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治参与 基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8）的中国数据,本文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考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当前中国居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不高,但呈现明显的世代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显著更高,并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第二,政治参与的世代效应在不同维度上有所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在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上呈现世代递增趋势,在基层选举参与上则相反;第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并且,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研究证实,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公众价值观的变迁,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国居民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文化变量之一,同时指出在价值观、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引导上需要更加关注年轻世代。     

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之特点、趋势及治理——政治信任的视角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个别地方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日益突出,一个突出表现是各种形式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类事件具有非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对抗性不断增强、互联网推波助澜、可控性弱和代价沉重等特点,并且呈现出从心理能量到社会行动、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单一个案到连锁反应、从具体直接诉求到抽象间接诉求、从政府信任危机到政治危机等趋势.要想从根本上防止和治理这类群体性事件,必须以政府的转型促进政治信任关系的转型,以制度信任的重建保障和带动特征信任和过程信任的重建.     

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政治信任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心理.在历时态上,政治信任可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形态,它们的根本分野在于政治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整体社会相契合的是传统色彩浓厚的政治人格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是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其表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两种形态的政治信任前后相继,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中国转型期政府信任的生成与变迁机制

中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历史时期,转型期下的民众,一方面根据现代正式制度,采用新的观念模式和行动策略评估政府,一方面又受制于传统人情因素,对政府行为作主观评判。这种状况使得政治信任状态呈现明显的不稳定因素。整合民众、政府及制度等因素,能够解释制度如何通过影响民众对环境的预期及其对政府的判断,最终影响政治信任的基本状态。通过改变分析框架中的制度因素,可以探索当制度发生变迁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状态如何随之变化,由此构建基于制度的政治信任的变迁机制。     

理解政府信任:内涵、影响因素与基本功能

政府信任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中的重要话题.论文从政府信任的内涵出发,指出政府公信力是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核心,分别探讨了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可信承诺、诚实、能力、仁爱、公正等五大标准,及以政府信任为自变量而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总结了在治理时代提高公民对政府信任的若干建设路径.     

我国政府与社会信任反向差序及其逻辑

我国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及反向差序现象,它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中不同的行为方式、关系结构、承兑机制以及信任维系机制的差异。特别是我国权力与资源层层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序化的信息传播机制以及历史形成的权威主义文化对人们的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我国既要扬长补短,不断强化和提升社会政治信任水平,也要除旧布新,继续推动社会政治信任的转型和发展。     

从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看中国政治改革

面对20世纪拉美和亚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朽和政权动荡的现象,亨廷顿以威权政府和政治发展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指出现代化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同步协调发展,方可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路径:市场化与政府转型

历史经验说明,仅仅依靠政府实施有保有压的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问题.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估化应当选择双重路径:一方面,继续推进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自动清除和自我修复的功能;另一方面,加快体制改革,把政府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即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和宪制政府,如此,才能建立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长效机制.     

市场化取向的地方政府改革

市场化与地方政府改革具有互动演进的机理.地方政府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既指推进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又指推进自身的市场化.构建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和民主政府,是当前地方政府改革市场化取向的重要内涵.     

政治类美剧利己主义价值观的渗透、影响与对策

美剧是美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以《纸牌屋》为代表的政治类美剧普遍存在强调实现目的的手段有效性,而不关注手段的道德内涵;美化行为体精于算计、损人利己的行为以及主张将他人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等利己主义价值观。政治类美剧中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大量传播,将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产生消极影响。对此,我国必须有所作为,通过在个体层面提升道德素养水平,在社会层面加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政府层面加强管理等多管齐下的方法,有效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自然灾害与政治信任：基于汶川大地震的自然实验设计

在当代中国,自然灾害如何在短期内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其作用机制如何？本文使用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后收集的调查数据,试图通过自然实验设计来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外生的自然灾害会在短时间内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在结构上,地震对公众政治信任的边际增长效应呈现差序性特征,即对区县政府政治信任的正向作用最强,而对中央政府政治信任的强化作用最弱。在此过程中,国家主导的媒体宣传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即公众接收官方媒体信息的频率越高,其政治信任在短时间内提升的幅度越大。研究表明,灾后短期内的政府动员与鼓舞性的媒体议程设置是提升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从长远来看,切实加强政府的长效治理能力建设始终是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规制研究

城市公共交通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遭遇挫折,究其原因,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微观规制制度、机构和措施的缺位以及规制目标、方法和行为的错位导致了公共交通改革受挫。为此,需要重构中国共公交通行业的微观规制,即政府在加强规制的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规制,制定社会力量与监督的行为规范,并且要对规...     

