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西民间信仰形成条件与发展趋势初探

在王朝征服和移民力量的影响下,广西民间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为了巩固统治,国家向民间大力推广民间信仰,代表忠、义的一些神庙得以在广西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随着明清以来大量移民进入广西,又丰富了广西民间信仰的内容,关帝、天后、北帝、许真君等外来神灵的信仰得到传播.由于近代广西社会动乱频繁,加上西学东渐,更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冲突,广西民间信仰发展很不充分,且有不断式微的趋势.     

“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

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社会实质,不仅仅是宗教生态问题,而是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其问题的深层,则是当代中国的权力生态问题,而非局限于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宗教信仰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生态、社会生态问题。就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来看,重祭“华夷之辩”的旗帜,急于引申华夏传统以建构正统的信仰方法,实际上是忽略了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之公共性与社会性。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要给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一个发展的空间,不如说,如果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存在与发展的矛盾关系,关键在于开放宗教关系,还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实践自由,给宗教信仰一个公共实践、公开交往的社会空间。从当代中国宗教信仰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权力生态及其国家定义的信仰等社会学问题。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功能及调适研究——以武陵民族地区为例

民间信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调适尤为重要。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各民族成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整套民间信仰体系,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具有整合社区、教化民众、心理抚慰、文化传承等功能。科学认识这些功能并加以调适,有利于发挥民间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学视野下一个传统村落文化的现代性变迁

后石村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一样,有着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以及宗教信仰等民间习俗的深厚基础,这些构成了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后石村岁时礼仪习俗、民间信仰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调查了解,可以清晰窥见到这一民俗文化事象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间传承演化的历史轨迹。作者以其在后石村的具体表现与历史流程为契入点,来分析和解读辽宁农村地区民间习俗与宗教信仰状况的历史沿革、建构、特征与发展模式。     

民间信仰研究述评

本文通过对民间信仰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认为民间信仰从"民"的角度审视,其内容是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一整套信仰体系;概述了其信仰主体的大众性、信仰客体的多元性、信仰行为的散漫性、信仰目的的功利性与实用性、信仰活动的生活性、信仰生命的顽强性、信仰范围的区域性等七个方面的特征。同时从事象性、理论性、方法性等几个方面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粗略梳理,提出了从"区域"层次展开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或许能够弥补当前民间信仰研究宏观与微观的脱节问题,同时将民间信仰纳入农村公共文化范围进行探讨,有助于拓展民间信仰发展空间,丰富农村公共文化内容。     

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内涵与神圣关系建构——基于粤东“夏底古村”的信仰关系研究

粤东夏底古村是一个有着700余年历史的黄氏单姓古村落,村内现存有四座黄氏祠堂、民间信仰玄天古庙、佛教居士林等崇拜场所。村落多元的信仰现状与相对单一的宗族关系,为讨论民间信仰的社会性特征及其神圣关系建构问题提供了可贵的案例。区别于韦伯、杨庆堃等学者对中国宗教信仰其组织与制度等形态方面的侧重,以涂尔干对宗教信仰的社会本源的理解以及李向平"关系-信仰"模式的理念,来思考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内涵这一看似充满世俗与功利色彩,却又涉及其神圣性根本的问题。     

河湟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特征

河湟地区是一个开发历史较早的多民族地区。在这一区域除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外,还有较多浓郁的民间信仰。对整个河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从青海地方文献记载的祠庙统计入手,分祈了河湟地区民间信仰的类型、分布、地域特点及其成因。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

当代中国的民间信仰经受了被阻挠、查禁,甚至被取缔的命运,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又有了很大的复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然而.民间信仰并非国家法定的宗教信仰,其生存状态仍然时常受到挤压,地方政府对其管理也具有较强的随意性,有时还将其视为封建迷信活动予以打击和取缔.在这种社会政策环境下,民间信仰继续获得较快的发展与较大的生存空间,这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民众的精神需求以及民间精英分子积极寻求民间信仰发展的合法性有关.     

