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法学角度探析国家结构形式的源与流

国家结构形式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它的原始形式有城邦制、联盟制、帝国制、等级分封制和专制中央集权制五种.现代国家结构形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前者进一步分为中央集权单一制、地方自治单一制、中央地方均权单一制和民主集中单一制四种类型,后者也分为分权制衡、中央集权、民主集中和民主自治四种类型.单一制和联邦制各有所长.从某些方面看,联邦制比单一制更具有历史合理性,因而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不存在单一制必然取代联邦制的问题.但从具体国情看,我国的结构形式在总体上仍应是单一制.     

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研究论纲

文章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规定,在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前提下,展开对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的研究。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是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内容及其意义;二是联邦制与单一制典型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经验借鉴;三是地方政府创新与权力法治的宏观要求与微观基础。     

自生自发秩序、外部秩序与金融发展——基于政府行为影响的金融动态演变机制分析

金融发展形成“自生自发秩序”,而金融发展的内生监管性又要求政府提供“外部秩序”。美国、拉丁美洲金融发展实践表明,政府行为在金融发展中的契合点是政府收益最大化下的金融发展;突破点是不断调整政府行为以使外部秩序适应自生自发秩序。中国的金融发展要求政府行为能够维持和保护金融发展的自生自发秩序,提供清晰的外部秩序,从而使金融发展成为自生自发秩序和外部秩序——政府行为合力的结果。     

从宪法学角度探析国家结构形式的源与流

国家结构形式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它的原始形式有城邦制、联盟制、帝国制、等级分封制和专制中央集权制五种。现代国家结构形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前者进一步分为中央集权单一制、地方自治单一制、中央地方均权单一制和民主集中单一制四种类型,后者也分为分权制衡、中央集权、民主集中和民主自治四种类型。单一制和联邦制各有所长。从某些方面看,联邦制比单一制更具有历史合理性,因而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不存在单一制必然取代联邦制的问题。但从具体国情看,我国的结构形式在总体上仍应是单一制。     

宪法对国家结构形式的表述

各国宪法对国家结构的表述不同的原因是各国宪政发展的历史不同,以及法律文化、意识形态及其他因素有别。联邦制国家宪法往往以直接冠名、前言或首篇列出联邦成员名录来表述国家结构;单一制国家宪法则无直接冠名,也很少在宪法全文中用“单一制”这样明显的文字直接表述国家结构形式。无论是联邦制国家宪法还是单一制国家宪法,对国家结构表述的核心内容都是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分。     

东南亚七国纵向权力结构比较研究

虽然单一制是东南亚七国纵向结构的主流,但是地方自治广泛存在于文莱以外的联邦制和单一制(地方分权型)国家中。地方不但拥有传统性专属事务的管辖权(联邦制)或固有权力(单一制),而且国家的集权和地方的分权只是互有彼此的程度问题。以此为借鉴,单一制的中国在法治化轨道上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应以推进地方民主化为基础,尊重地方的固有权力,向地方适度分权。同时,也应赋予地方以共治权,在国家层面允许其参与决定自己地位和利益的决策。     

论联邦制与单一制政体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美国和中国为例

从"集中"和"分散"的意义上对政府体制进行分类,国家结构形式可以分为联邦制(federal system)和单一制(unitary system)。各国由于历史传统、民族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的不同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采用了适应各自国情的国家结构形式,即政体。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其核心内容是各州在尊重和维护联邦权力的前提下行使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范围由宪法予以明确;而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政体,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和对重大事件的集权决策。然而,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政体模式,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前者从分权走向集中,后者从集权走向分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是改革成败的关键。通过研究和比较两种政治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借鉴联邦制下有益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精髓和原则,以期在既有的单一制政体下确立一种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原则。     

从联邦化的双向进路与两面运作看西方联邦制

联邦制的恰当定位是介于完全分离的自治体与高度集权的单一制之间。从这一理论定位出发,该文不仅描述了联邦化的双向进路--由完全分离的自治体走向联邦制和从高度集权的单一制转型为联邦制,而且分析了联邦化的两面运作--国家的一体化与区域的自治化,并由此揭示联邦制的实质乃是在全国性政府与区域性政府之间通过立宪进行权力分配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治理与区域的多元自治的一种制度安排。     

香港特区享有的是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高度自治权

香港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比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要大,比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国的某些权力也要大,但这种高度自治权的性质是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地方自治权。香港特区和其它省、直辖市的法律地位一样,都是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域。香港社会少数人鼓吹香港拥有所谓的"民族自决权""次主权""固有权力""剩余权力"等,是有意或无意地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实行的是单一制,是有意或无意地把香港特区视为联邦制成员单位、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     

