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的反思

汤因比早年与晚年的中国文明观大相径庭。早年他在《历史研究》中得出了中国文明已经僵化走向死亡的论断t而在晚年变为对中华文明极度赞誉。汤因比晚年改变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源于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主要表现在为对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全球性困境问题的真切痛思。汤因比晚年中国文明观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他认为中国文明有利于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主要表现在：中国模式对“世界国家”的建立，儒家思想对新政治哲学观的确立，佛道思想对当前生态问题的解决。     

汤因比晚年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学意蕴

生态伦理学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汤因比晚年思想与生态伦理学有许多共通,这主要表现在扩大伦理学的边界,对伦理学重新定位,强调生命的平等性以及敬畏自然等4个方面。因此,对于汤因比晚年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学意蕴深入发掘,对当今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诸多的启示。     

汤因比晚年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学意蕴

生态伦理学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汤因比晚年思想与生态伦理学有许多共通,这主要表现在扩大伦理学的边界,对伦理学重新定位,强调生命的平等性以及敬畏自然等四个方面,因此,对于汤因比晚年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学意蕴深入发掘,对当今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诸多的启示。     

池田大作整体主义文明观论析

池田大作根植于东方文明的土壤并立足于佛法的普遍性生命观,提出了万事万物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存在,因此他认为:要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时代危机,必须以整体主义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科学技术离不开整体思维;要解决人类的全球性问题必然要求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并且世界的一体化离不开"世界公民"的培养。池田先生的这一整体主义文明观颇具东方特色,是东方思想家对21世纪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贡献。     

从汤因比的中国观看中西文化融合的前景

本文通过对汤因比中国观的剖析，旨在说明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在救治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收纳西方科技文明的必要性，以及中西文明和文化在面向未来中走向融合的必然前景。     

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观察——以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为中心

在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认知谱系中,小林爱雄对中国的观察和论述颇显特色。在其《中国印象记》中"残酷现实与美好梦幻"的概括反映了他对中国的总体认知。然而倘若仅用"蔑视中国论和侵略中国论"来统括小林爱雄的中国观,虽不乏简明,但却无法完整映射出其中国认识话语背后的深层意涵和潜在逻辑。事实上,小林以"文明论"为底色的中国观,既显现出了他"中国文明停滞论"的论调,亦遁涵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史观。     

从工业技术文明批判到新技术革命——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由之路

近代工业技术文明强大的主体效应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伴随而来的还有反主体效应的“全球性问题”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重视对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和“科学技术观”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批判与审视,为当代人利用新技术革命合理解决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崭新的启示,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天人迷思——泰戈尔与冯唐的文明观比较

中国当代作家冯唐因其对《飞鸟集》争议性的翻译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其翻译选择显示了他与泰戈尔之间思想上的共契。冯唐与泰戈尔的思想联系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文明与自然的思考,即两人的文明观上。泰戈尔的文明观主要表现在针对个人和针对人类两个向度,他要求在个体和群体的层面克服对权力的迷恋,皈依自然神性。冯唐的文明观主要通过他的小说创作体现出来,他将文明视为同时容纳欲望和仰望自由的存在形态。两位作家文明观的异同集中在对待融通自然和人工智巧的态度上,二者都有着对自然的强烈追求,泰戈尔将其发展为对人工智巧的排斥,冯唐则将其与人工智巧整合为内在统一的整体。泰戈尔与冯唐文明观的分异,源于他们不同的历史时代语境、家庭成长背景和创作本位观念。阐明泰戈尔与冯唐跨越时代和民族的文明观对话,有助于从更深的层面理解泰戈尔的思想体系及其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     

论国家干预背景下教育平等理念与实现途径的转型

欧阳修一生对佛、道二教并非一视同仁,他早年即有远佛亲道的倾向,晚年亲道态度更加明显,这从他的诗文与言行中可以发现。欧阳修一直没有解决"神仙有无"这一令他困惑终生的道教问题,却因始终相信"有道",而且越来越认识到道教求仙的生活胜过名教求富贵功名的生活,以至于晚年出儒入道。     

