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舞台中央:相声中的民情与政治

相声是起源于中国民间社会并一直流传至今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其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表演形式和独特的内在结构。相声还经历了一个从“江湖”到“庙堂”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声的演出方式、文本结构及其作品风格，随着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变迁而不断调整，成为了兼具民情表达与政治之双重要素的文本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运用相声本子（文本）、地方史志、回忆录等多种材料，在澄清相声的缘起、属性与结构特征的同时，基于历史社会学与阐释人类学等理论视域，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相声作品展开分析，一方面，呈现作为社会表达的相声文本的多重结构，另一方面，揭示相声作品演进变化背后的内在逻辑，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民情表达与政治效应的相互关系。     

“民情档案”、群众路线与社会资本——重塑政治信任的一项地方实践

近年来,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流失已成为焦点问题.浙江衢州的“民情档案”就是旨在重塑政治信任的一次尝试,它由底层社会的抗争、体制的压力和政治精英的创新共同催生.“民情档案”的实践效果说明,政治信任的重建需要“群众路线”传统的复归,需要依托社会信任的支持,进而化解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的困局.“民情档案”也预示了社会资本对于重构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特殊作用.     

论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之关系

唐代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表明中唐以降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具备了掌握教育资源的能力进而有了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地方士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已经异军突起,这正好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说明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市场经济建设时期传统文化的扬弃

文化是广泛的社会现象,并总是和社会文明携手共进。社会进步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文化是经济的投影和表征。文化和经济既互为表里,又相互渗透。先进文化造就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推进先进文化。这是一条互为因果的定律。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现代先进文化提供一个历史的注脚。先进文化不过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超越。本文从传统文化的历史表象、传统文化的双重属性、传统文化的评判标准、传统文化的市场反差,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走势,对传统文化的功过曲直做了全面探索。     

论日常世界与非日常世界——透视人类社会结构的新视角

人类社会的建构和人类历史的运演,同大自然的奥秘和运行规律一样,一直是人类理性关注的中心。在当代,人类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与发达,人类历史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因而,人类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也在深化。这一深化过程的重要标志是理性的目光开始探究一些原来不为人们所重视和关注的社会层面或历史内涵,日常生活世界的重新发现便是其中一例。在当代哲学发展中,日常生活批判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我国,对日常生活进行哲学探讨和理论批判,具有重要意义。—方面,日常生活批判可以为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探讨开拓新视野,加深对社会历史结构的认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批判性重建,即日常生活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将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涵,是人自身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因而日常生活批判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理论参数。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中国的现代性意识是促成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在矢志不渝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真正探寻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体现了中国的现代性意识。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不仅要综观不同学者对现代性视域的理解和把握,借鉴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经验,更要注重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自身过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自强不息、奋力拼搏,在践行马克思所推崇的现代性所追求的一个理性、自由、解放、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打开了理论视域。     

现代化历程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工业文明中,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观念与意识形态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它是人类文明转型与重建的先导。在世界的资本主义推进面前,中国的现代化篇章也“悲剧性”被拖入其中。中国人对进入现代化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理想作为精神旗帜,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它成为应答和解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进步问题的现实出路,而且继续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起指导作用,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寻求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复兴这一精神诉求和精神期盼惟一可行的现实指向和必然选择。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须在深层意义上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双重需求。     