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与地方信仰

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严重,驱蝗神信仰和龙神信仰格外受到重视。在民间,龙神信仰和驱蝗神信仰有着广大的信仰空间。而官方政权力量对于驱蝗神与龙神的不断祭祀与敕封成为驱蝗神与龙神在民间进一步传播、活跃的重要因素。驱蝗神与龙神信仰彰显了国家政权与民间信仰力量的良性互动关系,亦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宗教信仰的现世功利性。     

论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信仰危机预警机制的构建

立足于对民间信仰定义及其与宗教关系的厘清和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信仰危机预警的原因及其意义分析之上,以图表与建议和对策的形式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实现高效、及时、科学、合理的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信仰危机预警和规制提供理论支持和帮助,使预警机制通过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最终形成引导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信仰良性、有序、和谐发展的可靠手段。     

交融与传承：紧密型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建构——对三家台蒙古族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考察湖北省鹤峰县三家台蒙古族村民间宗教文化的类型及特点,可以发现在该村部氏族人生活中各种信仰构成了一个围绕社区生活的完整体系,民间宗教文化已经深入到村民生活的脉落中,每个个体的成长都会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人一生的经历就交织在现实生活与对神灵的祭祀之中,生活与宗教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二者不可分割。因而,这一信仰体系可称...     

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宗教信仰研究

宗教信仰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构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长效机制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以云南省西部作为主要研究区域,在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的基础上,分析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对宗教的信仰和认识后,认为青少年信教有门类多、民族特点突出、传播形式多样、调适机制完备等特点;其原因是民族习惯与家庭亲友的影响、宗教文化与教义的吸引、心理需要等,并提出青少年宗教信仰的德育教育的具体措施.     

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形态与历代政府控制

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生活在浙江地区的人们在认知环境、认识自我以及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这些信仰,不仅在其生产、生活和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变迁中。其变迁的过程既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状况,还与中国社会整个历史变迁以及人口迁徙、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过程紧密相连,更与历代统治者的信仰及政策取向、治理举措息息相关。综观历代封建王朝对浙江地区民间信仰的控制举措,民间信仰的禁而不绝,一方面与无常的自然灾异有关,更与专制社会紧张的社会关系和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对民间信仰实施社会控制的本质,是以一种新的更具"主流价值"渗透力的社会控制形式取代旧有的松散无效的社会控制形式,旨在寻求不断巩固王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更广泛的社会信仰基础。     

人类学整体论视野下的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化——以广西红瑶为个案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是当前的一大理论难点,有必要从人类学整体论出发,讨论民间信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问题。民间信仰是广西红瑶传统节日、传统知识、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学等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抽离信仰使这些生活内容变得躯壳化。对其加以保护的关键在于尊重信仰为一个复合的文化整体和社会事实,实现活态传承。     

泰国的魂信仰

泰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同时也信仰其他宗教,其中魂信仰在泰国民间有着重要影响,泰国人魂信仰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组织以及传统的农业国家等因素密不可分。对泰民族魂信仰进行探讨,对于了解泰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以及开放、包容、和谐的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村落社会生活宗教构成的因素探析

以广西德保县为例,从条件归因、信仰归因和心理归因三个维度探讨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在民族地区得到发展的原因,认为村落的自然环境及其信教传统是基督教发展的基本条件,传统民间宗教未能满足人们宗教信仰的需要是基督教发展的促进因素,而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精神需要的满足是基督教发展的根本原因。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因区域环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而具有以下群体特征:他们在当地农民工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多来源于周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年龄更小、受教育水平更低;其就业领域集中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业;少数民族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相比数量较少,受教育程度更低,城市融入更难;其居住格局呈现围寺而居,小聚居、大杂居等特点;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有宗教信仰,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其人际交往呈现"去内卷化"特征,族际通婚的现象渐多。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汉代方士信仰的民间性质辨析

道教的诞生,与汉代方士信仰有着直接联系。在汉代,方士是最活跃的宗教信仰传播者,但是,关于其信仰的民间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晰的描述。从主流社会的排斥、传播的民间色彩看,方士信仰具有民间性质。因其民间性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信仰发生对抗的信仰;因有民间传播组织的存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实体。对抗性的存在,使方士信仰获得了宗教品质的升华,促进了新的宗教产生;同时,也为我们的辨析提供了理论意义,即汉代民间宗教发展的形态和道教产生的必然性,并因此可提出这样的设想:在方士大规模出现的秦汉之际就有了道教的雏形。     

凝聚与认同:民间信仰在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基于对临沂大裕村送火神民俗仪式的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村落民众共同的情感寄托,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约束乡村村民生活的有力规范,缘起于个体,逐渐蔓延扩展,最后发展为村落民众的共识,并形成了一套不断完善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绵延传承下来.民间信仰源于乡土社会,又维系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方式,有着繁琐的程序、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对维系村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及其仪式对村落的发展和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