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中的监督权

监督权是全面管治权的基本内核之一。中央对港澳行使监督权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增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感以及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管治方式。当前,中央对港澳行使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监督存在力度不足而陷入被动局面。中央对港澳行使监督权必然要基于内地与港澳的实际情况,以保持港澳繁荣稳定为主旨,以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为归宿进行运作,并逐步建立系统的权力运作机制。一方面,中央可从类型化、程序化、立法化的进路建构监督权运作的法治化路径;另一方面,中央应树立主动性的理念,积极行使应有的监督权。     

中国籍港澳居民适用宪法权利义务规范:差异与融合

中国籍港澳居民与内地居民在适用宪法权利义务规范存在差异与所处区域的经济基础存在直接关联。无论权利享有,抑或义务履行,港澳居民均在具体制度上适用变通执行的方式,以回应两种社会制度的内在张力。随着港澳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各种融合式制度逐步建立,港澳居民将平等地与内地居民适用宪法权利义务规范,以回应共担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责任。具体而言,国家通过逐一推出便利措施以促进中国公民身份的建构、完善国家公职权保护制度、探索与建立港澳青年服兵役制度等进路深度推动港澳居民适用宪法权利义务规范。     

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深圳大学中心正式揭牌

为深入研究、解决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的精神,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以国家级智库为定位,在国家与地方涉港澳实际工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山大学牵头并联合北京大学、深圳大学、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研究中心等内地高校和研究院所,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     

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内地城市融入研究——基于武汉市的调查

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的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并非仅指维吾尔族农民工主观的"单相思"问题,而是他们与内地城市社会、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居民互相接纳和认同的过程。积极促进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融入,不仅事关社会安定,而且事关国家安全。目前内地城市针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服务管理工作仍较被动,他们在就业、居住、社保等方面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境。导致困境产生的原因,既有个体因素,也有群体因素以及国家层面的因素。解决这些问题,应从保护少数民族权益出发,积极肯定其在城市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对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和引导,重点解决维吾尔族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香港回归前后的公民教育与青年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国家统合的前提,而教育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采取隔断中华文化脉络、推进语言征服、禁止讲授中国近代历史等方式,造成了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难题。香港回归之后,公民教育困难重重,造成了部分青少年对国家的对立和抗拒,于是像"占中""港独"等这类闹剧接二连三地上演,对青年的国家认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消除隔阂,促进两地融合,在包括两地青少年交流、香港学子到内地工作、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等方面加大力度。     

叶剑英与港澳工作的历史考察

叶剑英一生与香港、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前,他密赴港澳地区从事革命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为积蓄革命力量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造就了他对港澳地区和港澳同胞的深厚情感;解放后,他提出"海洋战略"和"特区战略",致力于发展港澳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合作,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奠定物质基础;广结善缘,为港澳同胞办实事,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凝聚了民心和民意;探索性地提出"易帜"方式解决港澳和平回归祖国的问题,为实行"一国两制"创造了重要的政策、制度条件。历史必将铭记叶剑英对港澳的深刻情怀和他为港澳回归、发展所作出的辉煌功绩。     

内地洗钱犯罪立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以香港反洗钱刑事立法为参照

香港洗钱犯罪立法具有起步早、起点高的特点,与之相比较,内地洗钱犯罪立法则存在着罪名体系不完善、主观方面规定过于苛刻等不足。为此,应借鉴香港立法经验,在未来的刑事立法工作中采取相应举措以完善内地洗钱犯罪立法。     

加强港澳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价值、基本内容和实现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论述

加强港澳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应对复杂形势挑战、促进港澳青少年健康成长、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港澳爱国主义教育应着力加强国家认同教育、中国历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加强港澳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政府、社会、学校要形成合力,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构建清朗的爱国主义教育网络阵地。     

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回顾与前瞻——基本法实施中的青年、媒体、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香港基本法颁布已有25周年。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的实施也遭受了诸多挑战,产生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香港行政主导体制不彰,特区政府施政不畅,政制发展问题陷入僵局,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困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对立撕裂严重,国家认同淡漠,人心回归没有完成,本土意识滋长甚至产生分离主义和独立主义倾向,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基本法实施迈向深水区,依法治港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渐次凸显。其中媒体、青年、教育问题尤为引人瞩目,这三大问题对基本法顺利实施的影响重大,且三者具有多元面向之间的复杂勾连关系,成为当下内地和香港基本法学者共同关切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2015年5月23日,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深圳大学中心、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三家单位邀请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州社会主义学院、深圳大学的二十多位知名学者和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广东省政府港澳办、香港中联办深圳培训调研中心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以及《法学》和《江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同志,围绕基本法实施中的媒体、青年、教育以及香港的本土意识和社会思潮等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探讨。     

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基于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的村寨调查

