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基于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样本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的两种类型（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缓解效应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由此,提出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建议。     

中国农村民间借贷中村庄信任机制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基于信贷配给视角研究村庄信任对农村民间借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村庄信任程度越高,农户更易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融资,且受到各类民间借贷配给的概率明显降低;亲友信任与他人信任的提高均降低了农户民间借贷配给的概率,但亲友信任对各类民间借贷配给的影响大于他人信任,且他人信任的提高并不能改善其交易成本配给状态。进一步考察村庄信任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村家庭影响的异质性发现,村庄信任降低农户民间借贷配给概率的作用机制在财富较少的农村家庭中更加明显。     

互联网嵌入、社会信任与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

工业化与乡村振兴的交织驱动,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消解,加速了农村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互联网嵌入农村正不断拓展农村居民的信息流通渠道并重构其社交方式,为化解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中的多重困境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福建省晋江市498份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IV-Probit以及PSM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嵌入对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提高外来人口参与乡村治理的概率,但当外来人口使用互联网时长超过25.87小时/周的峰值后反而抑制其参与意愿。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克服内生性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将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嵌入”替换为“是否使用手机上网”以及被解释变量“参与状况”替换为“村庄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第二,异质性影响层面,发现互联网促进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时间较长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外来人口参与行为作用更大。第三,解释机制显示,社会信任是互联网嵌入促进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的重要渠道,即互联网...     

促进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制度安排与选择分析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农户是否采用环境友好技术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环。文章从分享环境友好技术进步预期收益、降低环境友好技术进步预期成本和风险两个方面分析了促进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制度安排。并分析了中国现行的相关制度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行为的影响,指出现行制度在很多方面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不具有激励作用,应该进行改进以提高农户收益,降低采用环境友好技术的成本和风险。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1)建立规范的农地流转制度,提高环境友好技术采用的规模经济效益;(2)实施亲环境农业直接支付政策,支持鼓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3)促进农民经济组织健康发展,为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提供组织保障;(4)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服务与支持体系,为农户提供优质的环境友好技术服务。     

互联网发展环境下多维教育对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构建互联网发展环境下多维教育影响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利用猕猴桃主产区陕西和四川两省686份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熵值法从互联网渗透度和互联网使用度两个维度构建村域层面的互联网发展环境指数,探讨互联网发展环境在多维教育与农户IPM技术采纳关系中的作用。研究表明：（1）多维教育（学历教育、互联网学习）各维度均能直接促进农户采纳IPM技术;（2）互联网发展环境降低农户IPM技术采纳过程中对学历教育的依赖性,但显著增强默会知识和互联网学习在其中的积极作用,在处理学历教育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3）进一步地在考虑种植户规模异质性基础上,互联网发展环境对小规模农户学历教育影响IPM技术采纳的弱化作用更为明显,对大规模农户互联网学习影响IPM技术采纳的强化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建议政府持续改善农村教育基础环境,积极探索和创新多维教育体系,增加农户技术知识和经验积累,进而促进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及利用倾向值匹配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依然存在。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U型走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青壮年与中等教育阶层家庭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更敏感，互联网使用对其家庭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大。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拓展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家庭收入。因此，不断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与提高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有助于农户家庭增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效率和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并深刻改变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那么,互联网技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厘清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平衡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基于CGSS2015的调研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明显。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后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这是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理解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新的视角,扩展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基于区域差异和制度环境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从互联网使用的获取差异与回报差异的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     

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

提升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能否成为农民幸福感的新驱动力量?以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幸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基层政治信任在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发挥信息效应,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中更显著,由此证明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超越村落:文化农民社会资本的扩展及其结构研究

以南宁市周边三村的田野资料为例证,就文化农民社会资本的扩展及其结构进行了探讨。随着村域经济的转型,农户已形成了超越于村落的社会资本网络,其信任关系亦走向契约信任。但还应看到的是,每个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具有非均衡性,因此应加强对那些社会资本弱的农户的扶持,以使乡村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农户。     

农户投入龙头企业信任结构的研究

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投入的信任主要是计算型信任,阻碍了农户与龙头企业的进一步合作。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型信任是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的基础,良好的制度型信任可以促进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的发展,但基于功利的计算型信任要转化为基于理解和认同的关系型信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不会随着交往次数的增加自发转化形成,有必要考虑组织管理的实施办法,而具体的实施方法,更多地以政府、协会、地方组织作为参照。     

