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精准脱贫视域下基层干部的扶贫力提升——基于比较分析的视角

脱贫攻坚战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基层干部是基层治理和扶贫开发中的关键因素。采用问卷法对基层干部扶贫认知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基层干部与贫困对象的贫困归因感知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带头脱贫的意志坚决、脱贫意愿比较强烈;基层干部在动机归因及命运归因上与贫困对象存在一定的不同。通过频次分析得出基层干部扶贫能力中政策领悟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和经济工作能力排在前四位。分析基层干部扶贫力不足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基层干部扶贫力的提升策略。     

风险分配与转移:土地征收中纯农户贫困的生成逻辑——以河南省W村为例

当前对失地农民风险研究的三种主流视角存在着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割裂、结构与行动的分离等问题,且不能回答为何纯农户在征地后更易陷入贫困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风险分配与转移的综合解释框架。河南省W村的个案说明由于固有的城乡分工和职业分工使纯农户在风险分配中承担了较多的贫困风险,同时又由于纯农户群体缺乏相应的资源无法有效转出贫困风险,最后成为贫困风险的流向之处。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脱贫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作为贫困人口占全省1/7的安徽省六安市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六安市贫困老年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比例接近40%,且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以每年3%速度增长的背景下,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精准扶贫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六安市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实施了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但在精准扶贫措施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后认为,采取细化健康扶贫条款、设立针对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发展适合贫困老年人的电商扶贫项目、推广“家风+扶贫”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扶贫政策的精准性。     

农村健康贫困的演变逻辑与治理路径的优化

健康扶贫是健康中国战略与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内容。虽然目前国内并不缺少对健康扶贫的研究,但大多都是把健康贫困作为整体性贫困的一个研究侧面,缺少独立地对健康贫困的治理模式和路径优化的研究,以及从健康贫困缘起和演变逻辑这一角度构建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机制框架。所以本文从影响健康环境的"劣化"、疾病与贫困的"共生"以及健康贫困结果的"不可逆"三个主要特征,分析了健康贫困的发生逻辑、作用逻辑和实现逻辑。以此为基础,针对健康贫困演变逻辑的不同阶段,从健康参与能力、疾病应对能力和健康保障能力入手,分别提出对应的路径优化策略,为贫困地区有效认知健康贫困的具体成因及制定脱贫对策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教育阻隔代际贫困传递的价值和机制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这是充分强调教育扶贫功能的体现。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聚焦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社会发展要求,从教育对"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和措施等几个方面,基于美籍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提出"可行能力"的视域,进一步深入探究教育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内部机制。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贫困的本质是人基本能力的缺失和被剥夺,通过教育可以提升贫困群体的文化素养和和职业准备,增加劳动技能,从而提高经济收入,减少贫困的发生率。在"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教育研究视角中,一方面,经济贫困导致受教育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不高反馈在经济收入具有正相关。因此,教育资源配置要均衡化,进一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教育信息化是缓解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重要手段,越是在贫困地区越需要加大教育信息化投入。设置教育扶贫专项,向受教育不利的贫困儿童倾斜。在教育扶贫制度设计中,充分考量有效性、差异性和补偿性,形成多元化的资助体系。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是指教育扶贫作为制度规范或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或结构对相关客体(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互动关系。教育扶贫在逻辑趋向上是在其理论愿景和现实图景映射下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亦是围绕“教育属性”和“贫困属性”两条主线形成教育扶贫切实可行的逻辑合力。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发挥需以聚合地方性和全球性力量为核心载体,以重塑“知识资本”为预设目标,以注重“文化自觉”为指引方向,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扶贫需要从优化战略定位、识别扶贫对象、保障资本投入、提升文化能力和助力全球减贫五个维度构建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新路径。     

