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治参与 基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8）的中国数据，本文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考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当前中国居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不高，但呈现明显的世代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显著更高，并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第二，政治参与的世代效应在不同维度上有所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在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上呈现世代递增趋势，在基层选举参与上则相反；第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并且，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研究证实，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公众价值观的变迁，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国居民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文化变量之一，同时指出在价值观、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引导上需要更加关注年轻世代。     

中国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限度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带来了政治价值观的变化,进而重塑着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其中包括网络抗争行为。由于种种限制,互联网并不必然带来网络抗争,个人的政治价值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性的概率抽样调查数据,本文首先构造了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倾向得分,然后用广义倾向值匹配估算了政治价值观对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这两种网络抗争行为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结果显示,越趋向自由民主价值观,个人拥有这两种网络抗争经历的概率越高,且呈现强化趋势。但是,这种作用具有阈值效应,即自由民主价值观达到较高水平后,更高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带来的网络抗争行为的发生概率反而更低。因此,除了来自政府和体制的外在限制,网络抗争还存在着内生于行动者本身的限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政治价值观对网络抗争行为产生的内在限制。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选择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现实的过程，但全球一体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所包含的价值不同；全球化是普同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地位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发展模式是多样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独特的背景和广阔的前景，在全球化进程中应有自己的选择；中团的世界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世界现将是影响中国对全球化作出政治反应的主要因素；中国要对自己的政治发展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就要对中国的现实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理性的认识。     

试论韩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

本文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对近几年韩国的“廉政风暴”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分析。作者认为，韩国金钱政治的根源在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政府主导型”政策和文化上崇尚“人治”；而这场政治革新运动的背景则是近十年来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经济上实现了转轨，市民社会基本形成以及军队改革初见成效。从韩国的经验，作者归纳出几点对亚洲后发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即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政府不宜过多直接干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分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对全民反腐倡廉的教育和法制建设尤为重要。     

中国转型期政府信任的生成与变迁机制

中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历史时期,转型期下的民众,一方面根据现代正式制度,采用新的观念模式和行动策略评估政府,一方面又受制于传统人情因素,对政府行为作主观评判。这种状况使得政治信任状态呈现明显的不稳定因素。整合民众、政府及制度等因素,能够解释制度如何通过影响民众对环境的预期及其对政府的判断,最终影响政治信任的基本状态。通过改变分析框架中的制度因素,可以探索当制度发生变迁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状态如何随之变化,由此构建基于制度的政治信任的变迁机制。     

论东盟一体化中效忠转移的困境——从认同政治的视角考察

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主导性认同归属的转换以及基于此的效忠转移,并非像新功能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可以轻易实现。地区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使新功能主义所预期的效忠转移陷入理论上的困境。东盟一体化既建构了地区认同,又建构了东盟各国内部的民族认同,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两种认同之间的矛盾。随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东南亚地区结构会不断演进,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也会逐渐开始转移,使认同之间的冲突逐渐弱化,进而使效忠转移在东盟未来的一体化进程中最终成为可能。     

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休谟的国家理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规范意义上的，即认为政治制度有野蛮与文明之分，只有文明的政府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自由与繁荣，其理想形式是经过科学设计的共和制政府；另一个是经验意义上的，即认为政府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其形成有着自然的历史过程，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之上，休谟一方面探讨了商业、风俗及理性的发展如何影响人们公共信念的变化，进而推动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休谟指出，鉴于社会大众易受迷信的影响，社会的明智之士应当采取“审慎的社会变革观”，在尊重传统和保持权威的条件下推动正义和自由的实现，并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从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看中国政治改革

面对20世纪拉美和亚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朽和政权动荡的现象,亨廷顿以"威权政府"和政治发展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指出现代化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同步协调发展,方可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永井柳太郎的中国观

