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的军事防御思想

墨子主张“非攻”,反对不义战争,赞同正义战争。他的军事防御思想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有备无患”是积极防御的基本前提;二、全方位的防御思想;三、建立高效畅通的指挥系统;四、全民皆兵的群众战争思想。为了军事防御,他还设计制造了相应的武器装备,将先进的科技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墨子立足于小国的军事防御思想与孙子研究大国进攻规律的《孙子兵法》,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所区别,两者构成了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双子星座”。     

论墨子“善守御”的军事防御策略

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和军工技术专家,他的军事防御思想集中体现在扶弱救困的军事行动和国防战略中。他的“善守御”的军事防御策略具体表现在战前准备、军事部署、军事斗争、武器装备、伐谋伐交、联弱抗强等方面。他的军事防御理论对现代防御战争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北宋时期黄河的军事战略地位

北宋时期,在辽宋西夏金政权长期对峙的复杂环境下,尤其是在防御北方辽朝的过程中,黄河防线的军事建设被宋廷置于重要的地位加以对待。反映到现实中,这不仅在君臣的言论中多有彰显,也突出表现于北宋对黄河沿线驻军的高度重视及东流、北流治河方略的长期纷争、军事防线建设的持续开展之中。北宋王朝对黄河军事防御战略的贯彻与实施,虽是其“守内虚外”政策的一种产物,但客观上则对防御辽朝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论哈德良的军事政策

哈德良在位期间,无意扩大罗马帝国版图,帝国就此终止了对外扩张,也使哈德良成为帝国历史转折点的皇帝.哈德良的军事政策集中体现在军队治理和加强边境、边防两个方面.哈德良当政期间,帝国稳定,边防安宁,与他治理军队以及所构筑的防御体系有直接关系.三世纪危机爆发后,哈德良构筑的防御体系瓦解,其军事政策的负面效应也由此显现无遗.     

宋朝厢军职能新探

厢军是宋朝的常备军,除具“役作、工徒、营缮”等职能外,还具有明确的对内镇压和对外防御的军事职能。其主要表现在驻守各地的厢军作为一种现实的军事力量,与禁军一起发挥了防御和戍守的重要作用;厢军的军事职能在宋朝军事制度上也有较充分的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前厢军实行了更戍制度,有效补充了各地禁军力量的不足;厢军还是北宋巡检系统中的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由于厢军军事职能的存在,必然会参与对外防御和对内镇压的军事行动,而且在对外防御的战斗中不乏骄人的战绩。厢军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军事职能能否得到有效的发挥,不仅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且同政治状况、官员素质关系密切。     

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

北宋政府的御边政策有一定的阶段性 ,北宋初期重北边轻西鄙 ,到中期防御重心从北边移到西北 ,自熙宁变法后 ,又以攻为守兼制西夏。这种政策的不断变化与调整 ,主要受北宋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 ,也与周边邻国辽、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有密切关系。它是北宋、辽、西夏、吐蕃等势力相互消长和制衡的产物 ,也是北宋时期民族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论东周楚国的军事防御体系

东周楚国构建有稳固的军事防御体系.此防御体系建立在"守在四境"军事防御思想的基础上,以北方防御为重点,注重都城城址优越军事防御环境的择定和多种、多重自然和人工防御设施的组合配置.防御设施包括外围军事据点、长城、山脉、关隘、河流、军事重镇和别都、城垣、护城河、高台地等.     

论清代前期颇罗鼐总理藏政的历史原因

1729年后藏世俗贵族颇罗鼐受命总理藏务与当时清朝内地边疆以及西藏内外所面临的军事、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从政治上看,扶植颇罗鼐主持藏政是清朝政府结束藏乱、维护西藏地方政治、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清朝政府维护对藏主权、贯彻以世俗政权间接治藏政策的自然延续。从军事上看,扶植颇罗鼐主持藏政是清朝政府防御西北蒙古、完善边疆防御体系、保证西藏和西北沿边各省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而颇罗鼐早期丰富的军事、政治生涯和在1727—1728年卫藏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则是清朝信任、看重他的重要原因。     

国民政府西部建设重点的嬗变与原因

国民政府西部开发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政治和军事的产物,是一种较为被动的一时的“权宜之计”,一旦态势发生变化,整个政策也随之变化,建设的重点相应地加以调整。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以伪满后期粮食、劳务和日本移民政策的推行为中心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并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 ,推行经济统制政策 ,在经济上使东北彻底附庸化 ,殖民地化。为逞其霸权主义的战争政策 ,始终将“资源的战争动员”作为主要目标 ,将军事重工业作为主要产业 ,直到最后 ,对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所谓“战时紧需物资”的掠夺亦不遗余力。广大的农业部门也被拖上战时经济轨道。日伪初期的政策目标是“谋求依赖外国的农产品的自给”和“努力输出普通农产品” ,随着备战性经济计划的推行 ,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也被列为“战时紧需物资” ,最后升至首位 ,大肆收掠。以劳动统制政策为基础的强制劳…     