风险感知、制度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受内在风险感知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基于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80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风险感知、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制度信任在风险感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风险感知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存在区位异质性;制度信任(行政理念信任和行政行为信任)促进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能减轻风险感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边际效应看,行政行为信任的缓解作用强于行政理念信任。由此,提出审视宅基地区位级差效应,建立差别化的宅地基退出权益保障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注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改善个体对政府行政的情感态度以提高人们的制度信任水平等建议。     

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

基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层次回归分析验证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一般信任与合作社声誉的评价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影响,而农户的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土地经营规模正向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对于收入水平低、外在压力大、收入渠道少的农户群体,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认知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更显著。建议农村地区应建立良好的契约环境,提高农户间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增进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信任;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部分农户群体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适度扩大其土地经营规模。     

农业机械化对农户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评估农业机械化对农户“加总”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作用效果。研究结论表明：农业机械化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农户“加总”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边际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农业机械作业支出的边际效应呈现递减趋势;持有农业机械的农户生产技术效率高于没有持有农业机械的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未来的农业技术路径和制度路径应当是“改地适机”。农田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更多地适应农业机械的发展,促进农业环节的规模化,促进土地集中连片生产经营。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电子商务信任实证研究

信任问题成为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焦点问题。在技术接受模型的研究框架基础上纳入信任因素构建研究模型,运用中国电子商务顾客的经验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对模型的结构因素如感觉有用、感觉容易使用、信任、使用意图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感觉有用、感觉容易使用以及信任均正向的影响电子商务使用意图,同时也验证了感觉容易使用和信任正向的影响感觉有用,而感觉容易使用正向的影响信任。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特征及其优化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呈现出以"信任链"与"信任圈"相结合的结构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人际信任为主的差序格局特征、"横向"场域结构特征和传递弹性与结构不稳定性特征。社员复杂的信任需求、所处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程度的信任确认诱导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形成、实施以及稳定性。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必须大力加强合作社内部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建设、谨慎推进合作社横向与纵向发展、强化合作社内部信任核心。     

资本回乡背景下农民合作的内在结构与组织实践——基于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

如何促成农民的联结与合作,是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将农民的自组织合作视为一种集体行动,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通过考察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实践,论述农民开展自组织合作的实践过程,并对促成合作的发生机制和行为逻辑展开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成本分担、信任网络的组织建立与村社内部的行动伦理,共同形塑了农户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并最终促成了合作的达成。其中,经济精英返乡解决了启动合作的资源提供和制度供给难题,为合作提供了前提基础;资本回乡与能人治理培育了维持合作的信任结构与制度力量,为合作提供了约束保障;村社成员的行动伦理与情感道义塑造了独特的成本 收益分配方式,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据此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应该同样重视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建设,以保障乡村发展与振兴的持久动力来源。     

互联网使用与南方稻农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信息搜寻和社会互动的双重视角

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和国际局势剧烈变化,加剧了我国人地矛盾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挑战,加强耕地保护迫在眉睫。而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普及成为推进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的重要途径。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和社会互动理论,揭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并不是“万能药”：农户的在线农业信息搜寻显著促进了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但是在线社会互动削弱了在线农业信息搜寻的积极效应;且由于存在“回声室效应”,如果稻农是“非意见领袖”,则上述削弱作用更加明显。本研究为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保护性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推广提供了启示。一方面政府应不断强化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优化农业技术信息的网络治理,以继续促进农户“自下而上”的农业信息获取对技术采纳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保护性技术的采纳是“科学性”和“本地性”相融合的过程,应进一步鼓励农技研发的本地化并提高农户的数字素养增强其数字信息甄别能力,以克服互联网和社会网络双重互动对技术采纳带来的消极影响。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基于内蒙古、宁夏、山东三省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农户占整体农户的比例为65%,这其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两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方向则相反。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各维度变量中,一般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有显著负影响,而特殊信任的影响效应则相反,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都有显著正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则不显著。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有一定交互影响效应。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网络购物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互联网商务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以及人们对网络依赖的日益增强,网上购物作为一种新的购物方式为企业提供了新的销售渠道和战略机遇。在网络市场繁荣的同时,围绕网络购物消费者信任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市场营销领域的一个热门议题。本文对网络购物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