苏维埃联邦制探析

本文认为，苏联共产党关于联邦制的思想对苏联联邦制的建立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使得苏维埃联邦制具有其自身特点，即：它是民族联邦，受党的集中制影响，要向单一制过渡，承认“双重主权”，有一个核心成员等。这些特点决定了苏维埃联邦制的特殊矛盾：联邦制与单一制的矛盾；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矛盾；各民族之间法律地位上的矛盾。由于苏维埃联邦制本身的特殊性，它在后来发展中出现的某些向单一制的变化不能被完全说成是联邦制的“变形”。党、军队、意识形态是苏维埃联盟的稳定因素，而联邦制矛盾中不利的一面又影响到联盟的稳定。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研究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美国宪法“联邦主义”原则的流变——兼论联邦主义原则分权与制衡作用

“联邦主义”原则是1787年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的确立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从而使美利坚合众国由一个松散的邦联成为统一而稳固的联邦。几百年来,美国的政体没有因联邦权力的增强走上中央独裁的道路,相反美国政体的民主是有目共睹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联邦主义的内涵并不是单纯的中央权力的加强,而是联邦权力与州权力的交织与互动的过程。正是这两种权力的相互牵制,才使美国的权力机制的运作统一而又不至僵化。     

论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中以党代政的历史成因

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成因可以上溯至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建立根据地政权的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它是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党政合一、军政合一体制的延续，是根据地分散状态下的战时集权体制的产物，其惯性作用直接影响到建国后的政权建设。     

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的本质解读

为分析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的本质,从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关系的双向性内涵入手进行分析,即政府信任关系是双向的,既包括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也包括政府对公民的信任。因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必须揭示这种信任关系的本质。政府与公民间应是契约型的信任关系,即政府所享有的权力是公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用契约的形式把公民对它的信任固定下来。     

寻求均衡:政府责任在行政立法层面的博弈分析

政府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在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行政立法、执法及监督与救济时应承担的具体职责和作用,是政府运用公权力来调整权利(力)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时所应尽的一种义务.政府往往通过行政立法对权利(力)进行规则性配置,从而体现其责任承担状况,同时调整由政府所代表的公权力与相对人所代表的私权利之间的权利(力)关系,以期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优均衡.但有时立法的实施效果却并不能实现政府的预期目的.针对这一现象,笔者拮取了几个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有关行政立法的典型案例,试图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政府责任的规避与承担和权利(力)结构的失衡与均衡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进而引发我们对寻求实现权利(力)结构在行政立法层面的最优均衡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藉此希望能对今后完善我国行政立法有所启迪与裨益.     

西部企业集群发展中地方政府作用的实现机制

西部地区小企业集群发展需要地方政府的推动,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形成的对国有经济和外部资本的行为偏好,影响西部地区本地企业衍生、企业家成长和小企业集群稳定性,使地方政府的作用难以实现。究其原因,在地方政府、企业和高层政府形成的“铁三角”博弈关系中,地方政府拥有对企业的地位优势和对高层政府的信息优势,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介入,可以改善原有的“铁三角”关系,抑制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地方政府作用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     

中国房地产市场政府调控政策的动态博弈分析

本文根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四个利益集团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多阶段动态博弈过程的讨论,分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政府调控政策的目标与方向。我们发现: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由于其各自的利益需求形成了自然联盟。中央政府若要改变现有的博弈格局就必须增加对地方政府保障房投资的支持力度。通过对中央-地方联盟与中央-金融机构联盟博弈均衡解的比较分析,我们得出中央政府必须与地方密切合作,以激励地方增加保障房投资为调控方向,力求改变住宅商品房单一供应的局面,从而实现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目标。     

城市形象设计中的汉字文化因素探析

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其发展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具有独特的视觉符号魅力。整合汉字所传承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审美心理、人文精神等汉字文化特征,将汉字的文化特征与城市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立象”与“尽意”的角度探讨汉字文化与城市形象建设和城市文化的关系,通过对汉字文化的深层意蕴的挖掘,可以开拓现代城市形象设计的新思路和新形式。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浅析公务人员出现腐败现象的形式、成因及对策

公务人员（简称公务员）是政府形象的代言人,其言行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关的信誉度,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对公务员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打击、治理只是手段,而从根本上对其表现形式以及成因进行分析研究,找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