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传闻的澄清效果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

发布澄清公告是上市公司应对市场传闻的重要途径.然而,证券市场中澄清公告的实际效果如何,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澄清效果尚未得到实证检验.为此,收集了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A股市场1 960个澄清公告,从中整理出179个针对负面传闻进行"澄清"的样本.研究发现,澄清公告效果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公司的澄清方式,模糊澄清非但达不到效果,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传闻的影响,产生"澄清公告澄不清"的现象.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澄清效果不仅与澄清方式有显著关系,而且还受到公司声誉、停牌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传闻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发现提供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直接证据,同时也为上市公司有效应对传闻提供了新思路.     

上市公司澄清公告的辟谣效果研究

基于2006年至2012年A股证券市场的澄清公告,运用内容分析法收集澄清传闻样本,应用事件研究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澄清正面和负面传闻的效果以及传闻来源和澄清公告特征对其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澄清公告的辟谣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正面传闻,澄清公告具有辟谣的效果;对于负面传闻,澄清公告不仅无法辟谣,反而起反作用。相对于非权威媒体发布的正面传闻而言,通过权威媒体发布的正面传闻更难以辟谣;相对于发布名义性澄清公告而言,通过发布技术性澄清公告能更有效地对正面传闻进行辟谣;但就负面传闻而言,没有得到显著的结果。研究结果为系统评价上市公司澄清公告的作用提供经验证据,并为上市公司如何发布澄清公告提供新思路。     

公司传闻、澄清公告与知情交易——来自我国卖空交易的证据

文章以2010年4月至2018年3月中国A股融券标的公司为样本,从公司传闻与澄清公告的视角出发,对卖空与知情交易问题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首先,股票收益率在公司传闻发布前存在异动,说明传闻信息在正式发布前就已泄露,股票市场中存在知情交易者.其次,公司传闻发布前的异常卖空量与发布后的股票收益率显著负相关,说明卖空者能够预知公司传闻的发布时间和内容,是知情交易者.第三,良好的澄清公告效果能够削弱传闻发布前异常卖空对于传闻信息的反应,说明卖空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判澄清效果,进一步支持了“卖空者是知情交易者”的推断.进一步研究表明,卖空者能够分辨传闻真伪,且私有信息挖掘是其重要的信息来源.本文从中国融券卖空实践出发,为“卖空者是否为知情交易者”这一争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对卖空机制与信息披露机制完善、公司传闻治理以及新闻媒体监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澄清公告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深沪证券交易所2007-2008年间327个澄清公告为样本,分析了资本市场澄清公告的信息含量问题。研究发现澄清公告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这表明澄清公告是有用和及时的,尤其是澄清公告清晰地进行肯定答复时,增量信息更加明显。实证分析还显示,影响澄清公告信息含量的因素主要有外部流传消息的性质以及澄清公告答复的方式。     

对上市公司"触网"行为的实证反思

上市公司"触网",曾是中国证券市场上令人关注的话题.那么,市场对上市公司"触网"反应之强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呢?上市公司"触网"对其经营业绩究竟有无实质性影响呢?首先,本文采用超额收益法,对我国股票市场1999年68家上市公司"触网"公告的反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在"触网"公告日前后具有显著正反应.继而,本文采用以财务指标为基础的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68家上市公司"触网"前后业绩的变化,研究未发现"触网"公司整体上在"触网"前一年、当年及次年的业绩有显著变化.最后,本文采用聚类分析法,依据2000年因子得分将68家"触网"后的上市公司分为三类,揭示出三类公司的不同特征,并注意到"触网"第二年,增长型企业类占到了"触网"公司的大多数.     

流言招来的“是非”:股市传闻与盈余价值相关性

随着新的媒体形式不断发展,股市传闻问题日益凸显。现有文献指出了传闻的危害性,却较少探讨传闻产生危害的内在逻辑。本文以2004～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传闻显著降低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相比于正面传闻,负面传闻的影响更明显;并且传闻对信息披露质量低或者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公司影响更大。结果表明,传闻扰乱了资本市场信息环境,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负向偏差效应的存在,负面传闻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关注和信任,因而对市场的危害更大;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其会计信息受到投资者的重视程度较高,故而受传闻的影响较小;相比于散户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在有限注意力方面受到的制约较轻,因此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公司受传闻的影响较小。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传闻扰乱资本市场的内在逻辑,为维护资本市场良好信息环境提供理论支撑,并为传闻治理提供启示。     

