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广西壮族地区书院快速发展的表现及原因

清朝在太平府、庆远府、镇安府、泗城府等广西壮族地区开办了大量的书院,这些书院与宋代书院相比,在办院宗旨和办院经费这两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清朝广西壮族地区书院能够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来自中原的被贬官员为当地传播了先进的汉族文化,清朝广西壮族地区的地方官员为了自身职位升迁而兴办书院,修建书院时投资模式多样化,地方政府对书院经费支出提供保障,以及中央朝廷重视广西壮族地区教育。     

张伯行书院教育实践及其理学思想的传播——以苏州紫阳书院为中心

张伯行是清代前期著名官员和理学家,为官期间,重视文教,尤其热衷于书院教育,先后创建多所书院,为清代书院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本人也成为著名的书院教育家.康熙五十二年,张伯行创建苏州紫阳书院,后来成为江南地区的著名学府.张伯行将其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相结合,对紫阳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读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不仅推动了紫阳书院的发展,而且对清初学风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之关系

唐代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表明中唐以降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具备了掌握教育资源的能力进而有了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地方士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已经异军突起,这正好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说明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日藏孤本《勋贤祠志》及相关史事

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学者王阳明逝世后,其门生合力在杭州城外龙山建起天真书院,祭祀阳明先生且讲论王学.万历七年,敕令毁天下私建违制书院,天真书院迅即毁弃.万历十二年,朝廷议准恢复重建,并且赐以“勋贤”祠名.当时任杭州府同知的喻均主持修建之事,而撰有《勋贤祠志》,配以图版.此书国内久佚,惟日本尚存一孤本,反映出重修之勋贤祠,仅作为祭祀祠堂,放弃了书院的体制,这是因为明朝朝廷并未完全停止压制私家书院的意向.     

回眸盛京三大书院

##正##清末新政后,全国各地书院均奉诏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方自此隐退。在此期间,书院成为各地名儒的授业之所,优秀学子的求学之地,其教育程度相当于时下的大学。清时今辽宁省境相继开有十几所书院,几乎遍布辽宁各个城市,其中以沈阳萃升书院、铁岭银冈书院、辽阳襄平书院为     

大学书院制改革实践中教育功能实现途径研究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转变,高等教育质量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高校对于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推进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也有所共识,纷纷开展以寄宿制书院改革为途径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较好地契合高等教育目标和社会需求。虽然各高校书院制改革过程中在理念、组织、文化、功用等方面进行多元探索、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诸如理念不明确、体用分离等问题。该文以肯定书院制改革现状为基础,从教育功能这个书院改革的逻辑起点出发,就当前的发展现状和问题进行思考,尝试在分析组织架构的前提下,以学生为中心,进行与书院改革实践同步的教育功能实现途径的探讨。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地处江西省西北边陲的万载县,在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兴建书院的热潮,地方宗族也参与其中。宗族参与的方式是以创建族学书院为主以及购置学田、奖以花红盘费、创建试馆等助学措施。宗族创建书院的资料在县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但各有侧重。县志中收录的族学,强调的是作为书院教的一面,同时也是地方宗族实力兴替的一种体现。族谱中收录的族学,突显的是其养的一面,甚至因此纠缠于义学与义田的兼行分理纠纷之中。宗族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与同时期活跃的族群、士绅等群体,使得地域社会的凸显成为清中叶的时代特征之一,有助于帮助理解19世纪以后大历史的发展演变。     

关中书院——“首善书院说”勘误

秦晖韩敏邵宏谟三位先生所著的《陕西通史.明清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十六章第三节＂书院教育与书籍刊行＂中,有10处（P493-496）将明代及明清之际的关中书院称为首善书院。依著者观点,从1609年关中书院创建到康熙二年（1663）陕西巡抚贾汉复重建改名为关中书院止,就没有过关中书院的名称,关中书院一直名为首善书院。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关中书院与首善书院都是明代著名的书院,虽然都和＂关西大儒＂冯从吾讲学有关联,但两个书院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下面通过史籍记载对其进一步分析。     

西安碑林藏柏景伟《关中书院学规》初探

柏景伟是晚清举人,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于光绪十一年(1885)担任关中书院院长。任职其间,柏景伟制定了《关中书院学规》,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此学规制定了学院注重"尊礼重行"的学礼制度、门禁管理及学子日常生活管理等十项规章制度,罗列了应读的书目,阐述了读书的方法。研究此学规,有助于我们认识关中书院学规的发展历程和柏景伟的治学管理理念。     

