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秦拔郢之战——兼探夷陵之所在

拔郢之战在楚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战,过去有楚“都郢而强,去郢而亡”的说法。楚郢都被秦占领以后,楚也的确由强盛走向衰落了。有关文献对拔郢之战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扼要摘录如下: 《战国策·秦策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 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正因这些记载非常简略,过去一些史家也就把拔郢之战看得很简单,好像白起占领鄢、邓之后,向郢一进攻,楚国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往东北逃窜。细审各种史料以及     

《左传》标点质疑一例

(一)《定公四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杜预注:“奔食,食者走不陈,故不在战数。”(上海人民出版社《春秋左传集解》,一九七七年版第1629页) 此条错误有三:(1)“奔食”连读(系从杜注),殊误。当作:“奔,食而从之。”“奔”者楚师,“食而从之”者吴人,皆蒙上文而省主语。传谓楚人将为食,吴人追而及之;楚人不暇食而溃逃,吴人     

伊拉克战争与真正的宗教无关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在许多人的预料之中,但这场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预言家们的尴尬表明,以往认识战争性质的传统思维方式已经不能引导我们全面认识全球化时代的战争现象,认识现代战争需要有新思维.     

《辞源》疑误——《读书识小》之四

近岁缘工作之故,时检《辞源》(新版),有所疑则笔录之,久亦盈囊.今辑出数条,略加董理,以就正于大方,不敢日必是,故名之曰“疑误”云尔。一、释义之误[郢都]春秋楚都.1、楚文王十年自丹阳迁此.至昭王十年,吴师入郢,楚迁都于鄀。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参阅《水经注·沔水》.2、楚文王迁郢,后九世平王立别宫,亦称郢。故址在江陵东北。参阅《资治通鉴·三·周赧王十六年》.案:“郢都”有二义。一义为专名,即《辞源》所云之“春秋楚都”。此郢亦被称为“纪郢”(见《史记·楚世家》)、“南郢”(见《越绝书·吴内传第四》、《新序·卷四》)、“哉郢”(见安徽寿县出土之。“鄂君启节”、湖北     

"庄蹻暴郢"考

"庄蹻暴郢"实为庄蹻掘墓暴尸骨于郢都。楚怀王二十八的垂沙之战后,庄蹻率军在郢都追究垂沙之战楚国军官和士兵战败的责任,抓捕前线战败者的家属,并掘战败者祖先之墓,暴尸骨于郢都。结果遭到民众的反抗,将斗争扩大化,"杀了无罪之人",引起郢都百官震动,"相暴相杀"。庄蹻因此而立功并被提拔为将军,并于二十五年之后,率军入滇。百姓因其乱杀无辜称其为"盗"。"庄蹻为盗于境内"就是对"庄蹻暴郢"的谴责。     

试论海军、海战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海军制胜的战争。这一重要的战争特点,是由中日两国的濒海地理特点、以及双方都将海军视为侵略与反侵略的主要工具所决定的。在甲午战争中,中日海军的三次交战成为战争爆发、转折和最终结局的突出标志,对于双方在这场战争中的胜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中,北洋海军在战争初期的行动和丰岛海战受挫,直接导致了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1894年9月的黄海海战,又埋下了中国在整个战争中失败的伏根;而1895年初的威海卫之战,则最后宣告了中国的战败结局。因此,深入探讨海军、海战在甲午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总结其经验教训,从而提高发展海军和运用海军的战略意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海军是日中两国进行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主要工具日本是一个岛国,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横流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海洋,决定了双方无     

