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下企业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现实选择

本文拟就目前西方国家所采用的外币报表主要折算方法作些评述,并指出新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现实选择.     

东亚现行汇率制度透视及协调路径分析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亚经济体的汇率制度主要是采用盯住美元.危机以来,汇率制度仍然没有改变.害怕浮动和原罪论对这种倾向作出了代表性的解释,但东亚现行的汇率制度确实暴露出许多问题.东亚进行汇率协调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减少汇率的大幅波动和降低制度成本.为了建立信息透明、相互信任和互助的汇率协调机制,东亚国家和地区应该在现有的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增加双边互换规模;加快建立和扩充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库;在此基础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提高东亚经济抵抗危机的能力.同时,大力发展亚洲证券市场,提高东亚货币在国际信贷、投资中的地位.使得东亚经济体最优的汇率选择机制从当前盯住美元转向真正的盯住一篮子的汇率制度安排.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稳定问题探析

在当前美国经济出现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炮制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并强迫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试图遏制中国并将其国内问题转嫁给中国。经过长期不断的改革,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相对合理和稳定的运行状态。总体来说,目前的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适合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现阶段必须注意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循序渐进。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应在坚持汇率主权的原则下,积极地推进战略性进口,改善外汇投资和储备结构,鼓励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对话和磋商。     

危机中的人民币汇率外部性与大国合作

通过对两次危机过程中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表现,包括借由贸易渠道所产生的实际产出影响,以及危机对中国汇率制度调整的阻滞效应等几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汇率体制变革并非单一的主观性问题,其进程的推动力量不但根植于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与环境,更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广泛领域内的经济与政治合作.     

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

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是汇率制度选择的一个重要依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文献分析方面,关于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以及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通过理论和实证文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固定汇率制的反通货膨胀绩效要超过浮动汇率制度,但优势并不明显;长期来看,实际经济增长可能并不与汇率制度系统相关;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在放松资本管制的条件下,钉住汇率制往往放大了外部冲击的影响,导致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     

汇率制度退出与转型：文献综述

如何退出已有汇率制度安排,向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转型？这是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维持已有制度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一致时退出已有汇率制度是最优的。最佳退出时机的经验判断原则取决于该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冲击、政治与制度因素等。这些因素同时也决定了该国汇率制度退出和转型的策略选择。汇率制度转型所需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具有一定深度和一定流动性的外汇市场,一套连贯的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政策措施,一个恰当的名义锚,监测和管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外汇风险暴露的有效机制。     

日本汇率与股价之间的迭代影响

受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愈发明显。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市场作为连接国内外经济的平台对股票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股票市场又通过作用于外国资本流动对货币币值产生干扰,但是由于市场定价、时滞和非对称对冲等原因的作用,日本汇率和股价之间的迭代影响是非对称的,汇率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呈现时变的迭代效果。日本汇率和股价之间的作用关系对中国的启示在于,在逐步开放资本市场的进程下,在阶段性汇率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建立反周期非对称的金融改革模式,以平抑市场波动产生的风险冲击和损失代偿。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公正性与发展中国家的策略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储备货币多元化和以浮动汇率制为主流的汇率制度选择自由化，发展中国家似乎摆脱了原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纪律和约束。但实际上，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在储备货币依赖、汇率制度选择、国际收支调节和抑制国标投机资本冲击等方面均受到不利的影响(甚至是伤害)。本文首先论述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性的表现，然后深入分析了其根源，最后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若干策略。     

人民币汇率争议进程与升值压力的基本面分析

文章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演进历程的三个阶段,并结合中国的贸易收支、国内外利差和中国的通货膨胀情况这三类经济基本面因素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分析发现,近期人民币汇率已经不存在大幅低估,甚至可能存在高估的可能,无需一次性大幅升值.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源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的外部施压.因此,中国必须认清升值压力的本质,继续坚持“自主性”掌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路径,必要时可实施反制措施.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企业与税收的影响及对策

不确定的汇率波动增加了各类经济主体经济收益的不确定性,形成了外汇风险,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国家税收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汇率的波动会使得企业的经营效益和长远经营战略受到影响,企业的进出口业务、跨国投资业务、国内业务都会受到由汇率波动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由于汇率波动会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对国家税收安全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我国企业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通过短期措施和中长期策略减少因人民币汇率波动而造成的影响.而国家税收则通过积极的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完善企业税收政策、完善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调整地产税收政策和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方式来加强国家税收安全,防范由汇率波动产生的影响.     