市场化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财政体制的不断变革,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展,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也逐渐显现。利用我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17年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以此验证市场化程度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同时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两者仍然存在稳健的负相关关系。为此,有必要从市场化角度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高政府债发行的市场化水平,推进政府债与企业债的置换,明确偿还地方政府债务的市场主体,运用市场化的方式整合有效资源,完善制度以破局PPP模式的困境等。     

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政治信任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形成的体制才能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使得公权力的运用能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个"政治信任层级差"心理,也就是层级越高越受到信任,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这一心理既反映了制度规范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政治信任疏离,当然还表现为利益协调过程中政治信任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可信承诺关键在于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二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以及公共性突发事件频繁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执政体制的综合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培育和运用社会权力,用社会对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培育

政治信任是中西方国家及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政治信任的生成同政治参与的程度、政治参与制度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秉持理性、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公民精神,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偏好的转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能够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局限,它对政治信任的生成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政治效能感、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

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石,政治信任对政治体系的良性运转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效能感主要指个体对自身政治能力的感觉,主要反映在个体与政府、政策以及所有政治系统的关系方面,是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之一,并与社会公平感、政治信任密切相关。构建政治效能感通过社会公平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政治信任的理论框架,并基于2017年"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状况"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应用结构方程模型,采用自动重复抽样技术对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可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政治效能感直接影响社会公平感,二者正相关;第二,社会公平感直接影响政治信任,二者也呈正相关关系;第三,政治效能感不仅能直接影响政治信任,而且能通过社会公平感间接影响政治信任,即社会公平感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治效能感和社会公平感均对政治信任产生重要影响,提升公众政治效能感是提升社会公平感和政治信任的重要途径。     

基于过程的政治信任及其有效性释义

政治信任意指,基于规范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寻求有序政治生活以及规避风险的需要,在政治体系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建立在对于政治体系的良好心理预期并有所托付以及政治体系给予回应基础之上的政治心理现象与交互合作关系。从过程上看,政治信任内涵了公民对政治价值的公共性认同、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确认、对政治文化的观念性支持以及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实践,并在政治过程中突出表现为鲜明的现实性和有效性。而且,基于有限性、有为性、结构性和现实性之政治信任有效性在当代中国集中体现为对当前凝聚改革共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持与期待。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风靡全球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中国遭遇了挫折,正承受着批评、质疑甚至否定,我们面临着因噎废食的危险.通过对中国多个领域民营化改革实践的分析,应该得出的核心命题是:政府责任的充分履行是市场化成功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必要前提,中国市场化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转型时期政府责任的严重缺失.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至少应履行四个方面的责任:推行真市场化,摈弃假市场化;提供足额投入以履行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责;在市场化中加强监管,做好的监督者和调控者;改善管理,做精明的买主.     

“民情档案”、群众路线与社会资本——重塑政治信任的一项地方实践

近年来,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流失已成为焦点问题.浙江衢州的“民情档案”就是旨在重塑政治信任的一次尝试,它由底层社会的抗争、体制的压力和政治精英的创新共同催生.“民情档案”的实践效果说明,政治信任的重建需要“群众路线”传统的复归,需要依托社会信任的支持,进而化解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的困局.“民情档案”也预示了社会资本对于重构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特殊作用.     

政治董事——市场化改革中的权力转型

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再分配机制,社会权力结构也随之逐步转变,由命令型转向管理型和交易型.市场化改革是"权威导向型"的.公共权力不退场,只是权力转型.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对公有经济拥有产权,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和市场发展的指挥权,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经营和管理企业,政治董事由此产生.这种改革模式形成了转型中既统一又分割的权力格局,保证了改革的有序推进,实现了社会平稳的转型.但政治董事集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于一身,这就加大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