"单位社会"历史地位的再评价

如果从"长时段"的角度,将"单位社会"的起源、形成及发展置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危机"和"重建"的高度来认识,就会发现单位社会是作为中国社会精英为解决社会总体危机、"重建社会"的根本性措施而出现的.单位社会不是传统社会的回归,而是一个现代性的版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单位社会承载的物质、精神遗产也极为丰富,如何继承上述遗产并实现创造性地转化,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至关重要.肯定单住体制的历史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永远驻足于此,而是要求我们的改革前进步伐既应与时俱进,同时也要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之上.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时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性质及其转型——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本文认为,当前的文化讨论不应回避对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性质的剖析。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反映社会基本利益关系的“六形态”,一是反映社会基本活动方式的“三形态”,即“传统”自然经济文化、“现代”商品经济文化和“后现代”自由经济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并列”地同处“现代”文化这一历史阶段中。建国后的中国当代文化,从基本利益关系上看是社会主义文化,从基本活动方式上看是一种变态的“传统”型文化。当前中国文化的全面转型,就是实现从“传统”型文化向“现代”型文化的根本质变。这必然导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种趋同和世界化。当代中国社会学在这一过程中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的民间性策略

与前后期文人世情小说不同,《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采取了一种民间性策略。作者取用神道立足于民间受众,神道设教中多关涉民间意义上的宗族伦理与儒家社会伦理,把民间祈福畏祸的文化心理作为扬善惩恶的教化落点,从而有效呼应了作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化主旨。在世风浇漓、道德沦丧的晚明社会,这种文学救世的策略,无疑十分切实而有效。这也是《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的成功之处。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山林与社会

社会存于人世间，也存于人世外。任何一个文明体的存在，都需要拥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中国文明始终以政统和道统的双重体系而发展，而山林文化系统则是承载道统的本体构造。这个理想的世界将一种恒久的精神力和神圣性注入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了道统的依存之所。山林文化系统形成于魏晋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对于士大夫内在精神的培植，创造性地将孔子思想中的隐逸观与老庄哲学中的自然观结合起来，中国文明由此进入了一个以诗文书画为载体而传承、守持和弘扬道统的时代。山林文化系统始终与人世间、王朝政治以及天下图景保持多重和多形态的互动。关于山林与社会的讨论，意在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给出另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可能路向。     

侠气与民情：19世纪中叶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

太平天国运动对晚清帝国的冲击不仅体现在财政税收、人口、土地关系等社会结构要素上,更重要的是人心与世风之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民情基础。这一世风丕变特别体现在：地方为应对太平军冲击而进行的军事化运动中伴生的失范型暴力,是以“任侠之气”的精神伦理作为军事动员的内在组织原则而导致的后果。“侠气”这一精神伦理以“力”的无限扩张为法则,与传统帝国政治结构中的宗法、乡礼、师道以及凝结在地权上的依附关系形成巨大张力,由此造成军事化组织与国家政治的背离。“力”的无限扩张法则打碎了帝国政治所依赖的身份与等级结构,导致了夷平化的社会形态出现,从而对传统政治治理构成挑战,并最终召唤了用现代革命的方式推进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时代的到来。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孔子天命观与儒士的个体解脱之道

孔子几乎继承了殷周时期对“天”理解的全部意义，但他对于天的理解并非含混或者矛盾的。孔子生活于上层贵族无力维护礼乐文明的社会环境中，卿大夫势力集团的衰退和士人阶层的兴起同步展开。孔子对天命的改造不是就“天”和“命”的内容展开，而是就其对儒士阶层体仁实践相关联的意义而进行。孔子对天命观的改造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将天命进一步下落，落实到个体知识分子身上；另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本身对天命的自觉体认和担当。对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孔子的天命观赋予他们以自我觉醒的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神圣意味，同时认识自我完成的有待性，从而在世事困窘中获得超脱的生命态度。这两点成为后来儒士个体自觉与个体解脱的基本依托。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伦”字及其含义究竟属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还是社会构成方式,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存有许多重要而未尽的讨论空间。作者首先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重要思想家及社会学家的见解,尤其是他们对“五伦”的认识,以此廓清“伦”的社会学含义。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接着通过与西方社会学中关于自我、角色、社会网络、社会分层及不平等等方面的比较与对话,提出了“伦”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公理、相关定理及其现实社会运行与变异。对“伦”之社会学含义的层层解读,有助于明晰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相应的运行方式及其机制,并形成一种解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途径。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