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份，家学传统与书院

1315年恢复科举制度前后,士大夫家庭已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为维护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战略。元初那些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他形式与书院联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族,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元朝建立后,书院时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书院除了为书院山长提供潜在的仕途外,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即传统的士绅家庭维持特权。元初,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方任命作为奖赏。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书院,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元代的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汉族士人——以及非汉族士人——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     

龚自珍的德教方法及其现代价值

龚自珍是清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对于道德教育非常重视。在长期的德教实践中,他提出了“各因其性情之近”的因材施教、“语而不论,论而不辨”的身教示范、“人外无诗,诗外无人”的情感教育、“心无力者,谓之庸人”的意志锻炼法和“以教之耻为先”的自我教育等德教方法。透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窥见龚自珍对我国传统德教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这些理论贡献,对我国近代的道德教育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即使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习、汲取。     

唐诗中的鉴真

鉴真作为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近年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关注,但是研究者多侧重于宗教、历史以及艺术、医学等,运用文学资料独辟蹊径者寥寥无几。日本学者藏中进较早注意到唐诗与鉴真的关系,指出唐人皇甫曾《赠鉴上人》实系送别鉴真之诗。这一独创性阐释,不仅对传统的鉴真研究形成冲击,而且也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佳话。本文在吸收和扬弃藏中进成果的基础上,对《赠鉴上人》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全唐诗》列为别题的“赠别筌公”应是正题,并利用唐人佚书《延历僧录》的资料,论证“筌公”或为鉴真名号;同时稽考皇甫曾与鉴真的人际关系,指出灵一、灵祐是皇甫曾与鉴真交往的接点,纠正了藏中进的某些观点,补强了藏中进学说的部分环节。     

“诗穷而后工”的文化成因与晁补之的新解读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对这种观念为何大兴于北宋的成因,涉猎者较少。历代文学家及学者对这一命题的阐释多着眼于物质及精神生活层面的困苦磨难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但晁补之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与文学乃非功利活动的本质相关,他更为强调文学的内在独立精神对作家的巨大支持作用。     

召公与孔儒思想——《诗经》及上海博物馆楚简中《孔子诗论》研究

周初历史上,在政治地位、历史功绩、德政思想对孔子和儒家影响方面,与周公影响齐名的还有一人,就是召公.<诗经·召南·甘棠>对召公德政爱民的记载以及上海博物馆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反复对<甘棠>思想的申说,都表明孔子对召公的敬仰、对召公德政的怀念,以及召公对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     

龚孝拱引导英军焚掠圆明园考论

大约在民国初年,社会上开始流传龚自珍之子龚孝拱引导英军劫掠并焚掠圆明园的传言。对此,虽然当时即有学者表示怀疑,但经若干笔记、野史的传播,特别是一些小说的文学渲染,传言似乎已成铁定事实。笔者对各种相关史料分析后认为上述说法不足为信。     

主体视域中的“穷而后工”

"穷而后工"是我国传统文论中的重要命题.从主体视域角度看,这一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从文学本体看,"穷"后之作往往情深意切,恰好暗合了文学审美价值的体现需要作品具有真情实感的要求;从作家主体看,"穷"之潦倒虽磨砺了文人身心,但却成就了文人的文心,激起他们创作的欲望;此外,中国传统文论强调"知人论世"与"真善美"统一的解读方式,这为"穷而后工"现象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阅读语境.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     

试论《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及其原因

《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总集,它繁盛流行于明代,对明代词坛影响深远。本文从多方面介绍了《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繁盛流行情况,并从明人对词的音乐体性及抒情特质两方面入手,探讨了明人广泛接受《草堂诗余》的积极原因。     

仇琛《鞠讌词》情感内涵及审美特征探赜

仇垛为民国时期金陵著名教育家与词人,五十之后始肆力为词,词学交游广泛,但作词能不为时风所囿。早期转益多师,出入南北宋诸家,于北宋词人所得尤多,且受相对闲适生活的限制,词作多呈现出清丽和婉、闲雅蕴藉的特征;后期由于世变时运及个人遭际的影响,词的情感内涵与审美风貌发生较大变化,显得更为清空、冷峻、峭拔,词境词心较接近宋末词人,诚不失为民国词坛一大作手。     

金人使宋行为的文学观察

宋金对立期间,金向南宋遣使130次,其中有不少文人.金国使节的文学作品,由于失传严重、成就低而受人冷落,从现存的诗作可以看出,他们的纪行诗重点表现南宋的风景名胜,体现了他们以自豪为主的多样化心态.因为他们的到来,又引发南宋接伴使、送伴使的诗歌创作,抒发其复杂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