义论"。这一理论根据社会情境具体的实践需要,采取具体的正义原则的方法分析了三种关系模式与三种正义原则的对应关系;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问题上,米勒重视结果正义,但同时主张要保证程序的公平;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米勒提出了社会正义追求应采取的两手对策。米勒的多元正义理论拓展了正义理论的研究空间,为21世纪正义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但其理论因缺乏世界历史视野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正义的领域及其缺陷--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否适用于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罗尔斯对该问题的论述存在着矛盾,他既承认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某种形式",又认为正义原则不应该运用于家庭领域.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矛盾源自父权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两分法",这就需要解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结构,将正义原则的运用范围从"公共领域"延伸到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在实现家庭正义的基础上,保证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     

论人的尊严观念的现代理性基础

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出发,关于人的尊严的认识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对人的尊严的理解和认识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立场并不是根本对立的,都包含人文主义的预设,都是以传统等级制度为社会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尊严观念既包含传统价值基础,又以现代理性作为认识基础,它是科技进步、经济独立、公民权利确立、人权运动勃兴等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更是民主法制不断完善健全的结果。而"反思现代性"意义上的人的尊严观念对人的尊严现代观念的"普世主义情结"提出了重大挑战,对人的尊严现代观念的理性基础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对人的尊严现代观念的价值基础和文化根基进行了全面反思。     

矫正正义观现代转向的法理学思考——以食品大规模侵权行为为背景

传统矫正正义观缺乏制度性的人文关怀,"无害于人"的消极行为标准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合理行为的伦理标准取代了行事风险自负的非道德标准,矫正正义更应注重实质正义。矫正正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抽象主体平等和主体互换性已然丧失,矫正正义应作为一种独立的正义形式,而非囿于过错被视为分配正义之延续,其仍应视为侵权法的价值基础。大规模食品侵权行为背景下矫正正义观的现代转向应偏重安全,对私法主体区别对待,对弱者进行制度性人文关怀,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关心受害人的生活状态和质量变化,呵护人的内在世界。     

福利权与财产自由权的冲突和调适——以正义论为视角

财产自由权是"对国家的自由".而福利权是"通过国家保障的权利",如何看待和调适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间的冲突是当代宪政思想的主题,其中不同学术流派对正义的阐释为我们分析相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智识资源.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和以戴维·米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的"复合多元正义论"为公民的福利权进行辩护:新自由主义者诺奇克的"持有正义论"和哈耶克的"自由秩序正义论"则十分重视财产自由权的优先地位.在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正义观中,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社群主义、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受该理论影响,采取混合式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柔软的社会体系是当前欧洲福利国家调适上述冲突的一种被广泛尝试的方案.该方案对我国当前福利制度完善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重辩护（英文）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其立论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这由他的理论任务所规定。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只有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出发,才最能切中应得正义论的要害和现代正义问题的实质。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是一个低阶概念,而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则是一个含义更广的高阶概念。马克思的高阶正义概念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的,以"自由人"之间有机的社会合作为基础,刻画出人类社会可能具有的最高正义原则。这一原则是先前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各类正义原则在逻辑上和在历史上自我扬弃的结果。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充当批判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为现实生活提供规范的理论责任。     

制度正义的"理性不及"及其价值补偿

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对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需要全社会公民的道德水平提升.但这种提升完全依靠个人的道德自律来实现在现实普遍意义中是不可行的,它需要制度的强制规约.然而当制度在追求正义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正义,使制度无法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就需要对正义进行补偿或矫正.通过建立补偿正义对不正当的程序或是获利进行矫正,同时对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或失利者进行实质性意义上的补偿,使差异的存在止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当中,将差别变成实质上的互惠.     

社会保障的伦理诠释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运行必定有其内在的合道德性价值理念,而且,也只有建立在这种价值理念前提下的社会保障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社会保障进行伦理阐释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保障伦理是指社会保障的道德正当性及其内涵的伦理意蕴和价值归属。对社会保障进行伦理诠释必然要涉及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伦理追求、伦理价值等方面。研究表明:"人的尊严"是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正义是社会保障的伦理追求;分配正义是社会保障的伦理价值。     

以人为本与立法的民众参与

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在价值层面上强调人具尊严、人是目的、人为主体.就立法这一国家定规立制的活动而言,要做到以人为本,不仅要求法律在内容上的人本化、人性化、人道化,更为基本的是,在立法的程序过程中,要尊重民众的主体性地位,便利民众的普遍有序参与.     

正义观念史的逻辑表达

正义观念是以人的理性对自然和社会必然性不断进行超越作为基础的,其发展逻辑事实上经历了由德性正义到契约正义、经济正义,再到社会正义的发展历程。通过不同历史境遇的人类对各自所处时代之现实非正义的批判和理想正义的构思,基于经济计算的个体与整体、政治与法律等各类冲突也不断变迁和获得新的解决。     

论人文关怀的文化内涵

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时人类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人文关怀的文化内涵包括生活、价值、理想三个层面.在生活层面上,人文关怀以消除贫困为奋斗目标;在价值层面上,人文关怀以达到社会公平与正义为奋斗目标;在理想层面上,人文关怀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由生活层面到价值层面再到理想层面,人文关怀不仅要实现自身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而且要达到终极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分析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但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相关诉讼权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缺乏被害人保护的权利保障的现状,无论是从人权保障的外在需要,抑或是基于程序正义的内在需求,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无论是从实体层面的定罪量刑,还是程序层面的控辩结构,被害人因素都是必须考量的.并且,从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的诉求出发,如果在权利保障的内涵中.缺失了对被害人的关注,所谓和谐的诉求也必然是缘木求鱼.同时,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分析,一个缺乏被害人广泛参与的程序,其裁判结果必然与被害人的正义诉求有一定的隔膜,从而导致被害人缺乏对程序正义的认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仅是一个程序上展开的话题,更具有坚实的法理学基础.     

论克隆人技术的宪法界限

克隆人技术与宪法密切相关,其涉及宪法上的人的界定、宪法上的人的尊严以及后代人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克隆人技术会改变宪法上的"人"的基本定义,侵犯人的主体性、个别性和多样性,从而使克隆出来的人失去人的基本尊严.宪法学对克隆人研究应持一个基本否定的学术立场.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惩戒之过程审思——基于程序正义视角

与实体正义相比,程序正义更关注过程,在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惩戒中有其独特价值.但受人治文化传统与行政管理主义思想影响,中国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惩戒带有人治化与行政化倾向,呈现出操作执行的规则体系尚不健全、调查处理的中立立场缺乏制度保障等程序疴疾,导致惩戒社会公信力下降,给高校蒙上了灰暗之影.优化其机制需突破人治化与行政化思维窠臼,以程序正义为合法性基础,形成结构层次完善、内容逻辑严密的精细化流程,建立学术与行政、审查与处理相互分离的制度性保障,健全民主参与和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机制,培育尊重当事主体合法权益和具有公正平等精神的权力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