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禁垦蒙地政策

自清初至光绪晚期全面放垦蒙地前,在内蒙古地区,清政府总体上推行了禁垦蒙地政策。从原因上看,笔者认为,禁垦蒙地体现了清政府防止蒙汉结合、保持内蒙古地区相对独立性、巩固满蒙联盟的意图;体现了清政府保护蒙古牧场、巩固满蒙联盟经济基础的意图;体现了清政府对蒙古因俗而治、维护既有统治秩序的意图。从实际效果来看,禁垦蒙地维护和稳定了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实现了清政府禁垦蒙地的意图,客观上也保护了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     

清末新政蒙地放垦政策探讨

19世纪末,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被迫在蒙古地区推行蒙地放垦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仅没有达到其强化统治的目的,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对内蒙古地区今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试论白凌阿起义与汉族的关系

白凌阿,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抗清起义领袖,他在近代蒙古史上享有盛名。清末咸、同(1851至1874)年间,他在内蒙古东部卓索图盟领导蒙古族人民起义,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他领导的这次反清起义,与汉族起义军联合一起,坚持抗清斗争达八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他的英雄业迹,不仅在近代蒙古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而且在近代蒙汉民族关系史上也写下了绚丽多彩的一页。     

关于蒙垦分期问题的思考

“蒙垦”,是研究清代乃至近代蒙古社会经济和蒙汉各族关系的重大课题。有关蒙垦分期问题,目前比较通行的划法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早期限垦阶段:乾隆之后属中期禁垦阶段;光绪末年是晚期放垦阶段。从而形成限垦——禁垦——放垦的分期模式。严格地讲,这种分期方法既有悖于清廷对蒙古民族实行“封禁”这一基本国策,又不符合当时蒙垦事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本文主要依据清廷的封禁政策,并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对传统的蒙垦分期方法作如下调整和划分:禁垦时期——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至1857年:限垦时期——1858年(咸丰八年)至1901年;放垦时期——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至1911年。     

康熙对蒙古的政策和措施

玄烨(康熙皇帝)继承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确立的对蒙政策体系,实行“宣威蒙古,并令归心”,“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的总方针,具体实施了:对蒙古王公贵族进行封爵、年班、围班、赏赐、联姻,对喇嘛教既限制又推崇、利用,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北巡,扶植畜牧业、农业、渔业生产和贸易等政策。本文试图就康熙朝对蒙政策和措施作一分期,进而分析玄烨对蒙政策的产生、作用与实质。     

呼和浩特十五大寺院考

关于呼和浩特十五大寺院的建立年代,建立者以及它们的蒙、汉钦定名称和俗称,过去人们众说不一。本文主要依据清代《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印务处档案》和其它有关蒙古文献,试图对呼和浩特十五大寺院的蒙、汉名称,建立的年代和建立者加以考证,并概括地论述各个时期建庙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各寺院对蒙古各部产生的影响。 1576年,为了迎接喇嘛教黄帽派最高法王索南嘉错达赖三世,按土默特部阿勒坦格根汗的意图,蒙古右翼三万户在青海东岸蒙、藏、汉三族交界处建立的察卜齐勒庙,是蒙古封建主在蒙古地区建立最早的黄教寺院。根据察卜齐勒庙大会精神,阿勒坦汗从青海带领洞     

绥蒙抗战的战略意义及其对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促进

绥蒙抗战的战略意义及其对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促进罗宏抗日战争胜利距今已过去了五十个春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绥蒙①抗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直接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②而载入史册。绥蒙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领导抗战...     

