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

中国激烈的劳工抗争为何未能得到持续的扩展而被国家逐步平息,笔者试图通过对正式国有工人和长期临时工人的比较研究来回答此问题。本文聚焦这两组工人具体的斗争过程和机制,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在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争路线之间的穿梭,从而实现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研究发现,这两类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满足而不是物质上的让步;他们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是国家代理人依据两类工人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别的策略性回应与引导的结果。与强调工人内部分化导致集体无行动的“工人分化论”不同,本文所谓的“消散式遏制”强调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未能实现抗争可能带来的阶级认同,而是丧失了最初的激进动力和挑战性,逐步屈从于国家的和平驯化过程 。     

圈子运作如何形塑了君权合法性?——唐太宗君权合法性建立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君主制官僚系统有其特性与运作方式.在官僚系统内,君主欲使其权力合法化,就需要实现对整个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君主需要进行三个面向的圈子运作:一是瓦解原有的政治圈子,分割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圈子,并做到相互制衡,形成以君主为唯一中心的圈子结构;二是以圈层辐射的方式形成由亲信、 班底、 熟人圈子层层扩展与相互连接的自己人圈子,并逐步以自己人替换掉原有的政治圈子;三是通过多元的监督机制、 定时的职位调动以及争夺官员权力获取的合法性等方式,将圈间"桥"因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来的庇护关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温和的威权主义、收入分配平等与国家治理——日本的案例分析

日本战后初期的大规模制度转型,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温和的威权主义的制度环境及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环境。在温和的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下,自民党与官僚长期结盟,从而形成了政党与官僚的二元治理机制。不仅如此,战后日本致力于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决定了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目标。而且在工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转移过程中,超越特定的利益集团而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利益均沾。温和的威权主义的制度环境和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环境,在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降低了国家治理成本,从而取得了在发展与公平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治理绩效。     

论《新青年》场域的构成

内蕴理念生成性的<新青年>,以其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自我定位与各种文本相互问的对话所产生的影响,召唤后来者对此所进行的再吸收与再创造,构成了<新青年>的场域.<新青年>场域的构成具体表现为同人的聚合、报业的崛起、文化的选择、思想的推进、文学的革命和大学的建制以及论坛的设置七个方面.     

集体谈判的内部国家机制：以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价集体谈判为例

集体谈判作为西方社会劳资冲突制度化的社会发明,不但得到工人和工会的拥护,同时也引起了雇主的兴趣。通过协商的程序、承诺的遵守以及共同利益的形成,可以构筑消解工人集体怨恨、制造工人认同的内部国家机制。在中国,工会受组合主义限制,尚不能成为集体谈判的有效发起者,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却有可能使雇主成为实际的“发动引擎”。本文通过对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价集体谈判过程的描述,探讨在竞争和斗争的背景下,雇主和工人在集体谈判过程中的互动,以及在以生存伦理为基础的工人群体中逐步形成从“无序抗争”到“有序遵守”的内部国家机制。     

日本政官关系发展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

日本政党和官僚是日本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政治主导"还是"官僚主导"是日本政官关系的争论焦点,贯穿战后日本政官关系改革的历史过程。当前日本安倍内阁时期政官关系改革的方向、特点及其对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呈现出坚持"政治主导"的原则和方向,政党及其政治人物也会加强与官僚的合作,发挥官僚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官僚的特权地位,这使得政官二者协调统一于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中。     

网络场域、文化认同与劳工关注社群:基于话题模型与社群侦测的大数据分析

基于“网络与文化”和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本文指出网络场域与所沟通的文化内容之间存在互构关系。本文使用话题模型分析了关注劳工议题的用户所发布的51 288条博文,结果显示,劳工话题大致涉及以下几方面：文化与公益、工人的困境与问题、维权行动与工人组织、制度与劳工权。对用户间互动模式的社群侦测揭示了5个主要社群,结合社群关注的议题,作者将其称为：工人家园社群、工人维权社群、工人文化社群、劳工制度关注社群、工人权益关注社群。本文进一步指出劳工研究领域的两个新趋势：（1）随着新生代工人群体的壮大,工人文化与城市融入等议题受到较多关注;（2）微博促进研究者与劳工组织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后者从制度层面反思工人的境况。最后,本文讨论了大数据分析在网络文化与社会心态研究中的应用。     