“顽疾”还是“误诊”？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

产业扶贫中“内生动力不足”是阻碍脱贫攻坚获胜的难题。以豫北黄河滩区Q乡为例,对扶贫项目运营情况进行长期调研,深度剖析“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的根源。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是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能有效揭示项目风险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的内在作用机理。贫困户会对项目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认为凭借自身资源无力应对,同时为避免自有资源遭受损失,进而对扶贫项目表现消极,产生“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为此,从健全防御配套设施、避免官僚逻辑、弱化精英偏好、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化解项目风险,是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偿二代”下寿险公司风险与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与偿一代对比研究的视角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是“偿二代”下寿险公司风险管理的核心,其理论依据是风险与资本的关系。基于我国部分寿险公司2011—2018年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考察“偿二代”实施前后寿险公司资本比例、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偿一代”下,寿险公司风险与资本未形成良好的传导机制,资本比例与投资风险呈负相关关系;而“偿二代”下,寿险公司风险与资本逐渐形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承保风险与投资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针对偿付能力充足率与资本比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投资风险和承保风险呈负相关关系这一反常现象,提出了“适应性博弈”假设予以解释。因此,寿险公司要始终注重风险,调整业务结构和投资策略;监管层面要进行更深度的穿透式监管,监督和加强寿险公司穿透披露。     

精准扶贫主体的行动逻辑

扶贫资源在从上到下的传递过程中极易出现“瞄不准”和“瞄不久”现象:村民在扶贫实践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导致扶贫资源在传递过程中层层偏离;县乡政府追求自身政绩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依托资源优势影响扶贫信息及资源传递;村干部为完善乡村治理利用亲缘关系影响贫困户识别结果。因此,探索长效脱贫机制激发贫困者的内生发展能力;优化贫困者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位置;转变基层政府在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正成为扶贫实践工作中的协作者;健全多元扶贫监督机制及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成为了新时期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扶贫工作受到创业意愿不强、创业资源不足、创业能力不高的约束,必须将创业扶贫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精准脱贫。聚焦于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及政策设计,以陕西省礼泉县栖霞镇袁家村创业扶贫为案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旨在有效构建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与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下创业扶贫的“输血”“活血”“造血”“换血”等典型模式需赋予其“精准”内涵;精准创业扶贫模式可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机制实现;精准创业扶贫政策需从系统性、整体性、时效性、层次性等角度予以优化。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如下结论与启示:当前中国贫困县中开展的 “互联网”“科技特派员”“经济共享发展”“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典型创业扶贫模式需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视角予以完善;不同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意愿、资源、能力约束条件,且在运行中必须将多种扶助机制融会贯通;针对具体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相关政策仍需从意愿瓶颈突破效应、资源缺口补偿效应以及能力差距缩小效应等角度予以评价,并建立基于以上效应动态监控的精准创业扶贫政策优化方案。     

慢性贫困的理论透视及其整合

慢性贫困是贫困的“癌症”。慢性贫困何以产生和维持成为目前世界贫困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当前,有关慢性贫困的理论分析逐渐分化成资源视角和关系视角。资源视角基于传统的贫困理论提出了慢性贫困的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框架,关系视角则强调贫困是社会建构,从而聚焦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和机制。通过对这两种视角的理论梳理,最后提出一个整体性框架对慢性贫困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环境风险管理思维重塑——以预警污染者付费原则的适用为视角

环境风险管理要求在风险尚未发生或环境利用行为所致的风险尚不确定的情形下就要做出相应的管理决策，以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安全。既有的成本效益及预警原则的管理思维虽然在环境风险管理决策中各有优势，但两种思维适用中因为缺少有效的诱因（市场化的手段）而带来管理上的困境。基于此，依据环境开发利用行为所致的环境风险不确定性的程度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构建“绿色发展区”“红色禁止区”及“黄色警戒区”来重置各种管理思维模式以应对环境风险不确定性问题，尤其在“黄色警戒区域”的管理上，连接污染者付费原则与预警原则的“预警污染付费原则”的适用是较佳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