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竞争力、信贷过度扩张与经济增长北大核心CSCDCSSCI

传统的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未能区分金融发展水平的真实提高与过度金融化。因此,本文分别使用金融竞争力指标以及信贷过度扩张指标度量该差异,并且在116个经济体2006年~2015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竞争力、信贷过度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竞争力的提升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且在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影响更大;信贷过度扩张会显著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在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具有较大影响.该结论在次贷危机后子样本、发展中经济体子样本、不同金融竞争力子指标、不同信贷过度扩张虚拟变量设定以及系统GMM估计下均保持成立.因此,改善中国当前金融竞争力不足与信贷过度扩张共存的问题,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的省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依次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有向无环图(DAG)等分析方法,旨在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是引致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即国内金融发展和R&D投入之间具有很强正向关系,但以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结构不利于R&D投资;技术创新是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金融发展是引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也是间接原因,一方面,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内,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直接的负向作用,但它可以通过促进R&D投入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推导了存在金融中介的情况下稳态经济增长的路径,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正向推动作用的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面板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程度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从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来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质量：带有资源环境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深入认识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二者的关系,是科学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证据都十分有限。本文从绿色金融研究的理论脉络入手,构建了带有资源环境约束和金融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自然资源的“公共物品问题”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偏离最优水平,而绿色金融机构能够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改善经济增长路径,降低稳态中的环境损害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基于理论模型,本文使用2005年至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活动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证据有力地支持了理论模型的推论。据此,本文指出,发展绿色金融的核心是“绿化”金融机构的运营理念和投资决策,从改善经济体的资源配置状况入手,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此外,本文的理论模型将绿色金融的研究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也为绿色金融的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     

基于Panel-VAR模型的我国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计量检验

本文采用1997-201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人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效应;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发展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人数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金融业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就业总人数对金融业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金融供给侧改革下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兼论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商业银行工业信贷的影响，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资源错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金融资源错配水平不断下降。金融资源错配缓解显著降低了银行工业信贷规模，但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改善资金的经济绩效。数字经济发展对金融资源错配缓解程度与银行工业信贷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随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银行工业信贷规模的负影响减弱，对银行工业信贷资金利用效率的正影响加强。总体而言，现阶段商业银行仍存在对“民、小、新”企业不敢贷的现象，但这类企业通过数字经济应用、产业革新等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银行疑虑。     

创新差异下的金融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金融发展有助于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得到了许多理论研究的肯定,而在计量分析却有不同结论。但相关经验分析多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展开,近期有研究提出金融宽化的概念。我们认为,基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现实中存在引进模仿和自主研发的技术创新差异,此时深化和宽化两种不同金融发展模式对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首先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展开理论探讨,进一步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用系统矩估计方法检验了我们的理论分析。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越低,技术进步越多地选择模仿时,金融宽化对经济增长作用越显著;而随着经济发展,自主创新比重增加时,金融深化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最后,本文也据此讨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近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鉴于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在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和经验分析方法选取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从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重新检验。我们的经验结果显示,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金融发展、R&D投入门槛与权益资本跨国流动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引进外资到对外投资的动态视角,运用门限模型和世界73个经济体年度数据,对金融发展、R&D投入门槛与权益资本跨国流动关系分析得到:(1)金融发展、R&D投入对权益资本流动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发展层次较低,银行体系发展与R&D投入对权益资本流入影响更显著;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层次较高,资本市场发展与较高水平R&D投入对权益资本流出影响更显著;(2)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发展、R&D投入对权益资本流入影响存在倒U特征;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R&D投入对权益资本流出存在反向J特征;(3)只有金融发展(资本市场)、R&D投入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对权益资本流出产生显著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是加强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和提高企业R&D投资水平。     

交通基础设施、金融约束与县域产业发展——基于“国道主干线系统”自然实验的证据

在产业升级和发展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1999～2007年中国县—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借鉴Faber(2014)"国道主干线系统"的自然实验,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探究了金融约束不同而导致的产业发展异质性。研究发现:(1)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带来了县域产业增加值、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从业人数和投资的增长。(2)金融约束显著地影响了各行业从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中获得的市场机遇:金融约束越弱的行业,从整合的市场中获益越大。上述发现在增加控制变量、更换度量指标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都是稳健的。我们进一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且对金融约束较弱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强。     