精英大学中的"寻游者" ——关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另一种言说

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6位大学生成为"寻游者"的历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些身处或曾经身处精英大学的学生,经历了从"曾经的优等生""象牙塔中的成长与试误""另一个圈子的突围与拒斥""心灵的栖息地在哪里"四个阶段的蜕变过程。这些改变提示我们,需要对精英教育中的自由选择与新媒介娱乐的冲突、场域的争夺与边缘化、中上阶层子女对主流文化的顺应与背离进行反思。     

社会实践视角下导游语言资本分析与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优质旅游时代的开创,导游服务面临更高的执业要求和标准.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分析导游语言实践场域特征,得出导游服务场域是由导游、旅游者等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临时性和多元化特征,遵循金钱与服务交换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涉及人格、尊严、平等的社会伦理关系.通过对导游语言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等...     

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

在农民工维护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维权态度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同期群、务工资历、单位特征三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发现,同期群、法律认知水平、工作职位、单位性质等变量对农民工维权意愿影响显著,而更换工作次数、维权经历评价、加入社团数量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深入分析发现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变动不仅受单位及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亦受其情感、人力资本、社会阅历等内在力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其中,基于文化程度、法律认知、工作职位等的维权能力,成为影响农民工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认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会持续上升,将对既有的劳工维权体系造成较大压力。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

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国家通过统合主义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准全能主义过渡到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其次,工人阶级脱离了“完全性组织制度”,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者;第三,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运转的轴心发生了变革,从单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辑。由此形成的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对劳动的严重剥夺。对此,一方面需要在国有企业生产方式资本化的过程中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工人的一般公民权,另一方面要在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加强集体化的组织建设,争取工人的工业公民权。     

脆弱的团结:对台兴工厂连锁骚乱事件的分析

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劳资关系，在华南地区兴起的大量代工企业中，数以千万计的外来打工者面临外来资本和本地政府的双重压迫，他们基于生存而进行的抗争是一种脆弱的抗争。本文从微观机理上剖析了抗争发生的原因及骚乱升级的机会结构，指出了抗争走向失败或沉寂的社会根源，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其他学者的观察。     

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本文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在借用布雷弗曼的视角--“概念”与“执行”的同时,结合M.福柯、戈夫曼和霍奇斯柴德的理论,讨论家政工与雇主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博弈过程以及双方为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同时讨论意识形态在此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在家务劳动过程中,雇主的身心是分离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通过各种策略控制劳动过程,将家政工的身心进行分割。这些策略包括时间规训、全景监视和情感管理。而家政工为了避免身心被分割,也采取“跳槽”、讨价还价、搭建“前后台”等方式来夺回对劳动过程控制权。此外,家政工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主动放弃控制权。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

摘要：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对草根组织的研究必不可少。近十年来,珠江三角洲严峻的劳权状况和政府、工会的缺位,催生出一批草根性农民工维权NGO。在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整体生存环境不佳的大背景下,由于涉及“劳权”、“人权”等的敏感议题,农民工维权NGO的发展举步维艰。面对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制约,草根NGO为了生存,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它们的生存状况与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维权理念密切相关;为了补充合法性资源,草根组织不得不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及政府的默认;草根组织试图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等方式获得知识精英的背书,有的还诉诸与政府官员的个人联系。新近出现的自体制内组建的NGO为研究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提供了新素材。     

脱嵌型雇佣关系与农民工离职意愿——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民工荒”愈演愈烈,劳工短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年7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2 276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未来五年内,65.4%的农民工有离职打算,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较高,珠三角农民工较长三角农民工离职意愿更高,已婚且与配偶在同一城市者离职意愿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后发现,农民工工作内和工作外的联接、适应和代价的程度越高,离职意愿越低。本文认为农民工的雇佣关系是一种“脱嵌型雇佣关系”,这是导致农民工高离职意愿的重要原因。本文还对“脱嵌型雇佣关系”的定义、维度和后果进行了初步阐述。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