中国是一个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稳定的国家认同是国家稳定、巩固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部分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研情况显示,无论是内地少数民族还是边疆少数民族,都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等比较抽象的层面和民族工作原则方面显现出有着高度的认同,这种高度的国家认同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但是在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在政治认知、政治实践和政治参与方面则表现为共同的被动和贫乏,政治社会化程度还处于较低状态。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的发展变化中,应不失时机地强化其认同心理,巩固和提升其国家认同及水平。     

论“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实施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以我国宪法体制为制度背景和制度依据的。因此,现行宪法理应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实施。特别行政区内的宪法实施,应该坚持"一国两制"的要求:坚持"一国",意味着现行宪法应在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实施;实现"两制",标志着宪法实施的内容和方式在特别行政区内可以有所不同。通过宪法的有效实施,进而确保内地与港澳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实现内地与港澳关系的法制化。     

香港青年群体身份认同意识及与其交流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香港青年身份认同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香港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随着香港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渐进形成,其个人认同意识、社会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意识在现阶段仍显出"本土意识"因素。英国殖民统治、家庭和学校教育是其身份认同产生的原因。要构建香港与内地青年群体的长效交流机制,需构建其共同愿景共创未来的动力机制,形成优势互补的资源共享机制,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规范。     

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文章从加强内地与港澳文化交流,推动港澳人心回归的角度,全面梳理了港澳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分析了港澳文化创意产业有别于内地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指出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在机制、政策、空间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布局产业链,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合作机制,加强创意教育等对策建议.     

回归以来澳门青年国家认同研究：进展、问题与前瞻

近年来,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为总结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经验和反思香港国民教育的需要,学术界围绕澳门青年国家认同的现实状况、实践经验、影响因素和提升对策等维度,掀起关于澳门青年国家认同研究的热潮。既有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研究系统性有待加强、研究视角有待拓展、研究方法有待丰富。未来,学术界应从加强理论研究的专门性和针对性、注重对澳门青年多元认同的考察、提升实证研究的说服力、进一步挖掘和充实研究力量等方面,不断拓展该领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确立、认定及其判准

国家侵权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基本认同。国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是国家有责性的逻辑延续和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确认。认定国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主体、履职期间、违法行为、发生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具因果关系五大要件。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应当有一定的判断标准,立法中可借鉴学界之一般精神损害等级思路以及法国的司法实践经验,确立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计算模式。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进路

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更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全体国民基于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宪法法律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环节深入分析法治对增进“五个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梳理总结从法治维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探寻更为科学完善的法治进路,服务于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     

环塔里木墓葬文化及对汉唐国家认同的趋势分析

环塔里木地区的古代墓葬遗存直接反映本地区古代居民的日常信仰、经济生活、价值追求,直至对族群、国家的认同。从出土的汉唐墓葬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分析,汉晋时期对中原物质文化认同性较为明显,唐代时环塔里木墓葬文化不仅体现了对物质文化的认同,社会文化、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也莫不如此。这种趋同性是由环塔里木地区绿洲社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从历史的发展看,环塔里木绿洲社会或附属于中亚或附属于中原内地,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圈。尽管这一认同趋势在环塔里木各地并非一致,部分地区绿洲国家还多有反复,但汉唐时期整体上体现出环塔里木地区对中原文化和国家认同趋势的逐步增强。     

“致敬国家丰碑”国情教育宣讲会在港澳精彩呈现

正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由江苏省海外联谊会指导支持,澳门江苏联谊会、江苏香港文化促进会联合主办的"致敬国家丰碑——他们的故事,让我告诉你"国情教育宣讲会于7月9日、10日在港澳连续举办两场,引起港澳社会广泛热议,取得了预期成效。此次活动以家国情怀与个人担当、回顾历史与观照现实、民族复兴与港澳发展为主线,通过讲述雨花英烈、新四军"铁军"和周恩来精神,帮助更多的港澳青少年了解近代以来国家和民族苦难的历史、奋斗的历程,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向死而生、以身许国,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的赤子之情,从而涵养爱国之情、勇担为国之责。     

中华民族建设中的认同问题

把分散的多民族打造成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建设,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普遍倾向,中国也不例外。中华民族建设实际上也就是"多元一体"建设,一方面要包容文化和族体的多样性,一方面又要认同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实现国家层面的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文化认同上表现出来。中华文化认同包括三个层面: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和地域等因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了讲文化认同之外,还要讲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既包括国家认同,也包括利益认同与命运认同。自觉认识和发挥中国民族建设的优势,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努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责任。     

清末“藏俗改良”:一个文化认同的个案研究

文化认同研究对国家社会秩序的哲学关怀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维启示。在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儒家文化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文化认同的向导。在清末西藏边疆危机严重的情势下,张荫棠劝导的"藏俗改良"是以创新的儒家文化为向导加强中华文化认同、巩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清王朝国家认同的一个典型个案。在新的时代,重新审视历史的过程和意义,将有助于我们在西藏更好地开展加强"四个认同",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