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公共行政模式的变迁--由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对公共行政的理念、规则乃至职能的履行模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变革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在推动公共行政模式由管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意味着要转变行政理念、扩大行政主体以及变革管理方式。在为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变迁提供制度以及组织保障的同时,也要警惕行政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政府对应有职责的放弃等服务行政“异化”现象的发生。     

试论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型

中国政府管理处于一个从“部门行政”转向“公共行政”的转型期。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弱化“部门行政” ,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公共行政”。“部门行政”与“公共行政”是分别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两种类型的政府管理制度 ,而部门利益是部门行政延续的根源。推动“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制度设计思路是 :提高部门“三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 ,力争作到“职权法定” ,杜绝“职权自定” ;加强对行政立法行为的监督 ,有效遏制“部门职权利益化”趋向的发展 ;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 ,阻隔“部门职权利益化”实现的渠道 ;决策与执行合理分开 ,中断部门利益实现的链条 ;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探索党政分开的有效途径。     

人性化公共行政理念的重构

公共行政理念在百年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决定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决定公共行政实践活动的方向.从"执行行政人"、"官僚行政人"、"有限理性行政人"、"理性经济人"的发展理路进行反思,它们都只是从一个简单化的层面意义上揭示了人之本性的内核,进而从认识论维度构建起人的完整体系--心理、精神到行为."完整行政人"是要将此种理念具体为行政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追求"完整行政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行政人人性缺失方面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的重构.     

论公共行政研究的伦理方法

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伦理方法是从伦理的视角分析判断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价值和伦理问题,是把应用伦理学的理论融入公共行政理论之中,从而形成新的公共行政理论体系。伦理化的公共行政理论,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道德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看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兼论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的特质、意义

比较公共行政视角下的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具有明显的特征:以国民主权为基点的现代行政体制的民主性;国会制定和健全行政法律,使行政体制的法制性得以增强;以民主性、效率性为目标的行政体制变革性;在国家目标设定上体现出的中央政府行政官僚组织的主导性、能动性以及优越性。省厅体制改革打破了官僚制组织所具有的强烈自律性或稳定性结构。地方分权改革措施具有了提升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自律性,改变地方政府以往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向日本宪法所倡导的作为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回归的积极作用,创造了变革长期以来的中央优越集权体制、统治结构和战后行政体制的基本契机。     

论"契约性整合机制"的历史生成及其对公共行政的功能意义

中国传统的行政性整合机制,是以政府的权力运作为主体。国家通过垄断社会资源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来实现对个人的全面控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契约性整合机制的诞生提供了经济基础。契约性整合机制作为一种根本的交往规范,能够使社会成员按一定的规范行事,是降低公共行政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因而对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功能意义。     

文学如何表现完整的人?——以大江健三郎为例

文学如何表现完整的人?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小说中,把"性的人"与"政治的人"这两个维度连结起来,从两者之间的对立和联系中把握复杂的人性,对二战后的日本社会中的一些边缘人形象作了相当深入的刻画.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往往是一些极端化的分裂型的人格,但就在这些人物中,也有着作为个体的人的整体性的存在,以及个体性生存与社会环境的互动.通过边缘的发现去认识、构筑和表现整体,这是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给予我们的一个启示.     

中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之"公共性"辨析

我国行政学界对于本学科存在多种称谓，这种称谓的不统一限制了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取得统一，需要建立“中国公共行政学”，改变“公共行政学在中国”的现状。而建立中国公共行政学，其研究视角应该从“行政”转移到“公共性”上来。“公共性”的核心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包括四个层次。     

论利害关系人对行政程序的参与

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是指在一国行政程序构建中,通过法律赋予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主体资格进而影响行政程序进行的一种法律制度。该制度可以使行政程序更加公正化和民主化。但是,由于中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学者们对该制度的研究还有所疏漏。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具有身份的特定性,是对已进行的行政程序的参与,是对行政行为有所主张的参与。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程序中多了一个新的当事人,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对行政程序起作用,从而使行政程序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司法程序;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将会促使行政程序更好地和社会机制相契合;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还能使公民权利保护更全面化。确立行政程序当事人制度、行政行为介入制度、行政过程开放性制度是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法制保障。     

