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宣化辽墓的考古发现为视角

考古发现揭示,聚族而葬且形制多样的宣化辽代家族墓地体现了中原汉民族传统的葬俗及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墓葬构筑形式。宣化辽墓的墓葬结构及墓葬形式演变规律与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极度相似,均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墓室平面经历了从方形、圆形向多角形的转变。宣化辽墓丰富的壁画装饰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混融,散乐图的内容是中原王朝宫廷雅乐的具体再现,车马出行图是汉与契丹文化交融的实例,备茶图则是汉民族生活习俗的生动再现。壁画中契丹人与汉人协同劳作与和睦相处的画面,反映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宣化辽墓随葬品丰富,很明显采用了厚葬的形式,这与中原地区宋墓采用薄葬差异明显,但墓葬中出现了产自中原地区的瓷器,反映了宋辽两地经贸往来的历史事实。墓志铭记载宣化辽墓主人张氏家族与契丹皇族耶律氏通婚,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人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关于姚合的籍贯问题——兼与吴企明先生商榷

中唐晚期的重要诗人之一姚合,据两《唐书》记载,他是河南陕州(今三门峡市)人。他的传在两《唐书》中都附在《姚崇传》后,说他是姚崇的玄孙。姚崇史书定为河南陕州人、姚合为其后代,当然也应系籍于陕州。吴企明先生在他的《〈全唐诗·姚合传〉订补》中说他实是吴兴人。不只郡望属吴兴,籍贯也当属吴兴。这样,姚合的籍贯也就成了问题。     

略论名相辨析

概念厘定、名相辨析,对思维运动的健康进行至关紧要。名相偕时而进,其更革在社会转型期间尤其明显,考察名相变迁中的成败得失,达成概念上的正本清源,是学术研究的必修功课。     

纪南城周边近年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与楚文化考古研究

楚纪南故城周边墓葬出土的卜筮祭祷简所记墓主的名字与职官,提供了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制度的重要资料,是辨析墓主族属的依据.有关楚王族的卜筮祭祷简和楚铜器铭文资料,揭示出战国时期楚王族墓葬的墓向为东向.一件秦铜铍刻铭的纪年,为区分楚国核心区域战国晚期晚段的楚墓提供了重要依据.     

胡头沟红山文化墓葬再探

胡头沟墓葬是典型的红山文化积石冢墓葬,通过两次发掘使我们对其全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研究红山文化葬俗和葬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试论明代晚期董裕墓葬建筑文化与艺术价值

董裕墓为我国明朝晚期的官臣墓葬建筑,其墓葬建筑形式体现了我国古典建筑文化和谐统一的营造思想,石像生和雕刻等艺术在墓葬建筑中也体现无遗。董裕墓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为研究明代晚期官宦建筑提供科学的实证,呼吁相关单位对其应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     

固原隋唐时期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固原隋唐时期文物考古的发现始于1982年10月对南郊乡王涝坝村唐代史道德墓葬的发掘。1995年,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南郊乡羊坊村、小马庄村、王涝坝村先后发掘了隋唐时期的九座墓葬,即为目前考古界与学术界所称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出土的墓志铭,史料价值极高,记载了墓地的主人为流寓中国境内的中亚粟特侨民,即中国史籍所载“昭武九姓”之一的史系家族。其中出土的大量反映中西文化交流或中亚风格的遗物,再现了隋唐丝绸之路繁盛时固原的重镇地位。     

关于青铜器族徽文字分期断代方法的探讨

青铜器族徽文字是研究商周社会族氏关系、家族形态的重要史料,对其时代判断应以铜器形制为依据,结合商周铜器分期体系,首先确定一些典型墓葬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尺,参照墓葬年代及铜器组合特点进而确定标准器,以年代明确的族徽铜器作为划分该族其它铜器的时代坐标,然后判明传世铜器上的族徽与非族徽文字,依据其形制、纹饰、字形书体等因素进行综合断代,以建立各族系铜器发展变化的先后序列。     

