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的集体行动困境探析——以G市物业管理协会为例

协调和促成集体行动是行业协会的核心功能,选取行业协会改革和发展背景下的G市物业管理协会为个案,探析该协会集体行动功能因何受到制约、集体行动为何面临困境。认为祛权与赋权的失衡导致行业协会集体性激励不足是其中重要原因,要提升集体行动的功能,首要条件是实现祛权与赋权的平衡,提高环境条件对集团成员的集体性激励水平。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述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奥氏看来,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指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它说明了共同利益并非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由于没有明确地论述集体物品的非竞争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集体行动的逻辑陷入了困境.     

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研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区域协作是大都市区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要件，也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区域空间层次的重要体现。为了明确区域协作机制中存在的困境和改进机会，以探索更高效顺畅的区域协作路径，文章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区域协作中制度性参与者及其诉求，分析了京、津、冀政府各自的关注议题、行动成本，以及不同层级主体参与区域协作的方式，构建了区域协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协作网络、权力介入、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等变量间的互动机理，并分析了当前区域协作中集体行动的主要困境与解决机制。研究指出：区域问题的演化是推动区域治理变革的主要根源，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和核心城区过度聚集问题逐渐加剧，致使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政策必要性凸显。区域协作的基本变量来源于区域现实情境，根植于区域长期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网络，包括：现有制度系统，区域结构与所要解决的区域问题，参与区域合作的行动者诉求及其紧迫性程度，地方组织之间的自发协作互动网络等。中介变量是由基本变量衍生出的协作行动中的过程变量，包括：合作的领域、范围，参与主体构成状况，行动者动机，强制性权力的介入程度等。基本变量与中介变量共同作用于区域协作机制，并对交易成本和...     

作为经济社会学议题的集体行动——从奥尔森到科尔曼

经济社会学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因奥尔森的研究进入人们的视野,因科尔曼的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本文将集体行动放在经济社会学的背景中去讨论,重点论述奥尔森及科尔曼关于集体行动的不同理解,并将他们的理论放在中国经验里去检阅,并进一步讨论结构与行动,以及集体行动在中国如何可能的问题。     

网络集体行动中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以李天一案件为例

意见领袖在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探究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对于掌握网络集体行动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案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从意见领袖话语的内容策略和表达策略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意见领袖话语的内容策略包括凸显事件主体的社会身份、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建构关联信息及挖掘独特视角等;而话语的表达策略则运用了试探、转移、道歉、批判、反思等话语方式。进一步分析发现,戏谑、恶搞、嘲讽等是意见领袖常用的表达方式,而挖掘事件的社会因素、唤起人们的认同是意见领袖话语的核心策略。与现实社会中的意见领袖不同,网络中意见领袖的产生更依赖于其思想和言论的引领能力。     

自由行动者缺席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以上海浦东新区"列车工程"为例

上海浦东新区"列车工程"的流产,暴露出了我国转型期组织之间进行集体行动时面临的困境,即组织间有资源交换的动因,却无法行动起来以促成资源流动.本文以自由行动者及其理性决策为思考的逻辑起点,指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相关行动者的能力短缺,以致于它们不能以自由行动者的角色构建集体行动.     

立法公众参与困境的解决——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理论为视角

立法公众参与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社会资本的缺失和公众理性的无知会导致公众不积极参与立法的困境。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理论为解决这种困境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培育社会资本,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立法,是完善我国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基本途径。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启示--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于代表人诉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奥尔森提出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两项措施：减小集团规模和选择性激励。从而为解决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困境提供了分析工具和重要启示。     

规范、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社会逻辑——方法论视野中的集体行动理论发展探析

现代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与方法论创新密切相关。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规范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均具有明确的方法论导向,它们对集体行动问题的分析过程表现出不同特征。在反思理性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社会规范分析认为,行动者决策遵循正当性的原则,社会规范具有认知塑造和秩序生成的作用。社会网络分析则认为,行动者嵌入在互动结构的脉络中,社会网络具有信息沟通和资源动员的作用。推进集体行动中层理论的发展,需要综合分析认知、策略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以Q市水费缴纳行为为例

依据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对Q市一居民小区的水费缴纳行为调查研究表明:集体行动的形成取决于成员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并依赖于组织中公认权威的号召与带领;集体行动困境的最终解决需要领导权威将成员的共同利益转化为一致的利益偏好和行动取向,从而消除成员的"搭便车"心理,采取一致行动.     

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以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为例

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自身也存在“困境”,意识形态对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实际上是从影响个人的效用函数出发,改变其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结果。本文通过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案例介绍,分析在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过程中,该村村民的意识形态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初步检验了意识形态可以促进集体行动,从而使集体行动走出困境。大路前村长期形成的包括村民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影响了村民的成本-收益比较,较好地解决了合作的问题。     

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问题探讨——以苏北H镇为例

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村级组织运转存在着严重的经费匮乏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有关,与村级组织的管理体制有关,与农村税费改革制度有关,也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有关。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可以从深化并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制度、发展村级经济、严格规范各项收支、合理划分镇村事权、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投入等方面做出努力,缓解和改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匮乏问题。     

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识别研究——以上海市公共交通类邻避冲突为例

在综述城市邻避风险认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法初步筛选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并将其细分为主体、客体、情境三个类别共20个指标。运用德尔菲法对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进行二次识别,将其调整为经济、社会、环境、身心健康4个一级指标和8个二级指标。对上海市迎春路地铁站选址事件附近居民的风险认知进行半结构性访谈,进一步确认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专家识别的结果。     

嵌入地对工业园创新网络体系的支持及其构建——以广东民族工业园为例

工业园的发展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嵌入地社会经济获得支持的程度,因此深入探讨嵌入地对工业园创新网络的支持,能够更好地从创新的角度揭示工业园本地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对相关理论回顾的基础上,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特性,以广东民族工业园为例,归纳分析嵌入地对工业园的制度支持及资源投入支持,进而提出如何构建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创新网络支持体系。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阐释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在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由于个体的理性行为,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结果的情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集体决策困难、公共产品的过度使用都是集体行动困境的表现。建立一种选择性激励制度、监督机制以及有利于相互信任机制运行的外部环境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行路径。     

循环经济发展中的SWTO分析——以贵糖工业园为例

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地运用SWTO分析方法,全面分析生态产业链的每个生产环节,研究出更适合社经济发展的生态产业链。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全面剖析现阶段贵糖集团在国内外环境中发展的优势、劣势、挑战和机会,提出提高蔗农积极性,拓展多渠道原料来源,减小对二次原料的依赖,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增加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等对应措施。     

社会资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供给有机食品的集体行动——以H省W市8家合作社为例

学术界对社会资本如何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行动的研究刚刚起步。根据H省W市8家生产有机大米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半结构访谈资料,从聚集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研究了社会资本如何促成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的集体行动,并探讨了这两个维度的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内聚型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合作社的有机大米质量管控,防止了社员的搭便车行为,保障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的集体行动成功;桥接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合作社及时获得有机大米种植技术信息、销售信息、销售平台,扩大有机大米的销售量,促进了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的集体行动。两种社会资本共同促进了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的集体行动,任何一种生活资本的欠缺,将影响到另外一种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导致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的集体行动困境。     

对当前陕西农村村级债务问题的分析——以陕西省H县GH乡为例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不少村级组织存在着收不抵支的困难,债务问题已使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工作的巨大障碍.从表层看,债务问题的原因在于收入少、支出多,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当前村级组织收入不足且来源定性模糊.因此,要解决目前的困难,表面看应增收节支,从深层看则应为村级组织确定出合法的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