明代“恩威兼施”的民族政策探析

明朝建立后 ,为了消灭蒙古贵族和边疆各地的割据势力 ,收降和治理少数民族各部 ,缓和民族矛盾 ,实现全国统一 ,明太祖及其后继者在民族方面制定、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 ,对于明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明王朝的兴衰存亡关系重大。明太祖在“华夷一家”、对各个民族要“一视同仁”的民族观指导下 ,制定了“恩威兼施”的民族政策。这项政策强调 :“治夷之道 ,必威德兼施 ,使其畏感 ,不如此不可也。”1“盖蛮夷非威不畏 ,非惠不怀 ,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 ,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 ,惟威惠并行 ,此驭夷之道。”2 威是指军事…     

明代乡村的防御体制

<正> 明代的军事防御体制,可分为两大部分,即边地与腹里。明初创设的军事卫所,大致按此格局分布。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蒙古残余势力的不断骚扰,以及倭寇的时常侵袭,明代的边防就自然分成了北方九边与东南海防两大体系。与此同时,腹里防御也可分为城市防御与乡村防御两大部分。本文试就明代乡村的防御体制作一初步的探讨。一、巡检司:专职的乡村防御机构     

对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建立与发展的反思

中国近代海防工业的建立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主旋律,它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孕育和产生了新的军事思想和海防理论,有力地冲击着陈腐的封建军事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发展战略和积极防御的海防主张。林则徐、魏源就是这种崭新军事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其次,通过引进西方先进     

300年前的国防力著--[明]沈铁“请建澎湖重镇书”

公元l624年 ,沈铁向福建巡抚提出《请建澎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 ,堪称我国首篇专论澎湖地区国防建设之重要文献。沈铁的上书 ,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寓兵于民”、“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与明政府的消极“海禁”政策 ,形成鲜明对照。     

大国核战略调整的四大趋势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 ,各大国都对核战略作了较大的调整。这次调整表现出了许多共同的趋势 :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突出了核武器的实战化倾向 ;研制和部署反导防御系统正成为军事大国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 ;核战略威慑的目标多元化。     

“五二○”后美对台军售新动向

在过去的8年间，陈水扁和民进党当局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台湾推行“台独”政策。而台军历来被岛内“台独”当局当作是“抗和拒统”的工具，军费预算年年增加，军购武器也从防御转向进攻。     

北约新战略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

美国积极推进北约东扩及提出北约新战略,目的是妄图称霸世界,实现其领导世界的野心.北约新战略的实质,是把北约由“集体防御”性军事组织变成一个所谓“捍卫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进攻性政治军事组织,进而彻底改变二战后,长期形成的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安全体制,以独霸世界.     

万里长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折射

长城是冷兵器时代人类发明的卓有成效的军事防御工程.文章通过对我国长城特点的分析及两千多年来长城位置的变动相关因素的探寻,揭示出长城位置变动所折射出的历史时间自然环境变化,以及社会的相互作用.     

商代城市的择立要素及其社会功能的多元一体

商代统治者设立城市,有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和某些政治方面的原因。商城生态环境的选择,已兼顾到土质地力、地貌、气候、水文等多重因素,重视总体安排,基本上贯彻了便于生活、便于生产、便于交通、保障安全防范的原则。经济地理位置的选择,要在重四方自然资源,尤其是铜、锡矿产资源的聚敛。商城始建时都位于商文化分布区域的边缘,无一例外地都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不仅是为了防御,而且也为了建立对外征战的基地,其防御功能与军事扩张功能二者是互动的。除赋予其强烈的军事功能外,地理位置及生态环境的择立原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城市的政治功能。从人地依存关系及古代统治者“体国经野”的政治意识言,商代城市不是悬浮式的“孤岛”,周围控制着一定的直属地域。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的供给,商王朝的统治者将其政治军事力量延伸至周边地区,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建城是商王朝为控制和获得资源以保障中心都城而建立的供给网络中的重要部分,故城市的经济管理功能也体现得非常强烈。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简论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建立起总督专制独裁、警察恐怖统治和“保甲”“连坐”制度三位一体的殖民统治体系。作为日本统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的台湾总督,凭借着日本政府所赋予的立法权和军事统年权,滥施其专制独裁的淫威,对台湾人民实行残暴的屠杀政策。“警察万能”是日本政府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特点。台湾是当时日本统治的所有地区中,警察配置人数密度最大的地区。台湾的警察不仅管辖的领域极为广泛,而且掌握的权势也极大。此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把实行“保甲”“连坐”制度,作为其实施“以台治台”政策的重要手段,用以大力“强化”台湾的地方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