文化视野下人的主体性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全球化、现代化等等都已经或即将在中国获得日新月异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些变化要在中国获得深刻的、持久的发展,需要我们全体中国人建立起科学合理的主体性。同时,这也需要我们提供各方面的保障。因此。本文从文化视野下的哲理和实践两层意义,以及对人的主体性的形成、发展所需的经济、制度、思想上的保障等方面来对人的主体性进行认识。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维护中央权威问题探析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核心问题。要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必须要深刻理解党中央权威的核心要义,也需要正确认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要性和澄清维护党中央权威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错误认识,多管齐下把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和落实到实处。     

浅析日本近代政治学说中的"人民参政权"思想

明治前期日本主张社会近代化的思想家们受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人民应当拥有参政权利的思想。他们认为日本以往人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并且怀有卑屈心理、不关心国家政治,指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专制制度的压迫。他们大力主张人民天生具有参政权利,探讨了人民履行参政权的方式,并就对人民参政权是否应有所限制进行了论争。     

从公共哲学的视野看日本和平宪法

战后日本,三种公共哲学最具有影响力,它们是立宪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经济发展和新民族主义.和平宪法存在天皇制等历史局限性和问题.和平宪法的现实主义因素有:对本国政府和军队的怀疑主义,原子弹受害经验,国家主权的自主限制,新国民原理等,和平宪法维护了日本战后60年没有发动过战争,防止了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了"和平国家"的形象,战后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没有国民的精力和国家资源使用到军事方面等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事实.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由公共选择学派建立并发展起来,其理论宗旨就是把政治和市场两方面的人类行为纳入单一的模式。弗吉尼亚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始终坚持严格的＂契约—立宪主义＂,也就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行动纲领。在当代,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这就要求公共财政决策机制的运行服从于根本性的＂规则＂的约束,即＂立宪约束＂。这一国际观点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

从政治哲学视域看,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权力、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等诸多概念重合且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它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调和沟通二者的意见地带;是以公众为主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以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保障的社会交往空间;它通过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维护公共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目的.这种政治哲学的解读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公共领域理解的歧义、混乱和矛盾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英文)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它所带来的挑战更多地源于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这使公共政策调节成为必须。本文认为,仅仅调节人口政策、仅仅调节针对老年人的政策或某一部门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而应当以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的视角来重构当前的公共政策体系。在重构过程中,不仅要统筹人口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而且要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的联系。因此,应建立一个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解决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支持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WTO解决争端机制视野下的中国司法

随着我国入世的临近,WTO协定必将给中国多方面的法律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虽然在实体、程序等方面,WTO解决争端机制与中国司法具有一定积蓄的契合点,但入世后,中国司法尚需在以下两大方面予以完善;一是在建立一个快速有效地解决国际贸易争议的国内法机制方面,应在立法和组织机构等方面采取行动;二是相对WTO解决争端机制,中国应重视多方面的司法实践.     

从基督信仰维度对法治的追问

我们正面对的社会危机是整体性的,而这个整体性危机与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仰的丧失有关。真正的法治需要人们对法有至上感、可信赖感、神圣感及对法制之于我们人类的自由幸福有可依托感。但是现实情况绝不容乐观。法律自身如何能被“信仰”?法律自身如何能“至上”?法律自身如何能“神圣”?法律自身如何堪承保障人类自由幸福之重任?法治怎能自我完善?法治的完善不在自身乃在对于超验真理的坚信,只有这种坚信才能使人生发仁爱、公义、责任感、使命感,使人类不仅能够制定良善的法律,而且能够忠心地遵从和执行法律,建立善义的社会秩序,使人们共享公义的生活。法治的完善以爱为它的最高价值目标,但法治本身并不能生产爱;惟有以牺牲之爱成全律法的基督是我们真正的自由之源、爱之源,基督的牺牲之爱能够带给人们仁爱的能力,只有这种爱能够胜过世界短暂的利益之争,法治的所有理想在基督信仰里得以成全。法治与基督信仰的完美联结是我们可以向往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智慧选择。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我爱比尔》

王安忆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读本。跨文化交际的模式分为双边跨文化交际和单边跨文化交际。小说中几个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这两个交际模式进行分析,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以及其对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最后,通过小说的象征意义,指出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何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