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国对华投资研究

到20世纪初,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方列强和日本经济竞争的一个重点。列强不仅在贸易方面加紧对华商品输出,强占中国市场,而且加快了对华投资的竞争速度。本文从研究近代美国对华投资着手,论述中美投资关系的几个特点。     

世界新秩序和美国对华新政策

本文论述美国１９９７年后对华新政策。文章综述９０年代起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的检讨,到１９９７年克林顿政府采取对华新政策,主要是稳定亚洲、中国大陆、台湾,以确保美国在亚洲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     

教会学校与美国对华文化渗透

在近代来华的西方列强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独具特点。长期以来,美国在与其他列强一道从政治、军事、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同时,还特别注意舞弄精神侵略的所谓“长远之计”,企图从知识、信仰、道德等方面对中国人民施加影响,以达到从思想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     

美国对华纺织品特殊保障措施研究

2005年1月1日,纺织品贸易配额在世界范围内取消。我国纺织品出口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欧美频繁利用《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第242段(以下简称“第242段”)的规定,相继对我国多种纺织品进行调查、设限。本文以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为例,比照保障措施条款从实施原则、实施要件和程序要件三个方面对美国对华纺织品特殊保障措施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其差异。     

纳粹德国为何对美国宣战

纳粹德国为何对美国宣战蒋相泽１９３９年９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履行援助波兰的条约义务，随即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１９４０年６月，德国打败法国，接着就发动“不列颠之战”，准备渡海入侵英国。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又大举进攻苏联，但对美国却...     

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途径的多样性

美国在重视和加强硬实力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坚持用软硬兼施的方式推进其霸权主义战略.长期以来,美国综合运用非政府组织、现代传媒、宗教、外交以及经济等途径,不断地对华实施意识形态输出,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目标,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中去,以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同时为其向全球推广民主奠定基础,为在全球建立一种美国所极力崇尚的单一表现形式的民主价值观铺平道路.     

一八一七年美国对华输入鸦片量质疑

胡绳同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在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额四千五百箱中,美国占一千九百箱。”(1981年版,页26)刘大年同志的《美国侵华史》也说:“据一八一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这一年各国运来中国的     

冷战后美国对华“均势”战略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对华采取了“均势”战略,以遏制和抗衡的手段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美国扶植日本充当亚太均势格局下的马前卒,实际上是冷战后期全球“均势”战略的回炉,目的就是要防止美国所谓与之利益相关的地缘带出现一个强国。形成绝对优势进而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同时,美国炮制安全困境理论,挑唆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以及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疑惧,相互制约,从而形成“均势”,稳保美国的霸权。     

冷战后的美国对华军事出口管制评析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出于其对外战略的需要,一直实施严格的对华军事出口管制措施。美国不仅严禁向中国输出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而且屡屡阻挠和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正常的军事贸易合作。美国对华军事出口管制的涉及范围广泛,控制措施严格,实施时间持久,不仅阻碍了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也损害了美国的自身利益,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理论和现实分析

本文从国际体系及国家两个层次，对决定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诸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还较为弱小，不足以在全球甚或地区性问题上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崛起不容忽视，加之中美两国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基本点上客观存在的根本差异，造成了美中之间的深刻对抗，进而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虽势必会随情势的变化而在协调矛盾的过程中有相应调整，但其“接触加遏制”的基本战略取向将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论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利益集团因素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凸显,关注人权问题的利益集团愈来愈多地卷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决策的进程。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这些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加强了对政府的游说活动,力图影响对华外交政策。     

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动因探究

本文在局部拓展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解释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动因的理论框架。文章提出,在南海权力有限转移阶段,“菲律宾或越南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是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文章援引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作为验证案例,证明菲越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从“积极”向“减弱”转变,以及从“减弱”到“积极”再到“缺乏”转变,导致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增强,以及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下降后升级。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判断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较特朗普政府中后期有所降级,尚未滑向冷战的战略轨道。     

百年大变局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逻辑和实践

当前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期,和平与动荡交织并存,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近年来,美国日益强调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对华战略竞争趋势逐步增强。其根本动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和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实践引起了美国霸权焦虑。随着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需要追求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正当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这与美国尽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以实行强权政治的目的产生矛盾。霸权焦虑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发生改变,转而采取战略竞争政策。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在拜登时期得到全面加强,通过联盟战略聚焦于经贸、科技创新、军事与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     

美国对华"反补贴"贸易策略的选择研究

与以往的贸易策略不同,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调查中频频提起反补贴调查,如何应对其反补贴调查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外贸易领域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美国对华贸易中的反补贴政策的变迁,从法理和现实操作两个层面对现阶段＂非市场经济规则＂美国对华适用反补贴的政策选择作出分析,并最终给出政策建议。     

美国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与对华新战略

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的主要内容,继而剖析了报告中的两个新关键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两面下注”,并对“两面下注”的美国对华新战略进行政策解读,最后提出对未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展望。     

美国对华"认知困境"与对华政策变化轨迹

国家利益决定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但国家利益的界定受到国际与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曾陷入对华关系的“认知困境”,由此导致美国在选择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政策时往往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貌似矛盾的政策,其实是由美国在不同阶段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所决定的。厘清美国国家利益在不同阶段的内容及实质,是把握中美关系发展规律的关键。     

试析冷战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及其发展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冷战终结后,冷战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却在美国对华外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主的意识形态逐步成为美国制订对华外交政策的主流思想.不过,同冷战时期相比,其内容与功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意识形态更多地是作为宣传手段来推行势力扩张的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渗透到美国对华外交的各层次当中,与实用主义共同作用,从而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超竞争制衡: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国际权力转移时期,大国权力竞争日益加剧,守成国家会如何对付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新兴国家?这是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超竞争制衡是守成国家在超竞争情境下应对目标对手挑战的综合策略。在超竞争态势下,为获得领先对手的战略优势,守成国家偏好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威慑、竞争与制衡的综合性对策,以发挥战略工具的最大化效能,实现对目标竞争对手的压制。美国印太战略把中国作为首要竞争对手,蕴含着超竞争制衡的逻辑,集综合威慑、极限竞争与复合制衡三位于一体,使中美关系呈现出选择性对抗、全面性竞争、有限性合作的多维特征。本文的结论是,美国对华战略的超竞争制衡态势将长期化,但是鉴于双边关系的超级复杂性、脆弱性和敏感性,中美双方应保持理性一致和战略克制,需要正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现实,需要超越消极竞争,探索建立“护栏式机制”,努力构建一种积极和良性的竞争关系,以保持战略稳定,避免出现关系失控。未来中美关系会在震荡中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试论民初美国对华的两次“单独行动”

美国的对华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中叶。然而由于美国与中国地域遥远，其军事实力不足，国内政局的影响，以及孤立主义情绪制约等因素，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一向是谨慎和保守的。在２０世纪以前，美国在华主要是分享列强刺刀和侵略外交所夺得的特权。１９世纪末，美国抛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在华的竞争与对峙。义和团运动后，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积极倡导“保全中国”和各国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提倡的各国“一致行动”原则，被日、俄、英等国所利用，他们借“承认中华民国”和“善后大借款”，大肆索取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肆意扩大本国在华势力。这就直接危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在华利益。为此，美国抛开与列强的“一致行动”，宣布退出银行团并率先承认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