试论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和措施

有清一代,以漠南蒙古为主的蒙古各部被置于清朝的控驭之下,成为清朝北部边疆重要的防御力量。满蒙关系史也是清史、满族史及蒙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此有所关注,但主要集中在清朝肇建初期清太祖、太宗对漠南蒙古的治理和清政府对蒙古的封禁政策方面,或是蒙地开垦及“移民实边”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上。而对清朝治理东蒙古这一特定区域的统治政策作宏观、整体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及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联姻、盟旗制度、“画地而牧”与封禁蒙地、宗教控制等方面。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的蒙汉民族贸易变迁（1368—1949）——以宁夏地区的蒙汉贸易为例

不同时期的蒙汉民族贸易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前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随着宁夏地区的边疆内地化,明代以来宁夏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市场,逐渐融合到宁夏当地的市场体系中去。至清末,互市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或融合到当地的城镇市场,或融合到当地乡村市场。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的蒙汉民族贸易变迁(1368—1949)——以宁厦地区的蒙汉贸易为例

不同时期的蒙汉民族贸易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前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随着宁夏地区的边疆内地化.明代以来宁夏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市场,逐渐融合到宁夏当地的市场体系中去.至清末,互市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或融合到当地的城镇市场,或融合到当地乡村市场.     

清末学制转轨中的蒙学教育及其发展

清末随民族危机加剧、国民观念的引入,普及教育、义务教育成为教育要旨。“蒙学”教育随即由传统的“父兄谋之”转向由国家操持,传统蒙学课业及训蒙方式亦受到否定。随外来学制的引入,清朝试图调节既有学制与新式学制对接,在对传统蒙学的处理上,游移于中西之间,态度数次更易,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过程。     

康有为与晚清民办经济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工业中官办和官督商办模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提出应以民办经济为主.从各个方面大力促进其发展的思想主张.康有为的民办经济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在中国的初步形成,对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改变工商政策,以使民办企业成为新的主要投资者,以及戊戌变法中的经济变革和清末"新政"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可以看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出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

晚清幕府是指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期间的幕府,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大幕府最为典型。晚清幕府系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幕府发展而来,是中国幕府制度发展的极盛和走向衰亡的时期。晚清幕府在入幕人员的选择、幕务及所起的作用方面,继承了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成为国家政治人事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它与传统的幕府相比,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入幕方式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     

清代蒙古王公年班制度对蒙古地区的影响

蒙古王公的年班制度作为清朝对蒙政策的一项内容,对巩固满蒙联盟、稳定边疆、促进蒙古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开阔蒙古王公的眼界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加速了蒙古王公的腐化、加重旗内属民的负担和经济困难等。     

清代蒙古族大臣柏葰出使朝鲜纪行诗研究

纪行诗在清代诗歌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蒙古族诗人柏葰著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附诗》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柏葰出使朝鲜沿途所写诗作描写了作者出使朝鲜一路的所见所感,给我们真实地再现了清代中国边疆和朝鲜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在朝鲜一些名胜,柏葰还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并与一些朝鲜大臣互相唱和,这些诗歌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朝鲜的情况以及中朝文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满族开明派与晚清现代化——以端方为考察中心

端方是清末满族权贵中较为开明的封疆大吏,一生历仕南北数省督抚等要职,在政坛显赫一时。端方在晚清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清政府的现代化决策,促动了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民族和外交等方面的现代化改革。端方在湖北、湖南、江苏等地区的区域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     

八旗贵胄的没落——清代旗人经济状况研究

在清朝,旗人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初朝廷为了保证旗人的生计,从各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分拨大量的土地,发放丰厚的兵饷和各种福利,以维持其独尊地位。但在清中期,旗人却因多种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生计问题,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为了帮助旗人解决生计问题,清政府采取了鼓励旗人参加科举,增加旗人兵额,帮助旗人回赎土地和支持旗人从事农业生产等措施,但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咽噜”的严厉镇压与社会恐慌

乾隆中后期,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咽噜”活动频繁,已经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清政府下决心铲除“咽噜”这一黑社会组织。但是,清政府面对着这一困境：将真正的“咽噜”与被怀疑为“咽噜”者、被裹胁入“咽噜”者区别开来,以打击真正的“咽噜”,而不致造成大的社会恐慌。而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办不到的。“咽噜”镇压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恐慌,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