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风险与避险资产溢出效应——基于收益与风险分析的视角

始于2019年末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各类资产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引发了对我国各类资产间溢出效应的广泛讨论.本研究利用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的动态溢出指数框架及其频域扩展,探讨了该事件影响下我国股市这一风险资产市场与四种潜在避险资产(国债、外汇、黄金和原油)市场间收益和波动溢出的时域和频域特征.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在该事件冲击下,我国资产系统的总收益和总波动溢出指数及其三个频域成分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其次,资产收益溢出的短期成分最大,而波动溢出则以长期成分为主;第三,系统的主要收益和波动溢出来源会因该事件的国内外发展趋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且一些资产所扮演的角色在该事件期间产生了明显的周期性转变.具体来说,在收益溢出方面,国债和原油分别是中期和后期除股票以外的净收益的溢出来源,且在该事件中期,黄金虽然是短期收益溢出的净接收者,却是中长期收益溢出的净传递者.在波动溢出方面,股票和国债是严重时期和舒缓时期除原油以外的额外波动溢出来源,且此时股票和原油虽然是长期净波动溢出来源,却是中短期波动溢出的净接受者.随着该事件逐渐可控,原油仍是波动溢出的净传递者,而国债则成为了中短期波动溢出的净传递者和长期波动溢出的净接收者.最后,在严重时期,国债,外汇和黄金市场是股票市场风险较好的避风港,同时,持有原油资产空头也可以较好地对冲股票市场风险.     

沪、深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发布“港股直通车”方案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沪、深、港三地股票市场的数据为样本,用VAR模型和二元GARCH模型重点研究"港股直通车"事件是否对港市与沪、深股市的收益率及波动溢出关系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前,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但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后.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仅存在单向收益率溢出效应,港市与沪市间还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与深市间则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     

国际原油期货市场对中国新能源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

原油是一种常见的工业原材料,在工业制造与人们生活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原油的开发与利用,能够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原油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价格的大幅波动也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我国的原油消耗量巨大,虽然已经开发了各种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但是对国外原油的依赖程度还在逐年增加。同时,传统原油与新能源之间还存在着替代效应,当原油的价格发生变动时,新能源行业的股价也会跟着发生波动。因此,研究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与我国新能源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稳定国民经济,制定合理的原油定价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采用BVGARCH-BEKK模型,结合LR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采用199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和上证A股指数的日交易数据,并考虑到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一事件可能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划分为汇改前和汇改后两个子样本区间,深入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上证A股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且在汇改前和汇改后的表现不同;汇改前表现为显著的从汇率到股市收益率的波动溢出,汇改后主要表现为显著的从股市收益率到汇率变动率的波动溢出,汇改后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系有所增强.针对实证结论,分析其背后的经济制度因素,并且得出一些政策启示.     

我国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小波多分辨的多元BEKK-GARCH(1,1)模型分析

汇率机制和股权分置改革加强了我国汇市与股市一体化程度, 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演化和几大经济危机爆发进一步增强了两个市场间的关联性。本文采用小波多分辨分析与多元BEKK-GARCH(1, 1)模型相结合方式研究了国内汇市与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关系, 实证结果不仅表明两大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 还发现在不同交易周期下存在着不同的波动溢出效应, 短期来看股市向汇市有单向传递效应, 随周期变长发展为双向溢出, 其中又以汇市向股市波动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长期则仅有小幅度溢出效应存在于股市向汇市波动传递过程中。     

中美股票市场间的互动关系

通过文献研究和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和美国股市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基本上没有波动溢出效应的发生。双方市场的波动对对方市场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应该是由于中国市场仍然属于相对封闭的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形成充分的自由流通所造成的。     

中国股票市场的"月份效应"和"月初效应"

就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显著的"月份效应"和"月初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绝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和其他某些新兴股票市场所普遍具有的"一月份效应";但是实证分析显示,沪深两市均存在显著的"月初效应".在样本期内,两市从前一交易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到本交易月的第六个交易日期间的日平均收益率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并且远远高于剩余交易日的日平均收益率,表明沪深两市在某种意义上都缺乏有效率.     

中国股票市场的"月份效应"和"月初效应"

就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显著的"月份效应"和"月初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绝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和其他某些新兴股票市场所普遍具有的"一月份效应";但是实证分析显示,沪深两市均存在显著的"月初效应".在样本期内,两市从前一交易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到本交易月的第六个交易日期间的日平均收益率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并且远远高于剩余交易日的日平均收益率,表明沪深两市在某种意义上都缺乏有效率.     