战争进程与南京大屠杀

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初期,为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原打算在短时期内征服中国,迅速结束战争。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日军首先在淞沪战场遇到了中国军队空前顽强的抵抗,而随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迁都决定更意味着战争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在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行动中,由于日军的进军速度过快导致其后勤补给发生困难;同时,为了继续进行战争,日军也难以抽调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去看管先前俘获的大量俘虏。于是,为了节省粮食及其他战争资源,日军便在南京有计划、大规模地屠杀俘虏和被怀疑为中国军人的平民。此外,战争进程的发展导致日军官兵很快回家的希望的破灭也使他们的心理发生扭曲,他们便做出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酿成了南京大屠杀事件。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是楚人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地理思想观念,是对南方政治疆域空间的体认。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楚民族的北方起源与向南迁徙的历史得到了印证。《左传》书写中,楚民族的北方记忆铸就了楚人对征服北方的渴望,艰辛的南徙与创业经历促成了楚人对南土的地域意识。楚人效仿周王朝的都城格局,多次迁都以适应楚国在南方的扩土进程,且统一都城"郢"之称谓,使之成为镇抚南土的政治威权空间。《左传》对春秋时期楚人南土观念的地域意识、核心都城以及整体政治疆域空间的三重书写,体现了《左传》文本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征伐所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解与构建,亦反映出南北对抗的背景中楚人借鉴中原文化的政治理性精神。     

从吉尔吉斯斯坦看中亚局势变化的动因

近期中亚国家、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其政局变化之大、之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西方大国在中亚的争夺,鼓动反对派夺取政权,也有中亚国家自身政治、经济的原因,本文从政治、经济角度上分析中亚国家在近期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其政治原因背后的经济原因.     

从吴楚战争看伍员的军事思想

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大战,吴师以三万余兵,大败楚师数十万之众,直入楚都郢城。楚王仓皇出奔,几至灭国。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著名军事家伍员(伍子胥)对吴国军事谋画与指挥的正确,应当说是重要原因之一。伍员在吴的数十年中,对吴国的政治、经济都有很大贡献,而在军事方面的贡献尤其显著。他所提出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对战争的指导,使吴国在对外战争中的形势发生     

论宋夏战争

两宋时期民族矛盾激比，在同周边各族的交往中，宋与西夏的和战关系最为复杂。辽与北来订立“澶渊之盟”和金与南来订立“隆兴和约”后，都基本上维持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休战和平局面。惟独北来与西夏之间战争频仍，自公元982年李继迁反来至北宋灭亡、金占领宋陕西诸路、末夏脱离直接联系为止，在近150年的时间里，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约占四分之三以上。无庸讳言，宋与西夏的战争成了来复关系最重要的特征。战争是由进攻和防御两部分构成，缺一不可。因为入侵引起了防御，而有了防御才引起了战争。来夏战争若以进攻和防守这两种基…     

南宋大仪镇之战述评

发生在南宋绍兴四年十月的大仪镇之战(包括天长、高邮之战),是一场规模不大但影响却不小的战斗。朱熹说:“只有韩世忠在大仪镇算杀得虏人一阵好。”当时人称誉此战为“中兴武功第一”,并把它列入“十三处战功”。说它是“第一”,显然是不恰当的溢美之词。但事实也确实表明:大仪镇之战不仅在宋军打败金齐的第一次联合进攻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整个宋金战争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学术界对此战尚无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本文试图作些探讨,欢迎大家指正。     

论明与后金的辽沈之战

三百六十年前,明朝与后金(一六三六年改为清)为争夺辽阳、沈阳而进行的一场鏖战,可称之为辽沈之战。这是继萨尔浒之战以后,明朝与后金之间的又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对本地区和全中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一、战争起因和作战性质明朝与后金发生辽沈之战并不是偶然的。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满族先世)奴隶主贵族所以向明朝进攻,驱使本族人民为奴隶主贵族作战,是由女真社会发展所决定的。辽沈之战前几年,女真族基本上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促进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的     

雍熙三年宋太宗对辽战争何以失败

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北宋发动了一场进攻辽统治下的幽蓟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战争的这一结局,成了宋辽和战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北宋统治者虽然口头上还说要收复幽蓟,但直至徽宗末年与女真缔结“海上之盟”以前,却再也不曾见诸行动了。 战败以后,宋太宗把全部责任都归诸臣下,责备他们“不遵成算”,宋朝的一些文献也对这次战争的史实做了歪曲记载。近年来已有人对这类记载表示怀疑。本文则拟在考订这次战争若干重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澄清战争的起因、辨明宋太宗部署和指挥这次战争的真象,从而见其致败的真正原因,同时对他事后披露的“成算”亦做一评述。     