从金融深化的角度看利率与汇率体制改革

金融深化理论要求金融当局放开对利率与汇率的严格管制，使其能真正反映信贷与外汇资金的实际需求。由于利率、汇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动关系，伴随着金融深化国际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目前的利率与汇率管制体制弊端日益突出，因此深化其体制改革也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     

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中国经济主权的关系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一国的汇率政策属于一国经济主权的范畴.维护中国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人民币汇率改革只有在坚持维护中国经济主权的前提下,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日本的外汇制度与汇率政策调整中的美日博弈

本文重点研究了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日本在被动地调整外汇制度及汇率政策过程中美日两国的博弈,分析了美日贸易摩擦这一贸易领域的问题是如何被扩展到日本的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宏观政策及经济体制等领域的;日本为了避免日元短期内大幅度升值,是如何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调整外汇制度和汇率政策及实施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     

日元汇率波动与内需型经济转型——日本经济史(1980-1990)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酝酿向缩小贸易顺差、内需主导经济的方向发展,日本政府冀望通过财政投资、鼓励房地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等方式推动转型,但在产能过剩、经济泡沫化、产业空心化和新兴产业主导发展方向选择存在偏差等因素的作用下,经济的转型并不成功,经济陷入长期萧条.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经济内需型转型过程中应对汇率波动风险、选择和推动主导产业发展及相应的投融资体制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企业合并报表的会计处理方法比较——购买法与权益集合法的比较

本文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购买法和权益集合法）进行比较研究,从六个方面揭示了购买法和权益集合法的差异,最后得出结论：购买法是中国目前的必然选择。     

日本古代神判法探析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的日本神代时期,是以"天照大神"为主尊神的神道观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在神道观支配下,日本古代曾流行神判法的适用.神判法最初以通过占卜获得神启为目的,发展到后来的用以证明真伪、解决当事人纠纷的裁判制度.神判法不仅是古来的日本刑罚风俗,也是古代日本统治者利用神道观维护统治秩序的刑罚工具.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江苏上市公司权益风险的相关性研究——兼论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以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江苏省上市公司日收盘价为研究对象,利用DCC—MV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上市公司权益风险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上市公司权益风险间总体而言呈动态负相关关系,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对这种相关性产生了显著的改变,相比而言,食品、纺织和运输类上市公司的这种相关性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     

软法之于公共治理的作用机制探析

公共治理作为当代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思潮，已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兴起，它的理论基础在于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关系。软法是公共治理不可缺少的制度之维，它与公共治理共同兴盛，发挥着传统硬法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分析了软法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提出强化软法在创制过程中的正当性、增强软法在实施过程中的透明性、发挥软法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问题的灵活性是推动公共治理模式确立的关键。     

转型时期农民涉法信访问题探析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人心,聚积在农村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并有激化的趋势,由此引发了农民大规模的涉法信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的生产、生活。农民涉法信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必须运用多种途径和方式,疏通渠道,积极化解农民涉法信访中的矛盾,才能解开其中的症结,维护社会稳定。     

多元规则平衡中软法与民间法的界分与互助

合理的规则结构应该是多元平衡的,然而,受国家公权力的影响,尤其是在“利维坦”式国家中,国家制定法可能会对其他形式的规则产生侵害,从而影响多元规则的内部平衡.软法与民间法是多元规则中两类重要的规则形式,在含义、属性、运行场域以及功能等方面存在不同,需要对二者进行严格界分.软法主要存在于公共关系领域,具有公共治理功能,而民间法主要运行于民间交往私域.但在维系多元规则平衡问题上,软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合作与互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