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

中国经济在19世纪出现重大逆转,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中国社会也出现了"19世纪的危机".这个逆转始于道光朝,因此被称为"道光萧条".导致这个萧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是19世纪初期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这一点,在以往关于19世纪危机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本文以松江地区为例,具体地观察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     

"重写"记忆中"情爱的中国"--印尼土生华人文学中的一种流行叙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文学中,有着大量的情爱故事.在故事的叙述中,透露出土生华人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他们将中国的情爱故事--梁祝故事,转化为一种对"神话"的记忆男为爱生,女为爱死的情与爱的神话.这个神话,通过"记忆",深化在印尼土生华人情爱故事中的"一些套子"与"结构"之中.土生华人在"重写"自己的情爱故事时,一方面透露出一些"中国神话"的影子;另一方面,这种"重写",也重在发挥,在发挥中叙述"自己的故事".     

"生态赤字"的制度因素分析

我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透支自然资源且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的问题,这很容易使中国经济在面临"资源稀缺"和"生态赤字"的同时遭遇更大程度的"资源诅咒".分析"生态赤字"产生的根源,并探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     

人学史观视阈下的中西大分流--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之新思考

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尺度是人的自由程度,经济、政治、道德的尺度都只有从属于人的自由的尺度才有意义。“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乃是由于晚明江南人民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几乎被清王朝完全剥夺;“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亦绝非彭慕兰所说的偶然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人权、科学、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彭慕兰的偶然因素决定论还是弗兰克所运用的史学方法,都只是见物不见人的所谓纯化了的经济学方法。也许,只有一种富有深度的、以现实的人和人的实践为出发点的、综合一切社会因素的“人学史观”,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外因论和偶然论的误区,把史学研究建立在更为深广的历史视野的基础上。     

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人类通往生态文明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觉悟

控制自然的观念源自培根世界观的影响,是文明发展进程中呈现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现象,它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性转换奠定了合理性基础和"道德神话".对控制自然的道德神话进行纠偏或矫正,是对人、理性和世界概念的质疑,最终是对现代文明发展方向进行的一种伦理掂量.控制自然还是遵循自然的问题关涉到一种更为深刻的伦理觉悟.罗尔斯顿关于遵循自然的意义分析包含着明显的道德哲学诉求.与"控制自然"的道德神话及其解体相对应,"遵循自然"的道德哲学意义表明人、自然、世界和理性概念的重新奠基.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哲学转变是文明转变进程中的一种伦理觉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衡量

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论断,马克思将从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划分了三个阶段:"革命转变时期",即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这一理论在宏观方面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经济上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政治上的"国家走向消亡".这一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再认识这一理论,对我们今天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基本国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半封建半殖民地"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旧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究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仍然是一个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新中国的成立,表明旧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以及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但是,旧中国国情"半封建半殖民地"基本特点的历史沉淀性与遗传性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其中的不少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置,仍然关系着对旧中国国情基本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封建国度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反封建的任务自然是沉重的,万万忽略不得.这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术数及其在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不在场"--兼求教于朱伯昆先生

术数与中国思想史和哲学思想是有关系的.术数与巫术不同,它是根据阴阳五行思想,对人生和世界的一种较为理性的把握,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不在场".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本根论和人性二元论的思想起了实证作用.术数指出了个人人生的"有限性".从而使个人能专心于道德修养.同时,术数在其理论和实践中也很注意宣扬其"道德改变命运"的思想.从而成为儒家思想传播的一个载体.     

消费社会语境中的"广告神话学"

"消费社会"已成为学界描述和揭示当代社会现象和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理论资源和工具,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构建一种"广告神话学"的阅读模式,不啻是对罗兰·巴特<神话>一书的延伸细读,并且确能通过这种模式发现消费社会的内在逻辑是经由符号性的操作而实现的,而广告的"神话"本质就是"去政治化".     

