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论哈贝马斯、霍耐特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新诠释

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理解劳动观的生产范式,他通过对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出劳动概念包含着规范内涵。哈贝马斯采用了一种交往范式,通过区分劳动与相互作用,以相互作用取代劳动来解释规范内涵;霍耐特在承认理论中指出劳动包含着规范内涵,但必须依靠主体间为争取承认而斗争。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承认范式的演变表明哈贝马斯、霍耐特对马克思劳动观作出了新的诠释,反映出他们对资本主义现状的理性反思,但他们对马克思劳动观规范性内涵的片面诠释,值得我们去反思。     

存在哲学视野中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另一种解读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批判现代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和危机的同时,旨在为这一社会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则关注于人的生存问题,力图通过对"存在"整体的深度分析来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并最终通过诗性的语言来得到克服。与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进路相比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以视为是面向生活世界的交往问题而提出来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现实起点,以交往行为为核心实现"交往范式"对"劳动范式"的理论置换,并通过对交往行为进行规范语用学分析将交往理性重建为一种规范的力量,揭示出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之中的有效性规范,以此谋求对交往问题的规范性解决。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随着时代的变化、研究主题的转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也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等诸形态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

“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他比较分析了交往行为与其它社会行为的区别，突出了交往行为的特殊地位。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合理性是语言性、互主体性、程序性、可误性、开放性，这有别于传统的意识理性，体现了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是从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这一对范畴的提出表明了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实质的集中体现。     

交往与承认：物化理论批判及其新诠释

物化概念与物化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用以剖析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病理性症候的核心概念。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与第三代传人霍耐特分别从交往理性与承认理论出发，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进行了哲学的反思批判和主体间性的重新诠释。哈贝马斯在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考察批判基础之上，发展了工具理性的物化批判，将物化诠释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据此提出了物化理论的交往转向。霍耐特则从规范性的维度将物化重新界定为对承认的遗忘，并区分了不同于卢卡奇物化的三种物化形式，进而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了造成物化的社会成因。在此基础上，霍耐特结合20世纪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特征，从后现代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视野出发，以“预先承认”概念重新批判性地诠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实现了物化理论的承认转向。对物化的批判和新诠释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病理学症候，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修辞性研究

哈贝马斯(Habermas)是当代西方具有影响力的批判理论家,其对修辞学的贡献在于将归属于批判理论的交往重要性进行理论化。他对各种形式的公共性的历史叙述,尤其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叙述,以及他对交往行为理论的阐述,构成了他对20世纪修辞学理论所作的贡献。本文拟从修辞学的角度探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便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他的理论进行解读。     

评哈贝马斯的社会问题理论

哈贝马斯堪称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最为杰出的社会问题理论家,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们认为,哈贝马斯不仅是现代主义理论家,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中社会问题的重要研究者。他积极倡导将哲学和社会学理论转变为一种人们可以广义地称之为理性重建的理论,即是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能够提出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他的现代性理念、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他的"批判的解释学"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再谈“合理性问题”——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

理性或合理性问题,既是传统哲学的基本议题,也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与合理性是不加区分的。实际上,理性并不必然地就是合理性,但它却逐渐蜕变为合理性。合理性问题非常复杂,既关涉理论合理性,又关涉实践合理性。在实践合理性中,既涉及到形式/目的合理性,又涉及到实质/价值合理性。合理性问题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而交往行为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要想很好地理解合理性问题,就必须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而要想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关涉交往合理性),首先必须了解工具行为(关涉工具合理性)。简言之,要想很好地解决合理性问题,必须协调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问题——“工具合理性是独白的,交往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这样,《交往行为理论》就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即从侧重于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转向侧重于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从传统批判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从老批判理论转向新批判理论。     

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２９─）所建构的交往理论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商谈伦理学（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ｔｈｉｋ）在其交往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讲，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他的以理性为基础、视语言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中介和交往行为相互协调的机制的交往理论的理论论证过程；从实践上讲，哈贝马斯试图以商谈伦理学的建立，将理论的交往理性扩充到实践的交往理性，完成他在哲学上所进行的“范式转换”。它无疑为走出传统伦理学的困境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看作是对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分析与解答,交往行为为何合理?交往行为如何合理?交往行为为何被扭曲?交往行为在现代如何合理实现?依托交往合理性概念,哈贝马斯建构了交往行为理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沟通行动理论的引介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的重大战略安排,成为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作为西方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和研究视角。     

论郑玄易学

郑玄是汉代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推出爻辰说、五行说及九宫数说、爻体说等,使汉代象数易学发展到了又一高峰。尤其是独具特色的爻辰说,更成为他“多参天象”而与其后“全释人事”的王弼易学不同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他继承古文费氏易学的传统,倾心于对经文进行义理性的诠释,倾心于揭示和把握由各种卦爻象体现出来的天地变化之道,从而使象数易学烦琐、虚妄的弊端暴露无遗,并将其引入绝境。郑玄在易学白象数易学向玄学派易学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激发和推动作用。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

哈贝马斯对先验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我们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很多标准进行反思和质疑。其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可使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翻译观念能随社会、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使翻译研究奠基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和汲纳可使译者注重翻译的社会影响,使译者在其无意识向意识的翻译过程中注重社会规范的遵从。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时注重与作者、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并使译者在翻译时通过反思与传统对话。     

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中的角色定位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著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呈不平等关系,译者处于＂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翻译应该是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因而译者与著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翻译中应尊重译者的主体性和不同的译本,从而促进交往的达成。     

翻译标准的解构与建构

"忠实"翻译标准在当今仍有大量的拥护者,但它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忠实"之所以依然受到多人的推崇是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行可信的标准来取代它,要彻底解构"忠实"必须建构出新标准。翻译活动可以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依据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制定的翻译标准可以成为指导翻译活动的新标准。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视野

哈贝马斯现代性视野的确立,与他对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反思和对现代性之反面话语的批判密切相关。一方面,哈贝马斯分析了黑格尔现代性自我奠基理论的严重失误,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对尼采之后的两种现代性批判话语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哈贝马斯发现现代性哲学话语出现所谓“穷竭症候”的原因在于,它陷入了意识哲学范式不能自拔,从主体中心化的理性出发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因此,范式转换、理性重诠是现代性重建的根本与基础。     

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层次逻辑——兼论哈贝马斯对物化现象的消解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工具理性批判的继续,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面对同样的主题：物化。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为克服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困难,将物化理论发展为工具理性批判,但是工具理性自身也存在逻辑悖论。所以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实现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的转向,并在交往行为理论的框架内研究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其理论框架内,物化也就意味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通过建构基于交往行为理论之上的商谈伦理对其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