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态维度与现代复归

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过度发展导致了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性危机以至于生态危机,因而建设一种新型生态文明成为世界各国共识.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生态平衡、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具有深刻的生态意识.因此,21世纪,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在更高层面上的多元复归,能为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赫索格“狂”性简析

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狂”的视角，指出狂是赫索格真的表现，是赫索格逃避现实世界的方式，“书信”是赫索格的“狂想”和“狂言”。索尔·贝娄利用赫索格的狂，乘“信”以游心，构建了自由言说的境界，让个体生命在沉醉状态中以自我张扬的形式向现实世界发出心声，从而深刻揭露当代文明的种种弊端，表现当代入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展示主人公对人性的叩问与追寻，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反思与探索。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践行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包含着基础理论、现实需求、实践路径三个维度,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展开论述。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核心概念,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起点和前提,现实的人和物的关系进入了马克思考察的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唯物史观,“实践”这一观点获得了其思想中统领和核心的地位,通过实践的视角和方法,在处理人与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过程中发挥了连接现实的力量。恩格斯则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具体阐释和方法总结为自然辩证法,通过对人类历史实践的具体考察,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生态哲学尤其关注现实社会及其产生的生态危机,强调将剖析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探寻生态危机所产生的表象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伴随着资本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形成的资本逻辑不断作用于人、社会以及自然界,通过支配和利用不同形式的自然力进而控制和影响自然界。资本首先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并在效用性这一根本原则上对待自然界,造成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其次资本遵循无限增值的定律,自然界的资源被无限地投入资本生产中,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最后资本对活劳动即劳动者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今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时期,矛盾又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为切实有效地解决所出现的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一是实现“生态人”的转变,构建人的新型存在形式,克服资本逻辑对个人的消极影响,通过改变个人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使个人重新回归自身,实现自由发展。二是实施生态文明新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取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与法规,将会切实有效地改善当前的生态危机。三是通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生态文明的新发展,面向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需要我们从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大局出发,统筹考虑,需要各国各地区认清事实,通力合作。     

自然对抗文明——《大海与撒丁岛》的生态解读

D.H.劳伦斯在《大海与撒丁岛》这部游记中充分表现出对生态危机的深深担忧。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出发,研究该文自然与文明的对抗,有利于发掘劳伦斯超前的生态哲思,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最终建立一个和谐的生态家园。     

“上天以国粹付余”——章太炎先生学术精神的文化诠解

清季民初,在“国故沦胥”的同情与“西学荡灭”的反思中,文化学统的维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章太炎先生继绝自任,以排满情绪下所受的旧学训练,鼓吹革命,保存国粹,于讲学论史中继述文明,章太炎先生的学术精神正于此中流露,而此亦成为诠解章太炎先生学术的一个文化视角。     

对生态文明的哲学思考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是人类更高的一种文明形态。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唯物观对解决当代人类生态危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生态文明哲学的思考,有利于人们在伦理价值层面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生态维度。     

试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现代价值

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进行深度探究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科学预见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无限索取必将导致生态危机的到来。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两山论”等核心命题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恩格斯力图描绘一幅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辩证图景以及关于生态思想的理论建构成为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资源,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的具体实践,为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重评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观。该主张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的民族性特点,但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最终只能以纯学理的财富留予后人以借鉴。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

当代文明发展的危机使人们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丰富的道德学说、完备的封建道德思想体系、最发达的道德教育体系和极丰富的经验,对于中华民族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突出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如何和谐运行只是做了原则性的描绘,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有益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     

艾克——福克纳心目中的摩西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经典小说《熊》塑造了一位具备“福克纳式传统美德”（the good old virtues）的理想人物——主人公以撒·麦卡斯林即艾克（Isaac McCaslin）。艾克的精神成长历程,与《圣经》中的《旧约》里的摩西有很多相似之处。福克纳对他寄予期望,正如上帝寄希望于摩西一样,希翼艾克为危机之中饱受困惑与磨难的现代人找到一条精神上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