国际股市对中国股市风险溢出的叠加效应研究——基于FNAC-ΔCoES模型

为了考察多个国际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出的叠加效应,将二维ΔCoES拓展至多维ΔCoES,并基于完全嵌套阿基米德Copula(FNAC)推导出多维ΔCoES的显式解,同时给出了风险溢出叠加效应的度量公式和显著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两个国际股市同时发生风险时,对中国股市的风险溢出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的叠加效应,但这种叠加效应不一定会随着陷入风险的国际股市数量的继续增多而持续加强;此外,通过对比不同国际股市组合下的风险溢出叠加效应发现,欧洲股票市场对叠加效应的影响相对更大;最后,鲁棒性检验结果显示,FNAC-ΔCoES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沪港股市的波动溢出和时变相关性研究

采用基于加权CCF的方差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上证指数、恒生指数收益序列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以此信息为依据构建BEKK模型对两序列间的时变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结果显示两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并不显著,一股市的冲击对另一股市的波动产生的传导性影响不明显;两股市的联系和联动性相对较弱,但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沪港通能否促进A股与香港股票市场一体化

沪港通是否有助于促进A股与香港股票市场一体化?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沪港通标的股中A+H交叉上市公司A股和H股的价格差异,分析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并提出提高市场一体化的套利交易策略。基于转移模型的log t检验结果表明,交叉上市公司A股和H股价格的收敛性因公司和时间而变,具有收敛关系的交叉上市公司占比较低,A股与香港股票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且未见提高趋势。为提高股票市场一体化水平,本文基于价差极值服从广义帕累托分布（Generalized Pareto Distribution,GPD）的VaR模型构造了无套利区间的上下界,提出A+H交叉上市公司A股和H股套利交易策略,实证结果表明该策略能够获得显著的正收益。本文为市场一体化研究提供经验证据并为通过套利交易促进市场一体化提供解决方案,为深港通推出起到借鉴作用。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股价崩盘风险——来自沪港通的证据

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创新措施,近年来受到实务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沪港通实施作为自然实验,选取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2016年的样本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模型),检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1)相比于非沪股通标的公司而言,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沪股通标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 2)沪港通对沪股通标的公司股价崩盘的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 3)沪港通政策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路径在于:沪港通政策提升了沪股通标的公司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了噪音交易程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沪港通政策对港股通标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说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股价"暴涨暴跌"风险,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同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分析师跟踪与股价同步性——基于过度反应视角的证据

对我国股票市场分析师跟踪与股价同步性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发现:(1)即使明星、非明星分析师提供相似的信息,明星分析师显著降低了R2(股价同步性),而非明星分析师则不然;(2)明星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最高组和最低组股票的平均R2并无显著差异;上述结果表明信息提供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明星分析师降低股价同步性的现象.(3)明星分析师跟踪及评级调整与短期动量效应、中长期反转效应以及异常成交额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一发现支持了本文的假说,即明星分析师通过引起投资者过度反应而降低股价同步性.本文的研究对于认识分析师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作用以及股价同步性的生成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的影响——以中国香港市场为例

选取1993-2017年数据,以H股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市为研究对象,运用DCC-MVGARCH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事件研究法等多种组合方法,考察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发展和目的地既有上市公司影响。结果表明:第一,H股在港上市扩大了香港市场的市场规模和交易活动,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第二,H股在港上市提升了H股与香港市场既有股票的收益相关性,以及香港市场与大陆市场及全球市场的联动性;第三,H股在港上市对既有股票的估值影响是积极的。总之,来源于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和既有上市公司的综合影响是积极的,溢出效应大于"质量传染"效应和分流效应,促进了目的地市场质量提升和市场发展。本文结论有助于丰富跨境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影响的研究,对于基于"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资本市场战略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市场竞争模式下的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分析

技术溢出的存在是技术创新市场失效的主要原因.本文通过构建技术溢出下的企业产品市场竞争模型,比较研究了产品市场产量竞争和价格竞争模式下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分析表明,在均衡时,技术溢出总会发生,价格竞争模式相对于产量竞争模式的技术创新激励得到加强,在价格竞争下技术创新激励几乎不会被创新溢出所影响.结果还表明,价格竞争是可取的,它将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上海股票市场的投资组合分析:基于均值—绝对偏差的折中方法

针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大规模投资组合分析在文献中尚很少予以讨论 .本文基于均值—绝对偏差的折中方法探讨了上海股票市场 1 69种股票的投资组合分析 ,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和结论 .这些结论将有助于市场投资者和监管者深化对上海股票市场投资的理解 .本文所使用的投资分析软件 Quanz Portfolio具有大规模投资组合的数据处理能力 ,将是投资者 (尤其基金公司 )的市场投资组合分析的有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