２０世纪初，日本因在日俄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中获胜，国际地位得以提高，并增强了对国际政治的发言权，加入了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列，成为维护帝国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角色。国民中的强国意识也趋激昂。与此同时，反对日俄讲和条约运动的民众势力，也以此为契机而抬头，经第一次护宪运动（１９１２～１９１３），最终发展成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要求民主改革的大正民主主义潮流。　　这种强国意识和民主主义潮流，究竟有何种结构联系呢？原本思想上的“对外帝国主义，对内立宪主义”的结构联系，随着立宪主义的民本化，帝国…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政府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营造适合创新驱动发展的环境，但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效果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文章利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在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考察了政府廉洁程度、法治环境及市场化进程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与非高新企业相比，数字政府对高新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与中部、西部企业相比，数字政府对东部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廉洁程度、法治环境及市场化进程在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政府细分指标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线服务、互动回应及数据开放中，只有互动回应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是显著的。     

“新权威主义”评述

目前学术界所比较注目的一个问题便是“新权威主义”,并且对这一“主义”是否应该以及是否可能在中国实行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民主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突然冒出一个“新权威主义”,且不论提倡者的用意何在,单就这一思潮在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的今天出现,就足以使人深思了。一般认为,“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在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早期所经历和实行的一     

超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

自由主义过分强调权利的个体性,主张幸福生活的个人特殊性,反对公共权力对公民美德的建构;民主主义过于重视公民个体对公共生活的话语权力与决策诉求,怀疑政治精英的公民道德状况及其审慎理性水平.这为美国宪法制定者所忧虑与不喜,他们制定的美国宪法以共和主义为政体框架,试图超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遏制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个体权利和个体政治参与的过度民主要求,张扬政治精英领导责任、审慎理性的下的共和政治观.     

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

本文利用2011年首都高校生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北京高校学生的分层现状，并讨论了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入学和就业分层的影响，发现这一轮扩张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而非再生产。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有更大概率进入具有更好教育质量的精英院校，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家庭的社会阶层背景对子女教育分层的影响在中学阶段更加明显；家庭背景对专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后，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和工作起薪显著正相关。如果高等教育扩张降低了教育质量，就可能削弱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     

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

根据2004年底在厦门市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文探讨了城市居民信任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因子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信任由普遍信任、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普遍信任最低，一般信任居中，特殊信任最高。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普遍信任除受性别、年龄、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外，社团的参与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社团参与对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因此，在中国城市社会要培育普遍信任，就应该让居民更多地参与社团。     

对道德权威的再认识

道德万能论与道德无用论代表两种对传统道德权威不同的审视结果；政治权威对道德领域的渗透，使道德权威变质为一种权威道德；政治权威树立道德权威的过程，抹杀了个人的理性精神；现时代道德权威的缺失，呼唤树立一种合理的新道德权威。这种道德权威应从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底线出发，注重培养人们的自由观念、民主意识、科学精神，遵循人道原则、公平原则、进取原则。     

政府权威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权威是静态权力与动态能力相结合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资源,政府权威的可持续发展是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及政府自身发展的保证。由于各国情况不同,政府权威的可持续发展表现为政府主导型、公民主导型和外部压力型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府走政府主导型政府权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为此,中国政府需要处理好权威结构层次的合理性及结构层次比例的科学性、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政治文化的背景支撑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的投融资体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城市投融资体制转轨背景下,北京市以国有资本为主的投融资体制,在市场化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环境。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投融资体制之间形成了以下关系:一是政府投资和市场化运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二是民间资本和外资成为新的投资与运营主体;三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商业化,加快了城市发展的进程。     

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市场化进程下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相比,政府控制公司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性负担,其掏空和侵占行为较为严重,因而具有较低的企业价值。对于政府控制公司而言,政府行政级别越低,对其所控制公司的干预和侵占行为越严重,从而企业价值就越低。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政府控制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小,低行政级别政府控制对国有公司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也相对较小。其政策含义是应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并从根本上完善制度环境,提高市场化进程水平。     

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1957年上海“工潮”再研究

本文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重新考察了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赖和获取之上，并与精英、认同和网络一起构成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转型期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与前瞻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迅速崛起。公民社会能够沟通政府与公民,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制约政府权力,推进民主进程,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当政者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环境、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发展、公民社会自身的缺陷等一系列现实障碍。我国应该正视当下公民社会官民二重性的客观现实,借鉴后发国家已经成功的法团主义路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实现由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