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巩固

当前我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多元化引发的社会公正、公平挑战。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实质即以权利增长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包容性增长系当前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建设的关键。实现包容性增长应以宪政法律制度为载体,以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为根基,唯此方能有效夯实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     

多维视角下的执政资源

政治合法性既是政党执政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执政党可资利用的潜在资源.执政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执政资源的枯竭和流失会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执政党需要加强对合法性的认识,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执政的有效性和制度规则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拓展和整合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     

论政治合法性诉求下的执政党现代化建设

党的现代化是各国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执政党的现代化问题的实质是对其政治合法性的永恒诉求,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构成了挑战,党应该与时俱进,以价值观、制度、组织、角色的现代化来回应合法性的挑战。     

转型期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重构

一般来说,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规则、有效性和合道德性四个方面.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的教化是获取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逐步弱化,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赋予了党执政以雄厚的有效性基础,使党的执政合法性获得了新的增长点.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看“三个代表“的重要性

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执政不存在危险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能保持执政地位。在新世纪,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除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基本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来自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而“三个代表”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建设和排除影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安全的隐患出发,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诠释开辟了新的来源。     

新时期巩固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巩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应该遵循四维路径,即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打造清廉高效的政府,平衡社会利益关系,全力改善民生事业.执政党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千方百计提高执政绩效和水平,才能得到民众支持,并最终巩固其执政地位.     

试论中国参政党的基本特性及其主要作用

目前,世界上的政党政治主要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两种形式。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两种形式,即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的执政党政治和对中国各民主党派而言的参政党政治。中国参政党的基本特性是政治目标的趋同性、治国理政的参与性、成员构成的精英性和基层组织的松散性;中国参政党的主要作用是合力作用、协商作用、监督作用和纽带作用。     

执政的合法性与参政的合法性——当代中国责任政党政府建设的思考

在中国政府过程中,执政党、参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成为政府过程的主体.从责任政党政府理论的视角看,政党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这也对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中,执政党、参政党都要加强组织建设、纪律约束和纲领建设;既要关注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也要关注参政党的参政合法性;此外要对利益集团参与政府过程保持清醒的认识,实现政党、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双向功能整合.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政党与人大、政协及政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社会转型期的政党责任,才能在整合社会的同时也改造自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原理释论

1978年以来的全方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变迁与转型,中国也开始了被称为“中国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法治实践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从而也就内在地蕴涵了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况即中国国情直接相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原理.在宏观上,这一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当代最新成果为思想指导的法律概念论、法律渊源论、法律价值论、法律责任论、法律运行论和法律发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原理表达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法律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方式的政治智慧,是其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合乎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认知.     

网络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共识的解构

中国传统的政治共识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来推动的,执政党通过党政资源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将自身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全社会的政治共识。这种政治共识形成了支配性的政治话语体系,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支持与充分的政治保障。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渐次形成了一股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它极端强调平民的价值观,即从平民的立场审视公共政策,强烈批判主流的政治话语,反对国家本位主义与精英主义价值观。网络民粹主义形成了与主流政治话语权相抗衡的独立话语权,蚕食并解构着传统的政治共识。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     

1955年体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本文主要分析的是 1 955年体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由于“1 955年体制是以经济增长的极大化为目的的体制”1 ,因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60年代以后的大部分活动均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因此 ,竞争性政党政治下强烈的经济现代化取向意识、行政官僚主导社会经济发展、“财界”通过对执政党的影响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等经济层面上的特征 ,有力地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在 60年代前后的迅速增长。一、竞争性政党政治的经济功能1 955年 1 0月 ,分裂的左右两派社会党重新统一起来 ,从而拥有众议院 4 67个席位中的 1 56个。这对保守系政…     

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呈现政党国家与社会渐次分离的状况,集中体现在执政党权力范围的收缩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与集聚。首先,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发现,执政党与私营企业之间并非单向的吸纳与嵌入,更多表现为一种相互融入的共生关系。其次,基于对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家调查数据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结论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同时,成功引导私营企业承担社会功能。     

认识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高"五种能力",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准确把握,也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教训的深刻反思.一个政党是否能长期执政,并不完全取决于执政党的主观意愿.任何一个党作为执政党,都有长期执政的强烈愿望.但客观上,各政党执政的实际效果大不相同.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人执政,怎样执政,以及如何认识、尊重和把握执政的基本规律.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执政党要想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在于宣称自己多么正确,也不在于为自己执政制定了多么系统的法律依据,而在于是否注重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指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功能及其有效性问题。考量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至少应着眼于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执政党所执掌政权的合法性与支持度;二是执政党执政之法律与制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三是治理社会的高效率与低成本;四是社会秩序与风尚的维系程度。     

当合法性遭遇正当性--以施米特宪法思想中的对抗理论为背景

合法性问题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现代法治国家就是合法性问题研究的产物.施米特的理论中,合法性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架设起沟通宪政思想与政治学说的桥梁:他从存在论的哲学基础出发,提出"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的理论,突破了形式合法性的束缚;但在追问正当性的实质时,为迎合当局需要却又陷入个人决断的巢穴,为纳粹的上台裁制"嫁衣".中国的法治进程,同样呈现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两难,就让我们以施密特"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理论的利与弊,作为反思自身和中国宪政建设的良好契机.     

近代日本政党内阁期的选举运动

考察了近代日本政党内阁期选举运动的历史.研究认为:政党内阁期的两大政党——政友会与民政党依托普选法中制度化规定和自身执政优势,通过地方官的党派调动,迫使知事加深对内务大臣和执政党的依附性,以地方名望家阶层为集票来源,依靠财阀作为主要政治资金捐献渠道,在筹集巨额选举资金的基础上,采取直接或间接干涉选举手段,在选举运动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由于当时金权政治的蔓延,导致选举运动中的收买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政党内阁期的选举运动是一种两党优位制的选举运动.选举运动是体现政党内阁执政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手段.执政党通过选举运动在实现众议院多数议席的同时,借助众议院多数亦可顺利推行其内阁的内外政策.政党内阁期的选举运动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尝试,为二战后日本选举运动奠定了基础.     

利益诱导与自民党政权--以自民党农林族议员为视角

利益诱导是日本自民党政权有效地统合社会各阶层的重要手段。本文以自民党农林族议员为视角 ,分析了农林族议员的发展及其对农业行政的影响、农协对自民党的选举支持等问题 ,并对利益诱导与后自民党时代日本政党政治的走向作了初步探讨 ,旨在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原因 ,提出了执政党应如何应对固有社会支持阶层变迁的严肃课题。     

执政合法性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任何执政党都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危机。要克服执政合法性危机以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获取民众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广泛而持久的支持。在这种意识警觉之下起而积极应对,正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举措得以出台的深层次动因。     

关于文化软实力与执政能力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优秀文化是执政能力的核心内涵和坚强基础 文化底蕴是政党文化的基础,执政党必须自觉确立先进文化观念,积极运用先进文化提高执政能力.优秀文化是先进执政理念的核心内涵,优秀执政能力的坚强基础,长久发挥执政能力和国家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在西方古代史上,以先进文化为基础,希腊创造了城邦制和直接民主制、罗马帝国产生了代议制等执政方式.进入政党政治时期后,政党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自觉程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先进文化观念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缔造共和.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我们党执政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内容和严格的能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