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秩序与土地认知反思农地制度改革

村庄实践中的土地秩序和土地利益主体农民的土地认知,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回顾农村土地秩序的变迁历史,在田野经验基础上梳理土地承包秩序、 流转秩序和征用秩序的实践样态,发现不同的土地秩序对应相异的产权需求,农民的土地认知和土地权属观念既受传统的多元地权配置的影响,又受城乡二元体制、 地方知识体系、 村庄阶层分化、 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既需借鉴历史实践中的制度遗产,又需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村社结构与基础的变迁.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回顾和展望

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并不断强化和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也是对农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不断进行探索的过程。农业税取消之后,各个利益相关方更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为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几种思路。展望土地制度变革,探索农村集体成员———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经营形态之中的几种类型的农民对农村土地的财产权利的不同实现形式,是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这种探索对农民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要有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落实为保障,必须与农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相结合。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风险防范刍议

立足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顶层制度体系设计要求,中国农村不同地区在具体操作层面探索出了不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典型实践,这不仅为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不断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而且为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发挥了重要先行先试的创新探索功能。基于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福建省沙县、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等地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典型试点案例,文章深入分析了各试点地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实施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并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对策思考。     

产权之外:土地新产权生长的困境——评郭亮《地根政治》

郭亮的新著《地根政治》,以地权纠纷为中心反思了近年来的土地新产权实践,让我们认识到新产权建设由于无法绕开历史制度的积淀从而造成地权规则的混乱,此乃地权纠纷剧增的根源所在。沿着郭亮的反思进一步展开,我们会发现由于新产权一味虚化集体权利、加大农户地权,给中国农业生产带来了诸多困境。这提示我们,单向度地推进产权建设和土地改革,将使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更加沉重,而如何吸收历史遗产中的宝贵经验更加协调地推进改革,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     

Symbolic Land Rights in Its Cultural Economic Context--A Case Study of Yangcun Village, Fujian

本文通过福建阳村的田野研究,运用象征地权的概念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象征地权是一种象征资本的产权形式,具有象征资本的再生产性。象征地权的分析,令我们思考中国历史上不公平的地权结构及其社会观念。象征地权的过度膨胀会压缩契约地权以及相关法律、合同的效果,形成权力占有者利用制度和政策的掌控权,通过造制度、玩政策来公开寻租,瓦解社会公平,引起广泛的社会问题。     

试论当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义

农地制度的外部环境已随着中国经济近20年改革和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大去年8月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允许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这一举措是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而对现行农地制度进行必要修正,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种修正是对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以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同时还有利于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中介组织介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分析

中介组织介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在各地已经不为鲜见.本文考察了中介组织的衍生和介入交易的机理问题,分析了中介组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具体影响;以浙江省海盐县土地流转和产权交易服务中心的调查为典型案例,分析了中介组织介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机制和实施效果.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困境、改革动向及路径选择——以越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为切入点

越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中赋予农民永久土地使用权及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的经验与教训,其对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期限无限顺延所引发的人地不均矛盾,是关系农村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重大问题。只有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才能解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所面临的困境。     

关于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思考

随着农地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 ,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趋向日渐明显。应该以物权化思路为导向 ,将农地承包经营权更名为农地使用权 ,并在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作出切合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实际情况的立法安排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审判思路——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伴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也日益增多,此类纠纷因合同流转主体民族多元、流转期限过长、流转价格过低等因素在履行中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流出方通常诉请法院解除或变更合同。审判中合同稳定性与情势变更之间的法律适用问题日益凸显,对此需要从法律、民族、社会的视角进行综合考量,在明确审判思路的基础上能动司法,提出规范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司法建议。     