代理成本视角下的可转换债券融资市场反应研究

通过考察2001年-2006年期间157家公告发行可转换债券和459家公告发行“纯”股票的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公告效应”,本文发现,尽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市场反应好于普通股票,但总的说来,市场对可转换债券融资公告会做出负面反应,且价格下降的幅度与企业的融资规模正相关,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市场对未分配现金流量少且增长机会高的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好于未分配现金流量多且增长机会低的公司。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自由现金代理成本对可转换债券融资市场反应的预测。     

信息互动对上市公司传闻治理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社交平台用户之间的互动改变了公司的信息环境,进而可能促进或抑制公司传闻形成,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股票市场表现。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传闻的事后影响,较少有学者研究传闻的事前治理,如对上市公司传闻形成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投资者如何通过中心路径或边缘路径解读公司信息,并研究社交平台上公司与投资者以及投资者之间互动模式的信息互动质量和强度对上市公司传闻形成的影响。选取2011年至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爬虫技术采集公司与投资者以及投资者之间的互动数据,并依此构建公司与投资者信息互动质量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互动强度变量,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信息互动对传闻形成的影响以及新闻媒体分歧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互动质量显著降低了公司传闻形成的可能性,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互动强度加剧了传闻形成的可能性。进一步,新闻媒体分歧度越大,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互动强度对传闻形成的正向影响越大,但新闻媒体分歧度对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互动与公司传闻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将传统研究采取的单向信息供给视角扩展到了双向信息互动视角,并解释了不同形式的信息互动对传闻形成的作用机理,为理解信息互动对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影响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控制权防御是企业创新的“绊脚石”吗？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资本市场上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从企业内部章程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防御对中国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控制权防御主要通过管理者堑壕假说影响企业创新,发挥了“绊脚石”的作用．接下来,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的原则出发,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防御影响企业创新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研究发现当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失衡时,健全企业监督机制可缓解控制权防御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从公司控制权防御角度研究企业创新问题,丰富了“法与金融”的文献,为控制权防御影响公司治理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引发中国企业关于特殊公司治理机制设置的反思．     

中国资本市场融资顺序新证:可转债发行公告效应研究

本文对中国截至2004年底发行的全部可转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可转债发行公告对股东价值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将可转债按股性价值大小排序后发现,发行股性可转债对股东价值的负效应小于发行债性可转债的负效应,这与Myers和Majluf(1984)模型的“优序融资顺序”不一致,反映了中国市场特有的“股权融资优先于债券融资”的融资顺序选择。结合考虑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在回归分析中引入反映“二元”股权结构的变量,发现可转债公告效应不仅与股性价值负相关,与公司规模和发债规模负相关,且与股权流动性结构、非流通股帐面值和财务杠杆等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量正相关。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与治理结构的变革对中国资本市场融资顺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影响。     

大宗股权转让和公司控制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大宗非流通股权转让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利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1995～2000年间的大宗非流通股权转让记录,我们发现在中国大宗非流通股权转让的市场反应为正。平均而言,股票价格在转让公告前75个交易日开始上涨直至公告日,平均累积超额收益大约为7.9％;此后大致保持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大宗股权购买者在公司监督和管理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本文分析结果与监督假设基本一致,没有支持剥夺假设的证据。股权转让产生的累积超额收益与转让股权占总股本的比例大小有关,二者具有非线性关系。分析结果与“壕沟保护”假设一致。     

我国证券监管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探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违规处理行为是否会对公司股票的价格造成显著影响。我们分析了1999￣2001年我国证券市场违规处理事件的特征并对其市场反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对违规处理公告表现出负面反应,这与以往有关成熟市场违规处理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较为特殊的一点是,在上市公司违规处理事件中,公开谴责、警告和罚款的处罚方式均会为股票带来负的超常收益,但公开批评这一方式却几乎不会对市场产生任何影响。研究表明有3种违规行为对股票价格有显著影响,即夸大利润、对虚假陈述和信息披露违规。最后,回归结果显示在违规处理中,由上市公司最先公布、公开谴责的处罚方式、对虚假陈述造成的违规的处理以及财务报告的审计单位造成的影响明显大于其他因素。     

官员独董：“掠夺之手”抑或“扶持之手”