金融发展与基于水平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

基于中间投入品种类扩张的水平创新型内生增长模型,本文论证了金融发展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对平衡增长路径的稳态增长率求解结果表明,稳态消费、产出增长率同时取决于研发、人力资本以及金融部门的产出效率;进一步比较静态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将提高稳态消费增长率,然而各产出效率参数对金融部门自身的稳态增长率影响是不确定的。     

自主研发与知识积累: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自主研发与知识积累具有密切的联系。随着我国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研究金融发展在自主研发影响知识积累中的作用机理十分必要。本文使用我国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限模型,以金融发展为门限变量,研究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的非线性影响及金融发展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省份金融发展变化作用于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影响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数量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均对地区知识积累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技术引进对地区知识积累则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单门限效应";金融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后,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2008年以后,我国大部分省份跨过门限值进入高金融发展区域,自主研发对这些省份的知识积累都存在较高的促进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金融发展与知识积累之间的关系,拓展了Ang(2011)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外延,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基础。     

金融发展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分析

文章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并通过构建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阀值的静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贫困缓解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贫困减缓的影响明显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非线性关系,区域间贫困减缓的差异非常显著;落后区域只有跨越相应的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外商直接投资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贫困减缓;最后就区域贫困缓解提出了简要建议。     

财政分权体制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地级市政府财政自主程度对于服务行业分行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将行业劳动力变更细分为跨地区和跨行业两类指标,结合2004年至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的面板数据,在区分面板数据类型基础上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这两类指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一系列影响因素后,地方财权的扩张只对交通、仓储及邮电、房地产和租赁商务以及服务行业劳动力流入产生正向影响,而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和信息行业在地方财权扩张时就业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导致本地劳动力流出。在跨行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中,受地方财权扩张正向影响的行业为房地产、金融和租赁商务,其他行业则会由于地方政府财税自主权的提升造成就业萎缩;此外,地方政府财权自主程度提升会加剧地区及行业间劳动力的流动。     

民间金融与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作为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民间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理论探究了民间金融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选取全国地区性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作为民间金融的代理指标,建立VAR模型分析了民间金融对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民间金融在理论上能直接以及通过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而民间金融与货币政策的互动依赖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或正规金融的传导。从实证分析来看,民间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作用方式是先促进后抑制;同时民间金融也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其利率升高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是民间金融和货币政策无显著关系,这是由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没有起到传递作用以及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无明显的互动,由此表明民间金融并不能通过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民间金融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对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和管控民间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基于东中西部视角的分析

通过运用金融相关比率,Theil指标(GE1)和对数离差均值(GE0)对1978-2008年中国金融发展的东中西部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仅表现出绝对差异,而且相对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且东中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还可能呈现加速扩张趋势。因此,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有利于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指数的构建及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

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中对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选择各种各样,我们综合了各种金融发展指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PCM）对这些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得到了我国金融发展指数模型。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改革以及发展趋势,与我们构建的金融发展指数进行了比较,发现我们构建的指数基本符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体态势。用金融发展指数来代替原来的单一指标,这避免了选择单一指标来度量金融市场发展时所带来的片面性和单一性。     

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石出上就金融的内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并就来自中国各省各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传导机制的特点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意义。     

最优金融结构的存在性、动态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基于金融监管视角,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阐释了最优金融结构形成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内在机制,进而分析最优金融结构的动态特征和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表明,当且仅当对规模适中的企业进行监管,社会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此时存在唯一的最优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不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最优金融结构呈现指数化的动态演进趋势,并对经济增长率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最优金融结构并非绝对的市场主导型或银行主导型,而是取决于一国实体经济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股票市场资本形成总额、交易总额与银行信贷的比例作为金融结构的测度指标,采用2004~2012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96个国家构成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为正,且金融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此外,多种金融结构理论同时得到实证支持,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相互排斥。     

论我国汽车金融业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汽车金融服务业稳步发展起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汽车金融业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经营理念、产品设计、服务水平、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然而,在汽车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本身蕴藏的巨大风险。汽车信贷信用评估及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如何防范和控制好汽车金融风险,成为各商业银行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影响汽车金融服务业在我国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了控制汽车金融服务业风险,信贷机构应采取切实措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汽车信贷风险管理体系,加快推进汽车金融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