土地细碎化治理与农地制度变革——基于桂北F县农村调研

面对日益细碎的农地经营难题,F县农民自发进行了“小块并大块”的土地治理试验,在村社组织、集体经济和国家法律的支持下,他们运用大众动员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公共话语机制完成了土地治理工作,形成了“村社主导,农民主体,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土地治理模式,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F县土地治理试验对当下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是:在保障私人地权的同时,赋予村集体一定的土地调整权力,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此推进农村细碎地权的整合、夯实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     

释放制度能量: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取向

我国农村改革发展30年间取得重大突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关键是赋予农民土地用益物权.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产权主体缺位和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探索农地流转新模式迫在眉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既要注重研究农地所有制又要充分关注农地产权,按照效率原则对农地产权进行合理界定,通过完善农地产权交易市场、打破地区壁垒等途径,促进农地资产合理流动,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     

政府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制度分析

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是一个制度问题政府界定产权、实施产权,以提供一种生产性的制度;政府制定生产计划和宏观政策以弥补制度的非生产性;通过国有企业使得制度更有生产性.这样便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融入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内.     

农民的地权选择与农地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同。但是,当前农村的土地权属关系仍不明晰、不稳定,农民最担心和反对的是国家或集体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不仅要求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还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愿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总方向应该是:完善土地二轮延包,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农地退出机制,实行"农地稳定、公地调整"的政策,建立农村地价评估机制,从而进一步明晰和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东北地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问题

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土地制度的缺陷日渐明显。同时,农业的规模效益与经济的市场化也要求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但东北地区还存在土地转出动力不足,政府在土地制度创新中主导性不足等问题。建议重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进程中无地农民面临的困境及对策探析

土地承包期＂长久不变＂的本意是为农村土地流转顺利推进奠定权能基础,但此项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却有可能固化村集体组织内的人均占地不均的现状,在农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情况下,可能进一步加剧无地农民的生存困境。因此,需要理性对待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农村土地流转进程中的＂长久不变＂政策对无地农民造成的生存困难问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通过强化无地农民享有特定的集体成员优先权,以及加大针对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可以有效化解农村现有的人均占地不均状况,使土地承包期＂长久不变＂的政策目标所蕴含的内在冲突得到有效化解。     

关系地权——基于村庄结构的区域比较研究

与臧得顺的地权分析框架不同,本文以"关系产权"为学术起点,沿着"产权的社会视角"进路,借用社会网络理论资源,重新说明"关系地权"的概念、原则、类型.研究发现,"关系地权"中的"关系"是双边或多边的,关系网络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国家权力和正式规则的保障与维系,一方面源于地方实践中的共同认知与相互承认.村庄结构的性质不同,对均质的外在条件的反应不同,关系变迁的速率和方向也有差异."关系地权"的文化原则在南方农村的地权实践中占主导地位,强力原则在中部农村的地权实践中占主导地位,公平原则在北方农村的地权实践中占主导地位.     

边界冲突视域中的农民内部征地冲突及其治理

地权变革造成了农民内部各群体之间土地权益边界的模糊化,导致征地过程中农民各群体不仅围绕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冲突频发,而且围绕参与权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在规则多元和非正式治理盛行的乡村场域,农民内部的征地冲突既容易因是非不清而变成无法化解的死结,又容易因博弈的灰色化而陷入恶人得势的恶性循环,从而面临严重的治理困境。因此,通过加强土地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清晰界定农民内部各群体实体性和程序性土地权利,构建畅通便捷的冲突化解机制,是治理农民内部征地冲突的迫切要求。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低效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总体效果不佳,究其根源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不少缺陷,诸如土地所有权的多级代理,生态资源权的支离破碎,集体所有权的强势地位,承包主体的弱势地位及产权残缺等。这既影响了政府推动生态治理的效果和原有生态资源的保护力度,又使生态治理的资金来源受阻,扰乱了承包主体预期,损害了生态建设者的经济利益。因此,西北地区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弱化土地所有权,强化承包权,减少所有权收益,削弱基层政府的强势地位,实现土地产权制度创新,以解决生态环境治理低效问题。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