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

近来,在东晋淝水之战性质问题上,有些同志提出了新看法:认为这场战争不是“民族征服战争”,而是“兼并统一战争”;战争的正义性是在前秦方面,而不是在东晋方面。我们以为这种看法仍然值得商榷。今提出来,请予指正。一、关于战争的“民族性”“兼并统一战争”论者说:淝水之战“不是以氏族对汉族进行‘种族奴役’为目的的民族侵略战争”,“就战争的实质而言,乃是南北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的战争。”“在一些著作中赋予以民族战争的性质,纳入侵略反侵略的框框,这是值得商榷的。”又说,在战争中东晋只是“利用当时还存在的     

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其成败

自宋神宗朝以后,北宋中央的军事决策机制得到重构。熙宁时期实行皇权与相权共同决策的机制,枢密院地位有所下降。元丰时期皇权决策逐渐走向独断。绍述时期相权有所膨胀,章惇曾以私书控制西北对夏战局。徽宗时期中央的军事决策与神宗朝颇为相似,也呈现出独断的特点。其在整体上虽保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是在具体的几场对夏战争中,中央首先任命副相主持边防战局,其后又任用宦官,转而又专任将帅,仅在哲宗时期的对夏战争中维持了传统的经略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机制。在边防决策与执行上,从啰兀城之战到统安城之战,仅神宗后期的兰州之战及哲宗朝的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几场守御性质的战争获胜,其余几场主动进攻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在进攻战中,决策者及统兵官皆存在决策失误和轻敌妄进之举,且在深入西夏腹地以后未能解决粮草不足的问题,这与战前决策的失误有重要的关系。在哲宗朝的守御之战中,统兵官则一改以往在对夏战争中轻敌妄进的传统弊病,发挥了避实击虚的持重优势。     

《隆中对》与夷陵之战

蜀、吴夷陵之战,是三国形成中的三大战役之一。假如说官渡之战决定了北方的统一,赤壁之战形成了南北的对峙,那么夷陵之战就是最后形成了天下三分的形势。这次战争也是我国战史上的一次名战。毛主席在《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都曾提到过这次战争。因此,无论就历史影响或战略指挥的角度说,夷陵之战都是值得注意的。这里,想集中说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这次战争的发生,从蜀、吴双方政略方针看其原因何在?人们向来以为《隆中对》完美无缺,猇亭之败同它无关,是刘备不顾诸葛亮的劝阻、感情用事、“忿     

申包胥复楚留侯报韩厥功不殊史公传伍员而不传包胥试论之

论者谓伍员之覆楚包胥之复楚。皆於子臣之道有未尽善。(?)以为两人之所处。有轻重缓急之不同。不可以不分辨也。夫子胥之欲覆楚。以其父奢无罪而见杀於平王。故挟弓持矢。去楚奔吴以伐楚之利干吴王僚。不幸为公子光所阻。公子光立。是为阖闾。阖闾欲为兴师。而复(?)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逮楚衅而后动。及楚为沈故围蔡。子胥为吴行人以谋楚。入郢之役。子胥虽为父复(?)。而吴固正正之旗。堂堂之鼓。实非为子胥兴师也。且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在奢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盖欲借兵於吴。扶建之子胜立之楚。废昭王诛谗侒。以成父奢之志。而存楚之社稷。豈肯以复楚之名让之包胥哉。乃不意吴师骤胜而骄。秦人起於     

太平军进攻上海是否“重大失策”

一八六○年以后,太平军曾两次进攻上海。从战略角度应该怎样评价这个历史事件呢?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下简称《太战》）断言:“攻打上海”“是太平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对外关系上又一重大失策”。事实果真是这样么?否。 首先,从政治上看。     

后周与南唐淮南之战述评

后周显德二年至显德五年的对南唐战争，是五代末期后周统一全国战争中的重要一环。此战是后周为夺取南唐淮南十四州而发动的，主要的战役共有三次，即正阳、清淮之战；扬、泰之战和寿州之战。本文对淮南之战作了详细介绍，并加以述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