论张说碑志的新变

在张说现存碑志中,官修碑志为奉敕为三品以上的重臣或皇亲国戚而作,《姚崇碑》为其最为特别之作。该碑在类型化的颂美之外,采用异常简写碑主族出、世系与乡邑,不写亡妻,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暗讽姚崇的孝心等方式表达“微言大义”,使其碑志由注重实用性向偏重文学性转变。私修碑志则是应朋友、亲戚、同僚之请而作,《贞节君碣》为其早年的代表作。该碑运用小说笔法、选择典型细节等方式,使模式化的碑志逐步成为生动形象的人物传记。这些变化体现了张说“实行”“素心”的创作理念,展现出文学性、个性化的特点。     

古代墓葬与和亲文化

体现人们身份、地位的古代墓葬,传递出当时的社会风貌、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一些信息。承载着和亲文化的诸多墓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无论是出土的古代墓葬,还是文献记载、实地调查的古代墓葬,都为和亲及和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视角。古代墓葬所承载的和亲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分布范围广,二是多元聚合性,三是开放包容性,四是传承与创新性。通过对体现和亲文化的古代墓葬的初步梳理和研究,能够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以《晋故中书侍郎荀岳墓志》为中心考析西晋社会礼俗

依据西晋人的取名礼俗与族属谱系,可以推证出荀岳家族墓志中子嗣生卒年月、仕宦履历及姻亲谱系。墓志记载了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丧葬礼俗,是家谱在墓志中的再现。墓志文本范式反映出家族兴衰荣辱与当时社会礼俗之间的文化同构。聚族附葬习俗,体现出附葬者与墓主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亲族同门情义的认同。墓志中的拜时妇、三日妇之婚俗,突破了＂周公六礼＂之约束,在西晋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有利于家嗣的传衍,是合乎现实的选择。     

施氏族谱、墓志真伪辨

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施耐庵族谱以及多方墓志（地券）资料的真伪分析,结合传世族谱的问世时间和内容,传世族谱有后人附会的嫌疑：出土墓志（地券）格式、内容和一般墓志有异,且与施耐庵关系含糊,同时墓志内容也有诸多错误,墓志和族谱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结论是现有资料不足以证明施耐庵和兴化施氏的传承关系。     

论王充对屈原思想的承传

屈原的思想、精神对于王充产生了相当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对天、天道的看法上 ,对人德行的评价上 ,博学兼容、主体自觉的精神上 ,对时弊的揭露、批判精神上。这种思想上、精神上的影响对王充思想的形成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正是由于王充承上启下的作用 ,使屈原精神在浙东学术中得以发扬光大     

杨绾与《郭夫人碑》

杨绾是安史之乱后，以清德高尚风范一时的名相，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将郭子仪所敬重。杨绾又长于文辞，他撰写的《郭夫人碑》凝聚着他和郭子仪的心血和友谊．郭子仪夫人王氏不见于正史记载，《郭夫人碑》对王氏家世、生平记述较详，并且对正史记载郭子仪的事迹有所补充。同时，《郭夫人碑》对唐代丧葬风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刘安人余氏墓志考议

刘福是明代前期重庆籍官员,因用兵之误,于弘治时被害于盘江之乱。有明一代官方史料对其事迹多语焉不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刘福之妻余氏墓志,为研究刘福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真实史料依据。同时,该墓志也为考察明初川东地区士人家族的崛起轨迹提供了鲜活的史料素材。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晋初党争与潘岳的早年栖迟

作为追随贾充多年的幕僚,潘岳一方面被贾充的政敌视为其心腹和爪牙,进而设置障碍,阻其升迁;另一方面又和他们有所交往,有着"背充以要权贵者"的嫌疑,得不到贾充全力的提拔和举荐。这是他早年栖迟下僚的根本原因。     

唐郑居中夫妇墓志发覆

墓志记载中晚唐中层官吏郑居中一生所经历事件和结交的上层官僚 ,以及妻族崔氏、儿女亲家等 ,或见于文献记载。郑居中童年一度入观学道 ,晚年寻道访宫于王屋、嵩少 ,终卒山寺。其事迹演绎为《逸史》道仙故事 ,墓志为其文学素材。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唐代崔沔撰文魏哲书丹的郑齐丘墓志

墓主郑齐丘 ,不见于文献 ,行事可补史。墓志为著名文学家崔沔 5 2岁挥就之佳作 ,由魏哲书丹上石 ,为大家书艺首次之披露 ,墓志之人物、文章、书法包含了鲜为人知的盛唐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