 上市公司聘请离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简称“官员独董”),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市公司通过聘请官员独董能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政治联系,从而帮助其从政府手中获得各种稀缺资源和优惠政策,同时也需要承担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税收、官员政治升迁等多种社会服务和政治任务。官员独董给公司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影响,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长期热议的焦点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检验。        为了探究官员独董对所任职公司的经济影响,利用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18号文”)作为外生冲击事件,手工收集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790起独立董事辞职公告,利用事件研究法检验辞职公告的市场反应,以测量官员独董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的实际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官员独董的辞职公告事件表现出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而且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正向市场反应明显强于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实际上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显著为负,说明相对非官员独董而言,官员独董更多地扮演了“掠夺之手”的角色,进而损害了公司价值。进一步探索公司内外部多个因素对官员独董价值的可能影响,发现如果公司注册地的政府监管强度或者公司注册地所在省市的市场化水平越高,该公司的官员独董辞职公告事件所引发的市场反应就越积极,官员独董的“扶持之手”角色越难以发挥作用,从而更加突显了官员独董的“掠夺之手”角色。但是,并没有发现官员独董的行政级别、行业专长以及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等内部因素会影响官员独董价值的经验证据。        创新之处在于增加了非官员独董群体作为对照样本,从而能够更好地判断和评估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得到的相关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此外,利用官员独董离职潮事件考察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独立董事领域的相关研究,而且拓展了政治联系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为中组部发布“18号文”的政策意义提供了及时可靠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启示企业不能盲目追求和构建与政府的联系,实际上与政府保持适度的距离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董事“直言”说“不”有效吗?——基于董事非赞成意见的信息含量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公告中的非赞成意见为样本,研究了市场和企业对不同表述方式的董事非赞成意见的反应.当董事发表非赞成意见时,可能会“直接”地指出议案事项的不足,也可能会“委婉”地对议案事项提出建议.本文发现,相比非国有公司董事的直接型表述非赞成意见,股票市场对国有公司董事的直接型表述非赞成意见的反应更加积极.本文还发现,相比非国有公司,国有公司中的独立董事和非控股股东董事在发表直接型表述的非赞成意见后,离职的可能性更低,更能有效监督议案事项改善.研究结论表明,董事非赞成意见的表述方式存在增量信息,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的治理效果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董事履职行为,对于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董事履职能力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研究--以高B/M类上市公司为例

基于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问题,本文以高账面价值/市场价值类上市公司为例,研究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问题。实证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阶段性变化,1993年以前是非市场有效,此后大多是弱式有效,中国证券市场效率随发展阶段而不断提高。为检验上述结论,本文以简单的会计方法为基础,研究基本投资战略能否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结果表明,在所有年份,高B/M类公司都能够获得比市场更好的投资回报,这证明高B/M类上市公司的确存在明显的超常投资回报。但另一方面,在高B/M类公司组合的投资收益上不存在规模效应,而且依据简单财务指标哑变量构造的高B/M类公司投资组合则显示了不同的投资收益规律,难以区分有价值的投资组合。但由于B/M类公司能够获得比市场更好的投资报酬率,因此重视高B/M类公司的个股研究仍能获得超额回报。这也就从实证的角度给出了中国股市确实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的证据。     

CFO的披露“勇气”

一位对内部营运不甚了解的首席财务官很难促进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与正确。各地股票交易所或证券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保证各投资者所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信息对等已成为证券市场监管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不管是好消息或是坏消息,只要消息的重要性程度达到了规定的要求就必须以某种具体的约定方式披露。当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有稍不正常的变动时,交易所都会要求上市公司做出澄清公告:是否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现金持有

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这种增加效应主要出于大股东的“预防性动机”和“战略性动机”;而且其影响在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这种“高持现”并非大股东之间“共谋”的结果;相反,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持有提升了企业价值。因而,上市公司应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引入多个大股东并存的治理机制,发挥大股东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保持充足的现金储备,把握市场机遇,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     

异质信念与公司融资工具选择——兼析中国市场股权融资偏好

本文选用沪深两市2006.1-2009.9发布融资公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投资者异质信念与公司融资工具选择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当公司融资工具为股权或直接债券时,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公司越倾向于股权融资。同时还发现,中国市场股权和直接债券融资公告发布前的投资者异质信念差异性显著高于美国市场,这可以由我国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和卖空机制来解释。     

自恋的董事长更可能违规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年—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董事长签名大小测度其自恋程度，实证检验董事长的自恋程度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影响机理.结果显示，自恋的董事长显著提高了公司违规的可能性和违规严重程度；并且发现，自恋的董事长精力更加分散、更倾向于构建易于控制的年轻管理团队以及偏好以通讯形式召开董事会会议是形成前述影响的三条潜在机制.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当董事长面临较大的业绩压力，或者公司较少被分析师关注时，董事长自恋对公司违规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本文打开了高管自恋影响公司治理的内在机制“黑箱”,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相关的学术认知，为新时代进一步优化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再融资恐惧症

真真假假的增发、配股等“再融资”传闻，把中国资本市场搞得鸡犬不宁。只要传出再融资消息，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就会大幅下跌。中国平安、苏宁等知名上市公司都已身陷其中，无论哪种方式的再融资都很难得到市场的认可，悲观情绪正快速蔓延，沪指从6124．04点一路跌到3800点附近，投资者对再融资的恐惧已经接近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