新媒介背景下中国神话的传承与发展

新媒介力量在中国神话的当代发展过程中显示了惊人的作用,新媒介势力正在改写着我们的神话,改写着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中国神话正面临着价值普遍缺失和意义转移的问题.传统的神话主题被一再地"利用"和"改写",结果使传统神话所拥有的艺术意蕴和民俗文化心理在潜移默化中被置换成多重含义和多种可能性的文化"产品".传媒的关注在使中国神话得到某种意义上拓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神话语言的萎缩或衰败.因此,中国神话在新的语境中必须审视和调整自我,并且重新加以建构.     

"非公"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统一性

非公经济的迅猛发展急需从理论上把握它在现时代的新特点,解决它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相统一“何以可能”的问题。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继承性赋予非公有制以新使命,非公经济的高效率性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置于更加现实的基础上,同时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等因素的积极制约下,当代中国的非公有制,经过辨证的否定,必然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准备新的经济条件。     

“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理论检视

受索绪尔符号学的影响,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消费社会理论家认为,消费社会中消费的涵义发生了转变,它超越了经济学意义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占有,成为一种对意义关系的占有,即符号性消费。他们进而将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之中,试图开创"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提出的"符号消费"、"符号价值"、"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等范畴,颇具时代性,但试图将"符号的批判"替代马克思的商品逻辑批判,尤其试图消解使用价值的现实性,则是其理论舛误所在。     

论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兼评"1940年体制"

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日本经济改革的持续进行,如何重新审视和评价战后日本经济改革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战后改革及其经济改革之主体是否为美国占领当局,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如何形成,其是否等同于"1940年体制"等问题成为研究焦点.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生长、基本定型和走向衰败的若干阶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战时期只是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战时经济体制的某些要素对战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运用"科学发展观"建立"人类文明话语创新工程",积极探索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里,"经济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但中国经济是否能可持续增长成为国际关注中国的新热点.西方文明号称有所谓的"民主"、"人权"、"法制",在一些西方人眼里,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竟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对此,简洁、准确、通俗地表述文化的"中国特色",建立"人类文明话语创新"工程,探索、定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对实现中国社会的"永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企业理论演进、效率的"再分解"与企业制度功能的拓展

随着企业理论的演进先后出现了四种不同内涵的效率概念:资源配置效率、交易效率、核心能力效率和适应性效率。德布鲁的效率分解理论仅仅区分了“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而事实上现实企业经济实践中还普遍存在着某种“动态效率”,对该现象的解释需要拓展现有的企业理论。可以认为,企业制度不仅作为交易关系的规制结构发挥着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培育和塑造企业异质性核心竞争力从而使企业具有持续动态优势的激励功能。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总量均衡区间与完善宏观调控应重视的一个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供给方调整供给数量须耗费调节成本,因而传统分析中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两侧便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这两点界定了一个特殊的“总量均衡区间”。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导致按传统理论进行的宏观调控必然出现一种系统性偏差,从而直接影响宏观调控的精度。为消除这一偏差、完善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过程的控制上有必要确立与遵循“临界点原则”。     

论政治文明实施中权力制约的意义及方式

政治文明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政治文明要求执政者依法合理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这就要求对权力具有制约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是政治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繁荣的需要,更是人民生命财产和民主权利得到保障的需要。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主要有舆论制约和人民监督等方式,但真正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方式应建立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基础之上,构建这样一种有效的方式是政治文明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人本化情结与交往共识价值原则

本文通过剖析人学思潮中的“人本化情结”,揭示了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现代性特征。回归“以人为本”是时代的进步,表达着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层转型和人们对现代和谐社会理性交往共识的探求。在对交往共识价值原则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马克思实践人学的“有限积极的不伤害”价值原则,这是对中国和谐社会建立理性交往共识的有益探讨,也是寻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性、民族性转换的尝试。     

从"干中学"到"加工中学"——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技术外溢与自主创新

现代经济中,"干中学"的含义已经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在"干"中形成生产经验和实现成本节约的过程。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干中学"已经逐步细化为"干"与"学"的国别分离,即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加工中的从"加工中学"和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从"开发中学",发展中国家在加工贸易中只能学到加工技术。发展中国家要获得技术进步和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必须依赖自主的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